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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偏的帝国:大明王朝谁当家-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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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院里的朱棣见到张昺和谢贵进来了，他笑容可掬地拄着拐杖，颤颤微微地站了起来。朱棣叫人给他们敬酒，但张、谢以公务在身无法喝酒为名，执意不肯接受。于是朱棣又拿起西瓜，啃了起来，脸上渐渐地『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张昺和谢贵发现了情势不对，连忙起身准备告辞。朱棣随即将手中的西瓜往地一扔，破口大骂。朱棣话音刚落，埋伏的刀斧手们就冲了上来，其实他们一直等候朱棣事先跟他们约好的暗号，见到朱棣把西瓜扔地，他们就一拥而上，迅速把张昺和谢贵给捆住了。这时又有燕王府的护卫将葛诚和卢振也押了上来，原来葛诚和卢振这两位忠于朝廷的燕王府“内『奸』”早已被觉察出来了，朱棣一直装作浑然不知，就等着一起收拾了。
燕王府内大殿上，朱棣发出了令人恐怖的『奸』笑，并下令动手。这边命令刚下，张昺和谢贵两个人头就滚落在台阶下了。可怜这两位建文朝的重臣、北平军政要员还没完全弄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已经命赴黄泉了。
第45章 致命的“多米诺骨牌”（2）（）
杀了张昺、谢贵，接着又把屠刀指向了葛诚、卢振等人，朱棣尚不解恨，此时他兽『性』大发，尤其是对葛诚和卢振两个“内『奸』”恨之入骨，于是他又下令将葛诚、卢振两家给灭族。
朱棣的暴行一下子震慑了众人，但就在节骨眼上有两个不怕死的书生出来极谏朱棣，一个是燕王府伴读余逢辰，安徽宣城人，因为供职于燕王府，他才来到了北平。此人不仅有学问，而且品行也端正，朱棣开始时对他很信任，但后来因为要密谋造反，他就一直背着余逢辰，想尽办法做好保密工作。然后无论怎么保密，毕竟同在一个燕王府内，余逢辰最终还是听说了朱棣他们的异谋，他找了好多的机会，竭力规劝朱棣不要干出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来，但每次都被朱棣敷衍过去。余逢辰终于明白：朱棣压根儿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当得悉朱棣将要起兵谋反的消息时，余逢辰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国家一旦有难，他将必定为国殉节。
余逢辰的家信写好寄走没多久，就上演了这出“西瓜宴”，朱棣连杀朝廷命官，余逢辰感到该是自己尽职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出来反复劝导，甚至泣谏燕王千万不要“君父两负”，但已经“中了邪”的朱棣哪儿听得进这种书生的“腐言”，反而觉得耳根难受，一怒之下将余逢辰也给杀了。
杀了一个书生余逢辰，朱棣本以为这下可全镇住了，可没想到又冒出了一个不要命的书生杜奇来。要说这个杜奇，在大明朝历史上并没有多大的名气，但他是当时北平城里有名的才子，燕王听说杜奇名气大，为了使自己的造反赢得更多人的支持，他就将杜奇请到了自己的燕王府里来，但使朱棣大跌眼界的是这个杜奇可也是正人君子，他来了燕王府看到了朱棣他们密谋的竟是“十恶不赦”的罪孽，他不仅不为朱棣出谋划策，反而竭力劝谏朱棣不要干出那种千古骂名的恶事来，朱棣早就听够了余逢辰的“腐言”，没想到又来个不要命的“腐儒”，他顿时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将杜奇也给杀了。
在专制社会里，帝国的君王们往往是踩着别人的尸骨而登上万人景仰的宝座。朱棣就是这么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杀了一个又一个，他正在兴头上，意犹未尽，于是就下令杀向燕王府外面。
再说燕王府外那些奉命包围燕王府的官军，和那些随同张昺、谢贵一起来到燕王府前的护卫兵士，他们一直在外等候着张、谢两位大员下达命令，压根儿就不知道燕王内发生的一切。等到太阳西下时，还不见张昺、谢贵出来，一些心急的兵士就开始偷偷地溜了，一些留下来的兵士好不容易等到这一刻，突然间看见燕王府的城头上有人挑着两个血淋淋的人头出来喊话了：“张昺、谢贵假传皇上圣旨，谋害燕王。今已被燕王斩首示众！将士们，你们千万不要再受蒙蔽了，大家都没事了，赶快回去，燕王就赦你们无罪；如果有人胆敢抗令不尊，燕王说了，要灭他的九族！”
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一下子将燕王府外的朝廷官军全给怔蒙了，有反应快的兵士赶紧逃命，也有的放下了武器，剩下一些想抵抗但还没来得及抵抗的，一刹那间全成了朱棣亲兵的刀下之鬼。
北平都指挥使彭二得悉朱棣公然举兵反叛的消息后，马上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奔驰在北平的街头，大声高喊：“燕贼谋反了，跟我杀贼者，有赏！”这一喊很快聚集了1000来号朝廷官兵，他们在彭二的带领下，向燕王府的端礼门发起了进攻，但因为都是临时凑合起来的，组织『性』差，很快就被朱棣的亲兵们被打垮了。
此时天『色』已暗，尽管张昺与谢贵这两位北平最高朝廷命官被杀了，但整个北平城还是掌控在建文朝廷官军的手中，尤其是北平城的那九个门都被守得严严实实的，如果不把它们一口气拿下来，以往所有的努力都会徒劳。
朱棣与手下主要干将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决定，乘着黑夜给九门守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一夜之间整个北平城的八个城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了”，到天亮时只剩下一个西直门还在朝廷官军手里。至此，整个北平全部被朱棣占据，一夜之间，建文朝廷在浑然不觉中丢了一个北方至关重要的军事重镇。
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废夺周王，建文削藩开始，到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燕王朱棣公然反叛，建文削藩宣告失败，经过历时一年的惊心动魄的削藩与反削藩之后，明王朝步入了你死我活的皇位争夺大战——“靖难之役”。
1402年，燕王朱棣带领军队进入南京城，称帝，从此明朝的历史翻开了属于永乐时期的一页。与此同时，明朝中央的政治权力体制也随着这位新皇帝的诞生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永乐皇帝朱棣认为在其父朱元璋搭建的权力框架之内，不可能再产生出强有力的辅政机构。他决定不完全拘于朱元璋的那一套，在权力的一亩二分地上，他要再搞出点新的花样来。
即位不久，他就“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直文渊阁，参预机务”，但这时候还没有打破六大部门分权制衡的权力分配体制。因此，内阁的参政议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权力集散失衡所造成的潜在危机，却并未从根本上打破旧有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六部长官和内阁成员共同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只是朱棣在遵从祖制的前提下做出的一种权变。
永乐皇帝开始尝试『性』地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他们的官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可以说是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并不排除这些人不是权力系统中的红人，因为他们全部是围着皇帝转的人，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国家政务，貌似宰相。
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上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又在内廷办事。所以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
我们知道一种体制的好坏，效果究竟如何，一方面取决于这种体制本身是否严密完善，另一方面取决于那些高层权力拥有者的识见、谋略、态度和活动。二者同样重要，有很多时候，前者还要受制于后者。体制的不完善或漏洞可以通过政治高层的具体行动或临时政策来设法弥补，体制缺陷带来的不良影响可以通过具体努力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和范围内。
开始参政议政拥有一定实权的大学士虽然事权不明，与部臣、宦官之间却也从未发生类似后世那样的严重权力冲突。因为永乐只让大学士做自己让他们做的事情，严令大学士和六部发生其他关系，他以此防止造成权责不清引发冲突，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但他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没有学过哲学，不明白这个世界，不是静止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第46章 致命的“多米诺骨牌”（3）（）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在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是汇集到通政司（相当于国务院办公厅），这个机构是中央联系地方的纽带。通政司将文书登记在册，录下副本，随后又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办公厅主任或副主任）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作最后的批示，这就是票拟的整个过程。皇帝的御批通常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再下发至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求遵照执行。
所以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那些掌握了票拟权的大学士就等于掌控了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也等于同时掌握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官家权力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它带来的恶果也随之显现。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朱元璋以为他的那些后世子孙会像他学习，人人争做劳模，靠着不眠不休“白加黑、五加二”的精神把朱明王朝推向千秋万世。可惜的是他的子孙们虽然流淌着他的血，却没有继承他的革命意志。他们渐渐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他们最后索『性』将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交给了身边宠幸的宦官们，也就是说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也同时失去了效用。皇帝和满朝文武就这样被架空权力，朱明王朝在一帮阉人的胡作非为之下，跌跌撞撞，一路踉跄。
第47章 帝国的荷尔蒙时代（1）（）
明朝的文官集团在永乐皇帝朱棣之后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也由此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明朝成化年间的官员陆容在其所著的史料笔记《菽园杂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永乐年间有位名叫慧暕的老僧，曾经参与编修《永乐大典》，后来归老兴福寺。这位老僧曾经对那些慕名而来的听禅客说过：洪武时期的文人是帝国制度的“还债者”，而永乐之后的文人却成了制度的“讨债者”。洪武皇帝活着的时候，那些文官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惊吓。他们为帝国的创建出了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所以这个时期的读书人是“还债者”。
等到永乐皇帝之后，读书人在帝国的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建国初期的“还债者”摇身一变成为“讨债者”。
老僧口中的“还债者”与“讨债者”，变因不在读书人自身，而在于皇帝对待读书人的态度。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帝国的政治制度由建国初期的铁血高压政策，逐渐向软制度化方向转变，由此皇帝在对待读书人的态度上也截然不同。陆容借着僧人之口感叹道：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来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
帝国的刚『性』制度之所以会在永乐皇帝之后趋于缓和，并不是因为朱元璋的后世子孙们越来越慈悲为怀的缘故。这主要还是因为文官集团这时候已经成为帝国权力股份制公司的大股东，皇权反而变得无足轻重。文官集团的坐大主要是由于明朝的皇帝们越来越无法把握帝国政治的游戏规则，从而使得自己在这场权力博弈中逐渐丧失了这场博弈游戏的主动权。最后皇权这架马车只能任由文官们拖着一路狂奔，而皇帝在权力结构中俨然就成了一个“隐形人”。
文官集团在完成自己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要利用各种手段来驾空皇帝的权力。用那些文官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要让皇帝成为一个垂拱无为的“圣君”。什么意思呢？就是让皇帝成为一尊看上去让人敬畏，实则不中用的泥菩萨。要实现这一想法就要想办法将皇帝禁锢在紫禁城中，然后找一些既有学识，又有官场经验的文官没完没了地向皇帝灌输儒家经典。皇帝年幼，任由文官们摆布也就算了。可是作为成年人的皇帝，这种填鸭式的思维禁锢必然使其产生严重的逆反心理，君臣之间也由此产生激烈的矛盾冲突。
有位名叫陈祚的文臣就曾经拿着《大学衍义》在明宣宗朱瞻基面前不间断地讲说，惹得明宣宗大怒道：“大胆狂儒，你这是在欺负朕没有读过书（竖儒薄朕未读《大学》）！”
皇帝愤怒的结果很严重，陈祚全家老小都被收监，判为终身监禁，陈祚的父亲也病死在狱中。明宣宗在将近三百年的明朝大历史中算得上是守成明主，在他当政的十年里，也是帝国极盛之时。
公平地说，与明朝的其他领导者相比，明宣宗朱瞻基还算是有君王之度的。
由此开始，帝国的每一位皇帝在位时都和文官集团有着不同程度地纠结缠斗，两大权力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进入到一个井喷时期。
在明朝的十六位皇帝中，正德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应该算是其中最为异类的。正因为他的异类，才让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大历史留下了一段荒诞不堪的岁月。一百多年后，江山易主，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表现出三心二意，他的老师马上就会抬出朱厚照作反面教材。老先生会激动地拍着桌子训斥：“难道你想学朱厚照吗？”言下之意就是，作为皇室子弟做人不能像朱厚照那样无耻。
明朝弘治十八年（1505），明孝宗朱祐樘驾崩，他那十四岁的独子朱厚照毫无悬念地继承了皇位。在历史上，连一个竞争对手都没有的皇子是幸运的。
如果朱厚照没有成为后来的正德皇帝，那么他顶多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少年。生在民间社会，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体内的荷尔蒙正满天飞，想让他不折腾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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