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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战将-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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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这本书由《解放军报》连载下发到所有参战部队。
谈到此处，陶汉章的夫人汤景秀『插』话说：“有一天，我接到前线一位干部打来的电话，他问我，这本书为什么不早点发表，他说如果在出征前发表就好了，这样他们部队就会少死好多人。”
可见，一本管用的军事书在战场上的作用有多大。
第五本书——《孙子兵法概论》
这是《解放军报》的一则报道，题目是“海湾战场上的‘中国人’”。报道大意说在海湾战争中，美国海军陆战队人手一册中国的《孙子兵法》。据说，美国人打了这一场漂亮的速决战，就是受到了《孙子兵法》的启发：“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兵贵胜，不贵久。”
那么，中国的《孙子兵法》是怎样进入美国的军队呢？
陶汉章将军为我们解开了这个谜。
他说：“海湾战争中在美国军队流传的《孙子兵法》实际上就是我写的《孙子兵法概论》。”
陶汉章的《孙子兵法概论》1985年10月出版，到了1991年在国内共印了五次，印数达142000本，可以算是畅销书了。后来我国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外交官袁仕斌翻译了这本书。翻译得很好，既通顺易懂，又有很多例子说明道理。他的译作很快就在纽约史特林公司出版。海湾战争前，美国星条旗出版社特意买了一批书发给美军的高级将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上，美军参谋长向各参战部队推荐了《孙子兵法概论》。美国国会高级顾问布尔金斯基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说：
“我读了你的书，不仅我一个人受益，我相信所有的人读了这本书都会受益。”
《孙子兵法概论》不但走向了海湾战场，也走向了全世界。它有美国、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五个国家的译本，在世界数十个国家出版发行。
谈起这几本书在我军军事科学中的价值和地位，陶汉章将军谦虚地说：“这些书本来应该是刘帅、叶帅、粟裕大将、陈赓大将他们写的。可惜他们军务、政务繁忙，无暇顾及，只好由我来班门弄斧了。”
难忘刘帅教诲恩
《军事问答100题》，1935年；
《游击战术纲要》，1938年；
《战争问答》，1940年；
《参谋工作守则》，1948年；
《热带丛林作战》，1978年；
《现代条件下的司令部工作》，1981年；
《孙子兵法概论》，1985年。
陶汉章将军递给我一张表，从这张表中我看出了一个问题，从1948年到1978年共30年时间里，将军没有写过一本书。
这是什么原因呢？
陶汉章将军说：“除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外，主要是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工作，先后担任过训练部副部长，军事科学研究部副部长、部长，训练总监部科学条令部副部长。”谈到这里，将军的眼前似乎出现了一位个子高高、和蔼可亲、戴眼镜的长者，他就是南京军事学院的创始人——刘伯承元帅。
那是1950年底，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对陶汉章说：“『毛』『主席』写了封信给刘伯承同志，叫他回来办军事学院，你去送这封信，征求一下他有什么意见。”
陶汉章当天就持着『毛』『主席』的亲笔信乘飞机到重庆见刘伯承。刘伯承看了信对陶汉章说：“君命召，不俟驾行矣。”
陶汉章将军把这几个字写给我看，说：“他的意思就是皇帝有命令，不要等车子，跑步就走！”
于是，在刘伯承的主持下，南京军事学院组建了，陶汉章被调去当刘伯承的助手。对于陶汉章将军来说，这是一段既值得留恋又值得回味的日子。
“有一次，刘帅把我叫去，说有些学员反映，我们教的都是苏联的东西。现在课程上到《战役法》。为了便于理解，你是不是讲一讲《孙子兵法》。我说，自己虽然1936年看过孙子，现在都忘光了。这个东西不好讲呀！刘帅说，没有关系，我们把战役系的教员都叫来一起研究一下。第二天，刘帅就召集我们开了个座谈会，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孙子》是一篇散文，虽然分成13篇，但其中观点重复和相互雷同的地方很多，按照文章的顺序讲不太好办。我想可以讲以下六个问题。这六个问题是：一是智谋；二是兵势；三是奇兵和正兵；四是虚和实；五是论用兵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六论用间。”
陶汉章将军说：“那天刘帅布置任务后，我又看了一遍孙子，很难理出个头绪来。听了刘帅一席话，茅塞顿开。但我说，智谋是不是改为谋略为好。刘帅拍案叫好。那时候领导水平越高越虚心，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这六个问题30年后成了我写《孙子兵法概论》的主要框架。”
“还有一次，刘帅又把我叫去，神『色』严峻地对我说，我今年60多岁了，你还年轻，能不能帮我做一回赵子龙，在前面冲杀一阵子？接着他告诉我，为了纪念斯大林诞辰，军事学院苏联总顾问罗哈里斯基中将为他准备了一篇讲稿，题目是《斯大林军事科学的优越『性』》。他说，我看了一遍，觉得文章里面一些提法有些夸张。但考虑到两国的关系，又不便改动。我讲，就代表学校，代表了中国军队，似乎不太妥；由你去讲就不要紧了，你去当一回赵子龙怎么样？”
一个领导请求一个助手帮忙，这怎么好推辞呢？
这里有一个背景，那时正是1953年，从北京刮下了一阵风，要批教条主义。
军事学院的一些学员们也纷纷向学校提意见，要批判照搬苏联一套的教条主义。
所以这次讲课更具有很大的风险。
第二天，陶汉章拿着《斯大林军事科学的优越『性』》讲稿走进坐满了高级领导的课堂时，眼睛不禁湿润了。刘伯承早已坐在讲台的一侧微笑地望着他。开课的铃声响后，刘伯承还过来给陶汉章倒了一杯水，轻声说：“你就像在前台演戏一样，我在后面给你‘把风’！如果他们提问题，你不要回答，我来回答。”
后来刘伯承果真挨了批，在军委扩大会上流着泪作检讨。陶汉章当然也未能幸免于难，他成了搞教条主义的黑干将。这也是陶汉章将军20多年没有写东西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坐着轿子参加革命
1933年冬，在一条通往湘赣边区的崎岖山路上，行进着一顶慢慢悠悠的轿子。轿子里坐着一位穿长袍、戴礼帽的先生，面孔白净，眉清目秀。
他，就是前往投奔红军的青年陶汉章。
“我是坐着轿子来参加革命的，”陶汉章将军告诉我，“这在当时的根据地可成了大新闻啦！”
我们知道红军队伍中大多是工农分子，他们都是赤着脚来参加革命的，而陶汉章却坐着轿子来参加革命，这放在现在也是新闻。近年来，我采访了100多位老将军，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任弼时政委很重视，他当天就接见了我，”陶汉章将军继续回忆，“任弼时告诉我，知识分子要工农化，要准备吃苦，要准备打仗。”
将军出生在五代书香世家，祖父是清朝翰林，父亲当过江西国民议会议长。
本来他完全可以在家过富足安稳的生活，但他不愿在家里“舞文弄墨”，偏要到红军队伍中去“舞刀弄枪”。
到了红军队伍后，他没想到事与愿违。一心想“舞刀弄枪”的他却唱起了“舞文弄墨”的角『色』：湘赣军区红军学校教员、主任教员，湘鄂川军区红军学校教务主任、军事总教；庆阳步校队长兼教员；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教育科长、训练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教育长，华北军政大学教育长……陶汉章“舞文弄墨”还真弄出了名堂来。他在从事军队教育工作中先后编着的七本书都走向了战场，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正因为“舞文弄墨”，使他的“成分”老被打入另册，一有什么运动，便首当其冲地挨冲击。
“文化大革命”中，陶汉章将军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身陷囹圄。1971年平反出狱，那天正好过重阳节，老将军有感而发，挥笔写了一首诗：
几度重阳几度秋，壮士暮年心悠悠。
愿挑重担肩重任，自愧无功着轻裘。
盛世伯乐应常有，度外沧桑任去留。
读罢马列出书塾，轻帆稳舵泛中流。
不知怎么这首诗传到了叶剑英元帅那儿。叶帅读着读着笑了，他说：“诗是好诗，就是有点牢『骚』。”
1993年初，在叶帅的推荐下，陶汉章将军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任副校长，继任军事学院副院长、顾问。
第44章 陈士榘：十万大军神秘进出罗布泊（1）（）
核时代苦恼着人类，“核后”时代仍然苦恼着人类，因为核武器的意义至今不明——人类并没有真正经历一场核战争。
于是，产生一种幽默：最厉害的武器不再是武器，它只是个心理威慑。
——朱苏进《战争与人》
1994年初春的南国羊城，正是英雄花盛开的时节，笔者采访了共和国上将陈士榘。一位86岁的老人，仿佛一座小山似的从内室缓缓移到客厅来。他的衣着有点出格：身穿紫红『色』对襟大褂，头戴一顶黑『色』花缎小圆帽（印尼苏加诺总统戴的那种帽）。方方的脸庞上，嘴阔、鼻高、耳大，双颊绯红，浓浓的两道剑眉下，一双曾经洞察战争风云的眼睛依然闪烁着智慧和敏锐的光芒。
老人不用拐杖，推开家人和秘书的搀扶，径直走过来和笔者握手，然后转身坐在沙发上，依然像一座山。
陈士榘将军是仍然健在的秋收起义参加者之一（还有一位为张宗逊）。在红军时期，他曾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是林彪十分赏识的高参。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过八路军的主力115师参谋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转战华东，出任过战功赫赫的第三野战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第一任司令员，曾任特种工程兵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士榘将军一生戎马倥偬，战功卓着，然而最为将军所自豪和乐道的，是他亲自组织和指挥了我国“两弹”基地的建设。
一次惊险的秘密飞行
一架苏制伊尔军用飞机缓缓飞离北京，飞机经太原到银川，绕行兰州，再直奔新疆哈密。蓝蓝的天空中，呈现出一条被拉长了尾巴的大“s”形航迹……陈士榘将军回忆：“不知道是由于飞机飞行高度的逐渐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还是什么原因，好像有一沉重的东西压在我的身上，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我使劲地做了个深呼吸，透过机窗玻璃，鸟瞰大地……”
1958年盛夏，陈士榘将军率30多人在北京西郊机场乘机飞向祖国的大西北。
同行者不是那些跟随将军身经百战的将士，而是一批彬彬有礼的专家学者，他们是二机部、科学物理研究所和工程兵勘察设计部门的专家，还有几位负责核试验基地的苏联专家。
这是一次担负重大使命的秘密飞行。
1958年4月的一天，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大楼里，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军委会议正在进行。当周总理宣布，“请钱学森同志谈谈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无不以敬慕的眼光望着钱学森。会场一片寂静，钱学森发言时，这批身经百战的元帅和将军们听得十分专注、认真，既如饥似渴，又兴奋异常。
会后，陈士榘将军问钱学森：“在发展两弹方面，我们工程兵能做些什么？”
钱学森回答：“搞两弹是离不开工程兵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个月后，党中央根据军委会议的报告决定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10月8日，成立了以钱学森为院长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1958年夏，『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上指出：“没有原子弹这东西，人家说你不算数，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在国防部大楼召开的这次军委扩大会决定，尽管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两弹”工程不能下马，核弹试验继续进行。
陈士榘将军说：“原来两弹工程都不是工程兵的事，开始军委决定由炮兵担负导弹基地建设任务，炮兵司令陈锡联建议，还是由工程兵来搞合适。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意见。核基地建设任务本来是国防科委负责，但他们也认为困难很大，要求工程兵帮忙。后经上级批准，导弹试验基地与核基地均由工程兵负责建设。导弹试验基地代号为xx基地，核试验基地代号为xx基地。这样我的肩头压上了两个沉重的担子。”
飞机降落在新疆哈密机场。翌日，陈士榘将军一行分乘两架苏制直升机飞向敦煌以西的罗布泊东北上空，宏观观察了这片荒凉的沙漠。绿『色』渐渐消失，一片滚滚黄沙自飞机头部涌来，接着便是红黄相间的大沙漠，有几块绿如玛瑙的小水域点缀其间。
陈士榘将军说：“核试验区的要求是200公里半径范围内没有生物。这次空中勘察确定了核试验区域，根据苏方专家的意见，我们初步划定在哈密以南，敦煌以西。这块地区荒无人烟，基本没有有价值的工农业基地，地势平坦开阔，符合试验要求。”
“飞机从北疆飞往南疆，经过阿克苏时，眼前出现了一片银『色』的世界。”陈士榘将军继续说，“你一定以为是雪，其实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杏花开了。”望着我惊讶的神情，老人微笑着说：“这大概是因为天山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寒流，又得益于阿克苏河水的缘故。当时的北京只是偶见艳阳春『色』，这里早已杏雨丹红，气候特别温暖。”
1959年初，陈士榘和万毅、孙继先三位将军再次到罗布泊勘察。勘察结果认为，这里的地形、地质条件符合要求，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核试验场区。他们联合向国防部报告，建议核试验场地定在罗布泊西北地区。不到一个月，中央批复同意。随之，一万人的施工队伍开进了罗布泊。
“这是一次冒险飞行。”陈士榘将军忘不了那次飞行的惊险历程。
为了观察方便，陈士榘干脆坐在驾驶员和机械师中间。过了阿克苏后，飞机连续飞行了3个小时，看不到一块绿地和村庄。当飞机靠近天山时，陈士榘问驾驶员：“能飞进峡谷去吗？”
驾驶员回答：“从没有飞过！”
“进去看看行吗？”
“这……”
陈士榘再三动员，驾驶员才勉强同意试试看。
“请首长坐稳，飞机准备进入天山峡谷！”
驾驶员话音未落，眼前突然一片黑暗，飞机像被装进了一个四面封闭的匣子里，令人『毛』骨悚然。三将军面面相觑，不知此行是凶是吉。
飞机在黑匣子里飞着飞着，眼看就要撞到山崖，突然，大伙儿只觉得身体往上一提，飞机猛一抬头，直『插』一个山岈口。一出山岈口，眼前豁然开朗：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塔里木大盆地出现了！
“我内心总有一种自豪和不安的复杂感觉”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连长在新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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