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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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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普森写道，排在这支迎亲队伍末端的是帝王华盖，“它有些像佛教所用之伞，也属于三重伞的一种”。紧随其后的就是皇后新娘的花轿。花轿之主体由黄『色』丝绸制成，轿顶为金『色』，形状与皇冠相近。花轿被装饰以龙凤图案。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十分欣赏花轿的装饰风格。他写道：“（花轿）没有饰以粗俗的珍珠和黄金，相反，其装饰无法再简单和朴素了。”
在对仪仗队元素构成的描述上，《每日新闻》的另一篇未署名的报道——也可能是辛普森所写——有些许的不同。1872年12月14日出版的《便士画报》引述了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
仪仗队队伍不是很长，但他们的服装都很华丽。首先出现的是一位骑马的亲王；然后是48匹白『色』小马，领队者身着猩红『色』外套；一组乐队，成员身穿猩红外套，没有演奏；32面旗帜，48把扇子（又大又圆的东西），2把黑伞，2把白伞，6把黄伞，6把红伞，2把蓝伞，2把绣了图案的黄伞，192盏灯笼（所有这些东西都由身穿猩红『色』服装的人拿着）；醇亲王骑在马上，看上去很英俊，他身旁是四人抬的轿子；然后是新娘的金黄『色』花轿，由16名轿夫扛抬，都身着猩红『色』外套，还有16名随时准备换肩的轿夫；其后是骑马的官吏，大约有100人，都身穿华服，步行官吏大约有200人。
如与《大清会典·舆卫》篇章作一对照，则可发现西方记者对仪仗队诸元素的描写接近真实。不过，他们提到的仪仗队中的“花轿”、“伞”、“扇”、“彩旗”等物，皆属皇后仪驾之设备，在《大清会典·舆卫》篇章中都有专词特指：
“花轿”被称为“凤舆”；“扇”被称为“凤扇”，既有圆形的“龙凤扇”，也有非圆形的“鸾凤扇”，“有明黄红二『色』”。“金瓜”则有两种，依瓜之形状不同而分别为“卧瓜”和“立瓜”，皆雕木为之；“彩旗”则被称为“凤旗”，缎质，有五种颜『色』。而文中所谓的“帝王华盖”或各式“三重伞”，应该是皇后仪驾中的“九凤曲盖”、“九凤伞”或“花伞”。无论是“凤伞”还是“凤扇”，其高度皆一丈有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凤舆”。根据《舆卫》的记载：“皇后仪驾凤舆，木质，髤以明黄，通高七尺，穹盖二重，高一尺五寸五分，上为八角，各饰金凤……升以十六人。幨销金凤，四柱四周绘金凤，坐具绣彩凤，倚同抚式，皆绣金凤”。
蹲守鸦片馆
根据辛普森的报道，清廷曾给驻京外国公使团发文，请求公使们禁止本国国民在10月15日或16日靠近迎亲仪仗队所经之路。辛普森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在文章中写道：“人们很自然地会问，既然不让人看，那么，清宫弄如此庞大的婚礼阵势到底目的何在？”尽管如此，这位记者仍然见证了这个过程。
辛普森写道：“我有两到三个突破障碍的计划，最终，我接受了由某位女士发出的邀请，这位女士与公使团的某位成员有往来。这位女士有许多中国朋友，她为我在一家商店找到了一个好位置。这家商店位于仪仗队的必经之路上。”
根据辛普森的描述，这家所谓的商店其实是一家又脏又破的鸦片馆子，不过，它那不起眼的外观反倒是不错的掩护。这家鸦片馆坐落在一条狭窄街道的拐角处，距离皇宫仪仗队将要经过的那条街道非常近。
随作者一起在这家鸦片馆蹲点的，还有一位身份不明的女士，一个渴望看到皇后花轿的小女孩，以及一名充当向导的中国『妇』女。他们一行四人在15日晚上9点抵达鸦片馆。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新娘的花轿将在15日午夜11点左右离开“新娘府”，要在16日凌晨2点之前抵达皇宫。这段时间被认为是“吉时”。
辛普森对蹲守鸦片馆经历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的面貌，尤其是晚清军队的纪律情况。因为前厅还在营业之中，辛普森等人不得不先在后院待着，一边喝着茶聊着天，一边看着烟客们吞云吐雾。后来，他们四人被领到了前厅。这篇文章写道：
我们经过了一间后房，里面有两到三个人躺在垫子上，正在吸这种舒缓的『药』物，他们没有看见我们。我们来到了前厅，那里非常的黑暗。窗户以木架为主体，其上覆以薄纸。以指尖在薄纸上戳一小口，就能看见外面的情况。当时正值满月当空，外面情形清晰可见。窗外悬有几个灯笼，以照引路人。有几个士兵正在院外无所事事。此时，所有的店铺已经打烊，使外面风景有些荒凉。它让我记起巴黎公社（theparismune）期间的巴黎的某条街道，商店和橱窗都关了，街上除了士兵之外，再见不到其他人。
在仪仗队将要经过的路上，已铺上新的黄『色』沙土，颜『色』足以被认为是帝王之『色』。我们看见一条狗经过了这条路，这条德比狗（derby）似乎是专门赶来表达对皇帝大婚的祝贺……我们能听见值勤士兵说的每一个字，事实上，一些士兵就站在我们鼻子底下。我们谨小慎微地让自己保持安静，耳语交谈时几乎都不发声。
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忽然又一名旗人士兵向屋门走近，他打开了门，并进了屋。当他进屋时，他的衣服还接触到了我。他没有左顾右盼，直接进入了后面的鸦片房中……这些人在那一天已经值勤了很长时间，没有吸食已经成为习惯的鸦片，他们的烟瘾早就犯了，把他们折磨得颇难受。因为知道这家是鸦片馆，所以那人就冲了进来。鸦片馆的人告诉我们，即便那人看见了我们，他也不会告发我们，因为他进屋抽鸦片也是犯罪，不会为了告发我们而连累自己。在那天夜里，其他士兵也陆续进出这家鸦片馆。当夜，有一名检查路况的官员经过，他向站在我们面前的那位士兵问道，是否所有人都被阻止观看了，我们听到这位士兵迅速作出了回答：“没有人有胆子偷看。”我们差点笑喷了。
在15日午夜12点左右，蹲守在鸦片馆的辛普森看到了返回皇宫的仪仗队的最前面的阵容：白马、五颜六『色』的旗帜、高高的伞和各式巨扇。他写道：“因为乌云将满月遮盖住了——似乎是响应不准偷看仪仗队的诏令，光线在那个时候很微弱，因此，这些东西看上去颇阴森。”排在这个队列之后的，是200盏灯笼，灯笼上装饰有中国汉字——“囍”。然后是由皇帝赐给新娘的册宝、帝王的华盖以及新娘的花轿组成的队列。
这个时候，皇后已经在花轿之中。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花轿之旁，有个人举着一只燃烧着的御香。因为中国人吸食鸦片的形象在西方深入人心，作者在文章中开起玩笑说，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支御香或许是为了方便新娘吸食鸦片。当然，他很快便否定了这种假设，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花轿四周并无开口，新娘也完全被吉服覆盖了……这支御香是为了方便计时，以便可以在定下的‘吉时’赶到宫中”。
辛普森在文章中写道，只有迎娶皇后的仪仗队有资格经由南门进入皇宫，而迎娶其他妃子的仪仗队则只能从某个北门入宫。
因为无法入宫一探宫中礼仪的究竟，辛普森就对中国民间婚礼在家庭中举行的仪式作了一番简单的交代：
中国人的婚事有一长串的仪式……新娘一到新郎的家里，两个人就坐在一起，要喝上一杯酒。所用的两只酒杯通过一根红线相连，而且喝的是交杯酒。洞房之中有各式茶点。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要一起敬拜天地。不过，如果新郎娶的不是正妻，他们就不会有这个动作。他们还要敬拜祖先。婚宴要持续很多天。
对于新皇后仪仗队入宫一节，《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录是：“丙申子刻（15日夜11时至16日凌晨1时），皇后由邸升凤舆，銮仪卫陈仪仗车辂，鼓乐前导，由大清中门行御道，至乾清宫降舆。上具礼服，候于坤宁宫。丑刻（1时至3时），行合卺礼。”次日，即10月17日，同治帝率皇后先至钟粹宫向慈安太后行礼，再至长春宫向慈禧太后行礼。在此之后，皇帝至乾清宫，皇后率其他妃嫔向皇帝行礼。
多重解读
对于中国皇帝的婚事，西方人难以理解的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皇帝会在只有十六七岁的时候就结婚？第二个问题是，为何会在没有见过未来妻子的情况下就同意结婚？
正如英国伦敦的《波迈晚报》的评论：
在中国皇帝结婚的这个年龄，英国的孩子们正在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从事学业，而中国的皇帝却承担起了婚姻的责任……在中国礼仪的严格规则之下，即便是平民能享受到的最低限度的自由，对天子而言也是禁止的。
英国《每日新闻》则发表评论说：“这似乎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不过，帝王的爱情似乎与普通生活中的普通爱情截然不同。我们可以试猜想一下，当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处在皇帝新郎的位置，在想象未来妻子的模样时，他可能会在心里勾画他理想中的妻子，也可能会出现像爱情这样的感觉。”
这段评论显然并非对问题的回答。事实上，与上述两个相对浮于表面的问题相比，西方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这种婚姻会对皇帝的『性』格或人格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国家事务。
英国《便士画报》于1872年12月2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如此写道：“在同治皇帝大婚前一年，太后派了四名‘老师’（teachers）或‘婚姻教授’（professorsofmatrimony）伺候皇帝，她们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士。在皇帝大婚之后，这四人之中的一位将被后宫接纳。没人知道皇帝的『性』格或情感会从中受什么影响。”
英国记者辛普森在为《每日新闻》而写的特稿中感叹道：
皇帝做的每一件事情，以及每个人为皇帝做的事情，都必须严格遵循一本礼仪之书。皇帝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从他出生一直到死亡，都要遵照这本书执行。据说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增加到了200章左右。无疑，其中一定有很多卷涉及到诸如皇后的选拨、帝王的威仪等重要的事项，但是，我们很难理解的问题是，“爱的艺术”（theartoflove）如何能被一部浩若烟海的皇家法典或四名“婚姻教授”所教会。
如果前文提到的那则故事——同治皇帝梦见一位驼背的女孩——属实，那么，或许可以说明当时这位皇帝的心中还有正常人的感情和爱，尽管他的命运将不得不受那些面目可憎的礼法的摆布。但是，这种“正常人的感情和爱”到底能保持多久呢？
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辛普森在文章中写道，他很难想象这位皇帝的真实『性』格是什么。“这位年轻的皇帝被关在整个世界的门外。在他的众多称号中，有一个叫‘孤家寡人’”。
无论是“孤”还是“寡人”，都是秦代之前君主的自称。这种称呼原本是谦称。比如，“寡人”的意思即是“寡德之人”。君主之所以如此自称，原本是为了提醒自己要注重德行，执行德政。然而，政治现实的残酷却使得他们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皇子们自离开摇篮之日起，就被教导以帝王之术，平时不苟言笑、深藏不『露』，不会多说一句话，也不会多有一个动作或表情。而朝臣们也大都遵照礼仪行事，不敢越雷池半步。上下都一般的拘谨。
比如，英国《每日新闻》在同治皇帝大婚期间发表的一篇文章如此分析中国皇帝不愿意让西方记者拍照的原因：
很可能在皇帝祖先确定的的礼仪规范中，没有列明皇帝应该如何面对镜头、应该采取何种坐姿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即便皇帝想尝试拍照，他面对镜头时也会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拍出的照片不会有取悦皇帝的效果。我个人的意见是，摄影师提出的拍照被皇室拒绝应该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随着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接触日益加深，类似“孤家寡人”这样的词语触动了敏感的西方人的神经。在对中国皇帝的婚事的观察过程中，西方媒体中那些天才记者已经触及中国文化的核心层面。他们忍不住要提的两个问题是：如果某个灵魂如此孤立于其他灵魂，他怎么可能健康地成长？！如果某个人的内心几近封闭，从不与其他任何人的心接触，那么，他怎么可能感知并了解外面的世界？！
显然，这两个问题并非只针对皇帝的大婚或者皇帝的人格，而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人格，针对那种自视甚高以至于固步自封、画地为牢、闭关自守、信奉祖宗之法不可变、以制度创新为罪过的中国文化的人格。
后宫生活
在西方媒体对清朝后宫的报道中，东西方宫廷婚姻制度上的差异得到彻底地展现。
在中国，有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之说，佳丽们的封号或者级别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以清朝而言，在康熙定制之后，后宫以皇后至上，次为皇贵妃、贵妃，再下依次为妃、嫔、贵人、常在、答应等。而英语媒体能用的单词主要只有两个，一个是wife，指妻子，另一个是concubine，指妾。
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媒体对清朝后宫事务的报道，往往让人难以完全得其要领。他们将皇帝的妻妾们分为几个级别，有所谓“一等妻”（wivesofthefirstrank），“二等妻”（wivesofthesecondrank），以及“三等妻”（wivesofthethirdrank），在这三等之外，其余的被称为“妾”（concubine），甚至被称为女仆（femaleservants）。
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是因为西方宫廷崇尚一夫一妻制，而中国宫廷则崇尚一夫多妻制。而且，在西方，一夫一妻制也并非仅是宫廷遵守的婚姻原则，而是整个社会都遵循的原则。正如在古代中国社会，一夫多妻也并非皇帝专享之制度，民间也盛行此风。其原理并非上行下效那么简单。
古代西方与中国婚姻制度的不同，反映了两者在经济制度、继承法制度、宗教文化制度等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别。因为这个议题并非本书主旨，多费笔墨似乎不大合适。不过，宗教制度上的因素却值得一提。
尽管西方人经常说，“一夫一妻制（的历史）与亚当一样古老”，基督教的教义推崇一夫一妻制，然而，不少基督徒——严格地说是天主教徒——甚至包括牧师，也曾背离过一夫一妻的婚姻原则。比如，在公元8世纪初的时候，如果某个男人的妻子患重病，他就可以再娶一位妻子，只要他照顾第一个妻子。
为了保护教会财产不被牧师的后代继承，1022年，罗马教皇本尼迪克特八世禁止牧师结婚。显然他的命令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在1139年，教皇英诺森二世再度禁止牧师结婚，已婚的牧师不得不与妻子离婚。在之后，一夫多妻制逐渐被定『性』为罪（sin），离婚也不被罗马教会允许。
最有趣的例子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他拥有过6位妻子，但与中国的皇帝不同，这6位妻子并非同时拥有。
1509年，亨利八世娶了第一位妻子凯萨琳王后（catharineofaragon）。这位王后没能给他生育子嗣。后来，他又爱上了妻子的侍女安妮·博林（anneboleyn），并决定与凯萨琳王后离婚。但是，他的决定遭到了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反对。1533年，亨利八世与安妮秘密结婚。次年，这位国王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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