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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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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皇帝充满无奈的人生，他们看到了这个王朝的末日。
19世纪的西方记者已经注意到，中国的皇帝有着双重身份，他不仅是世俗的君主，同时还是最高祭司。
到了中国，西方的格言“国王不会有错”升华成为“无论皇帝做什么，都被认为是神圣的、正义的、完美的”。于是，皇帝做的许多事情，欧洲人看见了会皱眉，而在中国，却被当做宗教的神圣旨意而被接受。
在西方记者眼中，在世俗与宗教事务上兼具最高地位的中国皇帝，与历史上的希伯来的国王们有些相像。正如伦敦《康希尔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他将充分发挥自己的每一项能力，无论是作为坐在龙椅上的皇帝，还是作为站在祭坛前的祭司，或者是作为享受天伦之乐的家长”。
最能表现皇帝祭司身份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重要的节日上，尤其是新年。1887年1月3日，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讲述身兼国家祭司身份的光绪皇帝如何过新年。他们发现，祭司身份在带给皇帝权威的同时，也成为皇帝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文章开篇写道：
在世界上所有的国王之中，恐怕没有谁的日子过得比中国的皇帝更不自在。在最好的时光里，他的时间表被掌管礼仪的官员仔细地制定，没有留出一点空闲的时间。而在一年之中，又没有哪段时间像新年那样，让那些低三下四的官员们感到如此兴奋，让皇帝肩上不得不担负的职责显得如此令人厌烦。
作者向西方读者交代了中国的新年与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新的一年始于太阳进入宝瓶宫（aquarius）之后的第一轮新月，因此，中国的新年可能在1月21日至2月19日之间的任意一天。在新年期间，北京的气温通常在零度以下，河流都被冻住了，地面上会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在欧洲人——欧洲大部分地区冬天同样寒冷——看来，既然北京的天气如此恶劣，如果将皇帝办公的时间定在中午前后，定在阳光最充足的那段时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情正好相反。
这篇文章写道，根据先帝们定下来的规矩，皇帝不得不在新年那一天的凌晨4点离开乾清宫，尽管此时距离太阳升起还有四个小时。在由亲王、大臣、弓箭手、乐师等人组成的一大批人的护送之下，皇帝要在凌晨4点去往立有祖先牌位的奉先殿，他要在这里上香、跪拜祖先牌位，祈祷祖先保佑江山社稷。
奉先殿位于紫禁城景运门东北。顺治十三年（1657年），皇帝下诏兴建此殿，并于一年后建成。奉先殿的祭司制度如下：
在元旦、冬至、岁除、万寿、册封、月朔望之日，“奉神位前殿，帝亲行礼，供献如太庙大飨仪”；在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阳、重阳等寻常节日，以及国忌、清明、霜降、十月朔等哀慕期，皇帝也要亲祭，但是“不赞礼、作乐”。
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的记者写道，在祭拜完先祖之后，皇帝还要向在世的长辈行礼。“现在这位皇帝要拜访慈宁宫，也就是慈禧太后的住所。他要在这位威严的女士面前磕头行礼”。
而后，皇帝要在早上8点赶到中和殿，在那里接受朝中大臣代表的行礼。然后，又要去往太和殿，接受蒙古亲王、朝鲜特使以及其他驻京代表的行礼。“在冬日天刚亮的某个早晨，在这昏暗的大殿之中接受朝拜的场景，一定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沉闷”。尽管如此，作者仍然忍不住作了一番描述：
皇帝高坐在大殿北端的龙椅之上，面南向，左右是随从护卫。在大殿的中央，朝拜皇帝的官员分列左右，各有十八排。距离皇帝最近的是亲王、最高级别的满汉官员。级别低的官员站在他们身后。通常各级文官立于大殿东边，武将立于西边。在大殿的地面上，以合理间隔固定以石制标志，方便朝臣站立行礼……在皇帝的示意下，仪官以满语发令，朝中亲王大臣等拜倒在龙椅下，叩头九次以表示尊敬。
这位西方记者试图描述的，是清朝宫廷的“大朝仪”。根据《清史稿》的记载，顺治帝八年（1651年），皇帝将春节、冬至以及万寿圣节——皇帝生日——定为三大节，在这三大节都要采用“大朝仪”。康熙帝在位期间，“定正朝会乐章，三大节并设”。
每逢这三大节，亲王、贝勒、贝子在太和门集合，“八分公”以下官员在午门外集合。钦天监报时之后，皇帝离开中和殿，午门钟鼓齐鸣，中和乐作，抵达太和殿后，鼓乐停止。在太和殿内，大臣分立前后，大学士、学士、正少詹事立东檐下，御史、副佥都御史立西檐下，在銮仪卫官赞“鸣鞭”之后，王公百官及朝鲜、蒙古使臣等按排班次序就拜位立跪。
大朝仪的进程一般会比较快，因为皇帝还要在9点赶到皇家道观（theimperialtaoisttemple）。文章还解释说，尽管光绪帝尊崇儒学，他同时也颇信道教。“他在这里祈求上天保佑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大概在上午10点，光绪皇帝还要赶到寿康宫。至此，上午的活动告一段落。
上述这篇文章的作者感叹道：“在新年第一天的上午，皇帝要忙碌七个小时左右。我们可以想象，他并不愿意详细地听钦天监官员的预报，即便他们能从在破晓吹过的东南风中预见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以及丰富的年景，或者从在除夕晚上环绕着木星的有『色』晕轮中预见到社稷的前景。”
在新年第一天的上午，皇帝的工作主要是祭祀，是宗教『性』的，下午的工作则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且要持续到当天的黄昏时分。这些工作包括宴请亲王及其他皇室成员，并且回赠亲王及其他皇室成员礼物。“在一两年前，恭亲王得到一个钱包，上面绣有八名僧人。他忍不住将自己的喜悦之情刊登在《京报》之上”。
澳大利亚墨尔本《阿尔戈斯报》写道，光绪帝每年至少要向不同的神仙祭祀46次，每次祭祀都要用上一个假日或更多个假日，而这些假日他一定是在完全的孤独中度过。“他或者是在晚上，或者是在黎明做这些祭祀。他坐在封闭的銮舆之中，穿过荒凉的街道。街道两旁竖起黑『色』的帷幔，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沮丧的效果”。
第53章 束缚无处不在！（）
西方媒体掌握的信息是，清朝皇帝自幼便处在无处不在的束缚之中，生活毫无自由与乐趣可言。比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如此讲述皇子们的学习生活：
满洲的皇子们自幼就在一套严格的教育制度下进行学习。他们在凌晨3点左右起床。先是上中文课，由一位有着“师傅”头衔的导师进行监督。当皇室学生走进课堂并向导师行礼时，导师立即起立还礼。导师就座，课程开始。学生们拿出课本，摆放在导师面前，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并背诵课文。
这篇文章写道，导师和学生在教学时，有太监在一旁侍候着。如果学生没能学好，或理解有误，导师会要求太监拿来教鞭，纠正学生的错误。每位皇室学生都有8位伴读，他们与年轻的主子们学习同样的课文。如果有必要更加严厉地训诫少主们，导师会用教鞭抽打他们的伴读。如果少主们的学习表现良好，伴读也会受到导师的嘉奖。
如果某位皇室学生过于顽皮，不服导师管教，导师会命他自己打自己，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会把他带到皇帝跟前。皇帝就会命一名太监拧他的脸。“同治帝幼时经常被太监拧脸”。
皇子们的文化课程主要是中文、满文和蒙文。学习中文课的时间为两个小时，然后是学习满文课和蒙文课。“教授满文和蒙文课程的导师的级别比中文课导师要低。他不能坐在椅子上等学生进来，而是必须出门迎接学生；学生不会先给他行礼，他必须先给学生行礼”。文化课上完之后，皇子们还得学习骑『射』、击剑等体育课程。“年轻的皇子们的时间几乎完全被智力或体力训练占据，他们就寝的时间非常早。他们吃饭的时间很有规律，食量也颇有讲究，他们不允许在吃饭时玩笑打闹”。
除了学习，皇帝的饮食起居也都遵循着一套严格的制度安排。澳大利亚墨尔本的《阿尔戈斯报》刊登的一篇报道说，光绪帝每天凌晨2点就要起床。在3点的时候，他要梳洗完毕，接见群臣。从3点一直到6点，他要处理国事。他在早上9点左右吃早餐，在下午5点左右吃晚餐。
关于皇帝用餐的时间，《纽约时报》刊登的另外一篇文章有不同的记录。大致是皇帝起床之后半个小时，即凌晨2点半左右，会简单地吃点早餐。上午处理完政事之后，大概11点左右会吃第二次早餐。
至于皇帝的饮食构成，西方媒体的报道基本一致。比如，美国《斯克兰顿论坛报》及《奥马哈每日蜜蜂报》报道的内容皆如下：
每天摆在皇帝面前的肉食达到30磅，还有7磅的肉汤。每天要定量供应一磅猪油和黄油。御膳房每天要为他准备两只绵羊、两只鸡、两只鸭。他喝的东西也有严格限制，牛『奶』由18头『奶』牛专供，茶叶则每日准备75包。
这些内容很可能是翻译自张廷玉、鄂尔泰编纂的《国朝宫史》一书。根据这本书的记载，皇帝每日膳食消耗的原材料大致包括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蔬菜定量，皇帝每日享用玉泉酒4两左右，专供皇帝的『奶』牛有50头，每日供『乳』在100斤左右，每日消耗茶叶75包。
供皇帝享用的饮食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前述《阿尔戈斯报》刊登的文章仍将光绪帝称为“不幸的君主”（unhappymonarch）：
尽管宫中有很多太监和仆人，这个可怜的人可能是这个世上被伺候得最差的君主。每天的菜单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写好……时令蔬菜和水果至少在应时一个月后才会摆在皇帝的餐桌上……他非常喜欢美好的生活，偶尔会多吃几口喜欢的菜肴，然而，根据每顿饭都在场的太医们的意见，这道菜不会再被允许出现在菜单上。御膳房的开支十分巨大，而皇帝却只能享有某种“幻想的酒宴”（barmecidefeast）。
文章提到的“幻想的酒宴”，是源自阿拉伯文学著名著作《一千零一夜》中的一则故事。这则故事的大意是：某个贵族家庭邀请一名饥饿的乞丐享用晚餐。他们在乞丐面前摆满了盘子，每个盘子都取了一个令人垂涎欲滴的菜名，但是，每个盘子中都是空的，并没有盛任何食物。
在西方人看来，这些关于学习与饮食方面的毫无价值的规定会使皇帝变成一位墨守成规、谨小慎微的人。
正如1872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的，“当迫切需要采取持续而积极的行动时，创立这个王朝的皇帝们定下的规矩似乎毫无用处”。这段文字显然是针对“洋务运动”而言。在写这篇文章的编辑看来，30岁就驾崩了的咸丰皇帝，过于遵循先祖们定下的规矩。同治皇帝也不能寄予希望，受摆布的婚姻说明他的意志已经失去自由，遵守祖制则必定思维保守、行为幼稚。文章写道：
据说他（同治帝）的口味和娱乐方式是幼稚的，而他身边都是阿谀奉承之人，鼓励他沉溺于享乐，如果这些说法属实，他的前景不容乐观。
最迟从同治大婚前后开始，西方记者们对康熙、乾隆留下来的文学和行政遗产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仍然是帝制，祖制的影响就将持续下去，他们甚至认为晦涩难懂的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发展的阻力。
西方人无疑会对光绪帝抱有希望，因为根据西方媒体的报道，这位皇帝曾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兴趣。
在美国记者卡朋特的笔下，光绪皇帝是一位身材苗条、脸『色』蜡黄、眼若杏仁、拖着一条乌黑的长辫的年轻人，他有普通人都有的本能，他和他的臣子们一样喜欢有趣的事物。1888年12月，卡朋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前几天，这位年轻的皇帝登上了一艘小汽艇。让随侍太监们感到恐怖的是，他迅捷地从他们身边走过，钻进了引擎室里面。他在那里看见了一名苦力。这名苦力以一条脏『毛』巾缠住脑袋，正在给机器上油。皇帝问他是哪个民族的，这名苦力回答说，他是一名中国人。这个回答让皇帝非常高兴。
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段文字告诉西方人，作为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商品之一，汽艇已经进入到了皇宫之中，而且引起了皇帝的兴趣。
钢琴，是光绪帝喜欢的另一件西洋商品。正是透过这个信息，《纽约时报》的记者认为中国皇帝正在向欧洲文明靠近。
钢琴起源颇早，有人甚至认为可追溯到古埃及与古希腊时期的一弦琴。在经过漫长的变化过程之后，在1710年左右，意大利人克里斯托弗里在佛罗伦萨制作出了第一架现代意义上的钢琴。既然钢琴被西方人认为是欧洲文明的象征之一，购买并演奏钢琴的行为也就自然被认为是向欧洲文明靠近。
但是，《纽约时报》刊登的题为《中国皇帝的钢琴》的文章表明，即便光绪帝“正在向欧洲文明靠近”，这种靠近也是犹豫而充满矛盾的。
文章写道，光绪帝的钢琴的音『色』有些不准，因而命人给它做清洁和调音。从事这项工作的是英国的音乐家摩尔特里（moultrie）。根据这位音乐家的描述，“这架钢琴的琴键很脏，印有各种中国文字。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调音了”。他很快就完成了调音和清洁工作，并且清除了印在琴键上的中国文字。
但是，摩尔特里的清洁工作让所有在场的中国人感到不快。得知这个消息后，光绪皇帝立即下旨，命人重新印上那些文字，并派人对摩尔特里说，完全没有必要清洁这些琴键。
这个故事有趣而深刻。既然琴键上的文字是皇帝所印，那它们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很难接受一件会损害自己权威的事情，即便这件事情在外人看来有利而符合美学。简言之，他很难挣脱“威权咒语”的束缚。
第54章 皇帝大婚（）
外交难题
西方媒体对同治、光绪二帝的婚事有很多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仅是出于商业上的考量，比如，通过猎奇报道增加报刊销量，从而增加广告，获取利润，更是同期西方人观察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重要途径。
不容忽视的一个大背景是，自1861年“辛酉政变”之后，大清王朝进入了漫长的“垂帘听政”时期。在此期间，外国无法与中国进行正常的国书往来。因此，他们期盼皇帝能在大婚之后亲政，使外交形式正常化。
正如《纽约时报》在1873年2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所写，在1860年之前，西方国家一直在为在北京派驻公使而努力，可是，当这个目标在法律上得以实现之后，中国却出现了“垂帘听政”的问题，皇帝仍然不能直接接见外交官。同治帝大婚之后，皇帝直接接见外交官的问题已经在“解决的前夕”了。
这篇文章提到的一个让西方人颇感无奈的例子：
在1872年同治帝大婚之前，一位德国特使曾带着国书两次访华，第一次是作为普鲁士的大使，第二次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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