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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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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斯报》以及《悉尼先驱晨报》上的一篇文章写道,有位西方人惊讶地发现,城里散发了很多小册子,“其中一本是《旧约》(theoldtestament)的缩写版。整个宗教本着的是《旧约》的精神”。西方人还从太平『政府』颁行的法令中发现,他们要求信徒每天都做祈祷,“饮酒和抽鸦片都是不允许的”。
《悉尼先驱晨报》的一篇文章提到,有位西方人在南京发现了一幕“当代最伟大的奇观”,即8万全副武装的人一起祈祷,“很多人对此可能嗤之以鼻,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说‘上帝与我们同在’……这就是变化”!
文章引述一位太平天国将士的话说:“他们(指清『政府』)说我们用了魔法。我们使用的唯一魔法就是向上帝祈祷。在广西,我们攻占永安之时,我们处于悲惨的险境,只有两三千人马,四面受敌,敌人兵力比我们大得多。我们没有火『药』,补给品也消耗殆尽。但是,天王出现了,领着我们突了围……如果上帝要我们的天王做中国的皇帝,他就会成为中国的皇帝,如果上帝不愿意,他将会死在这里(指南京)。”
但是,即便如此,太平天国的一些作为仍让西方媒体颇有怀疑,“基督教的影响仅限于极少数人,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无所不为,除了纯洁和慈爱的事情。他们的首领之一好像有不少于36位妻子,他们吹嘘说,他们在南京屠杀了25000名满族人,男女老幼皆不放过”。
《泰晤士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批评说,太平天国的宣言和文件可怕地亵渎了基督教,其内容是滑稽可笑的。“中国人准备接受任何宗教,并将其与儒家哲学嫁接,这种嫁接方式就像英国的家庭主『妇』将马蹄铁钉在门上,或将三撮盐撒在她的肩膀上一样可笑。”而太平天国之所以模仿基督教,是因为基督徒是胜利者,他们认为他们的宗教一定会幸运,“他们模仿它,就像他们仿造我们的轮船,并努力做到外形相似”。
不过,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早期阶段,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确曾考虑过与太平天国合作。
根据《墨尔本阿尔戈斯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记录,1853年3月太平军攻陷南京之后,第三任港督乔治·伯纳姆(georgebonham)的翻译梅多斯(meadows)受命前往南京了解详情。他到达苏州之后,当地清朝官员对他严加监视,尽一切可能阻止他获得情报。但是,梅多斯仍然成功地得到苏州道台发布的几道公文。文章写道:
这些公文声称,英国已经答应让清『政府』使用几艘战舰,并将尽一切努力消灭起义。据说,这个情报促使伯纳姆爵士决定造访南京。这个城市现在完全被太平军掌控。他想与太平军首领进行交流,让他们相信英国人将严守中立。
4月22日,伯纳姆乘坐“赫尔墨斯号”(thehermes)离开上海,沿扬子江驶往南京。他们曾在一个叫tautoo的地方登陆。“叛军三天之前到过那里。他们毁坏了所有的神像。有的神像还漂浮在水面上”。
当“赫尔墨斯号”正要在tautoo靠岸时,太平军占据的一座炮台向它开了火。“因为他们认为这艘船与清国水军是一起的。‘赫尔墨斯号’迅速离开了交战区,继续前行。途中,他们遇到了一艘载有两个人的小船,这两个人登上船,得到了很好的招待。次日,这艘英国战舰抵达了南京江面。南京的炮兵向它开了火。英国人请前一日上船的那两个人上岸传达了和平的信号,南京的炮兵很快就停止了攻击”。
而后,伯纳姆派了梅多斯等几个人登陆,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接待。梅多斯还与一些太平军首领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他成功地让太平军的首领们相信,在当前的这场战争中,英国『政府』将严守中立的立场。
4月28日,太平天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造访了“赫尔墨斯号”。他还打算安排在伯纳姆在次日与『政府』首领见面。但是,伯纳姆最终放弃了访问南京的想法,因为他觉得这是“对叛『乱』『政府』的不合适的支持”。
伯纳姆派了由翻译梅多斯、舰长菲什伯恩(captainfishbourne)及其他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上岸作了解释。这个代表团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赫尔墨斯号’停泊在南京的这段时间,很多太平军参观了这艘船,他们极其渴望购买船上的物品,比如近期从海盗那里夺得的刀剑、雨伞等,太平军们很高兴地发现,拜访他们的人跟他们一样留着长发。一位年轻人还摘下了伯纳姆爵士的帽子……5月1日,伯纳姆等人乘船返回上海”。
按照1870年出版的《新编剑桥近代史》的说法,伯纳姆之所以放弃造访南京,是因为太平天国的某位官员对他说:
天父已经派我们的君主降临人间。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唯一真正的君主。他(指伯纳姆)必须承认自己是天王的子民。作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代表,他不能这么做。因此,他本人没有和太平天国的领袖有任何接触就乘船离开了。
随着太平天国实力的变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尤其是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前后,如何处理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成为英法等国最需要解决的外交难题。
为了让被臣下蒙蔽的清国皇帝知道“英国随时能够攻打中国”,英法联军毁掉了圆明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顺从的『性』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29章 议院大洗牌()
第二次鸦片战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围绕广州展开,时间跨度为1856年至1858年;第二阶段围绕北京展开,时间跨度为1858年至1860年。
1856年10月8日发生的“亚罗号事件”,被认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开始。“亚罗号”是一艘在香港注册的中国人的商船。根据香港的法律,船只的执照每年都要年检,但是,在事发之时,“亚罗号”的执照已经过期11天。因为怀疑船上藏有海盗,并且参与走私,10月8日,广东水师逮捕了船上的12名中国船员。
英国驻广州代领事巴夏礼得知消息后,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下令释放船员,理由是这艘船在香港注册,应该受《南京条约》的保护。但叶名琛以“亚罗号”是中国船为由,拒绝释放船员。英国人又坚称船上挂有英国国旗,广东水师的士兵侮辱了这面国旗。广东当局则坚称“亚罗号”没有悬挂英国国旗。而依据英国的法律,执照过期的船只根本没有权利悬挂英国国旗。
巴夏礼将情况向英国全权大使、港督包令作了汇报。10月10日,广州当局释放了9名船员,其余3名嫌犯仍被拘押。包令向叶名琛发出警告,除非释放所有船员,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以后绝不发生此类事件,否则英国人将采取军事行动。10月22日,叶名琛释放了所有船员。他还给包令去了一封信,重申“亚罗号”不是英国船,而是中国船,但他依然作出承诺,表示未来将慎重处理类似事件,水师将不会以不适当的方式登上英国船只。
两广总督的诚意并没有打动英国人。10月23日,英国海军开始攻击珠江上的堡垒。1857年2月26日,英国议员理查德·科布登在下院发表演讲时说:
从10月23日至11月13日,英国海军及陆军的军事行动一直在继续。珠江上的堡垒、虎门炮台等要地被占据,23艘中国水师船只被摧毁。广州市郊被夷为平地。战舰可能向城墙开了火。
科布登之所以发表这个演说,是因为他在仔细查阅了很多资料之后发现,英军挑起的这场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他说:“包令是我的熟人,20年的老熟人。我并不是要跟他过不去,也不想跟任何人过不去。我希望『政府』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草率的决定,以便我们可以本着公正的原则考虑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件事。”
科布登的演说引起下院进行了长达4天的辩论。最终,他的提议得到西德尼·赫伯特、詹姆士·格雷厄姆、威廉·格莱斯顿、约翰·拉塞尔、本杰明·迪斯雷利等人的支持。最终的结果是,下院通过了谴责『政府』的议案。
在3月3日的辩论会上,曾经三任英国外交大臣并已于1855年当选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指责科布登的演说充满了“反英情绪”,“放弃了所有那些将人们与他们的国家和同胞连接在一起的这种纽带(指爱国感情),我不应该指望从下院的任何一个成员的口中听到这一点。在他们眼中,英国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的,针对英国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谴责『政府』的提议如果通过,意味着下院放弃了在地球的另一端面对着一群从事绑架、谋杀、投毒恶行的野蛮人的大批英国国民”。
帕默斯顿对下院的批评作出的回应是,请求维多利亚女王解散下院,进行普选。普选在1857年3月27日至4月24日之间举行,帕默斯顿领导的辉格党大获全胜,获得下院65。9%的席位。下院中同情中国的声音完全被压制住。基于巴夏礼对“亚罗号”事件的报告,新议会决定向中国进行报复。
1857年5月10日,印度爆发了民族起义,此事牵制了英国许多资源和兵力,延缓了英国对中国的入侵。
英国请求法国、美国和俄国与其组成同盟。法国以“马神甫事件”(fatherchapdelaineincident)为由,同意了与英国联合入侵中国的请求。美国和俄国最终没有立即提供军事援助,但两国分别派了特使去香港表示支持。
“马神甫事件”颇值一提。马神甫中文名为马赖,是法国天主教神甫。1856年2月,他在广西传教时因“胡作非为”被广西西林县知县处死。而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人只能在通商五港口活动,如果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显然,至少在法律层面,西林县是理屈的一方。而且,西方人相信马赖是被虐待致死。无论如何,地方官的野蛮无知带来了麻烦。
第30章 可悲的君臣!!()
1857年12月,英法联军兵临广州城下。而此时,两广总督叶名琛正疲于应对广西剿匪之事。根据《文宗实录》的记载,12月3日,咸丰帝收到叶名琛呈递的“克复广西南宁府城一折”,收到这份捷报之后,皇帝还命“叶名琛督饬将弁乘胜进攻,迅图克复横州、永淳二城(此二城位于今广西横县附近),毋留余孽”。12月23日,咸丰帝还就叶名琛上奏的梧州剿匪事宜颁布上谕。
1857年12月28日,英法联军炮轰广州,并在次日占领广州城。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讷投降。巴夏礼让柏贵和穆克德讷担任原职,以维持局面。
可笑、可悲而又可叹的是,据《清实录·文宗实录》的记载,广州失守二十日之后,即1858年1月17日,咸丰帝还在批阅“叶名琛、柏贵奏逆匪攻陷(广东开建县城)城池旋即克复一折”,以及“叶名琛奏官军收复老隆镇(今属广东河源市龙川县)并陆续歼擒贼首一折”。也正是在这一日,咸丰帝还收到了有关广州局势的好消息,并对军机大臣等颁布上谕如下:
叶名琛奏英法二酋呈递照会据理回复各情形一折。该夷酋自知理曲,犹肆要求,希图获利。该大臣据理辩驳,委婉详明,措词甚为得体,谅该酋当无从置喙。前此屡至各口,皆系英美夷酋狼狈为『奸』,法夷向未干预。此次随同要挟,显系受俄酋怂恿。俄酋虽为咆酋,牵制该国王,不许与中国滋事,不过稍迟时日,自有转机。叶名琛既已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俟续有照会,大局即可粗定。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如果该夷兵船全行退出,各国贸易开舱有期。即着迅速驰奏。此时各省军饷待用孔殷,该督定能兼权缓急,早裕利源也。将此由五百里密谕知之。
情报不实至斯,皇帝幼稚至斯,真是令人兴叹!
五天之后,咸丰帝终于收到了让他大受打击的消息。他在给军机大臣们的上谕中说:
穆克德讷等联衔具奏夷人乘机入城一折。览奏实深诧异!英夷构衅,叶名琛节次奏报,办理似有把握……不料该督刚愎自用,于美酋请见,坚持不肯。夷人两次送来五衔照会,又不与将军巡抚等会商……叶名琛办理乖谬,罪无可辞!
咸丰帝对叶名琛深恶痛绝。他特别交代穆克德讷,如果英国人以叶名琛的『性』命进行要挟,“可声言叶名琛业经革职,无足轻重,使该夷无可要挟”。1858年2月15日,正月初二,咸丰帝在下发的两道上谕中再斥“叶名琛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此时,他已将南方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熟悉夷务”的柏贵、穆克德讷等人身上了。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达4年之久。深信英法有隙、英夷技穷的叶名琛后来被英国海军押送到印度加尔各答,并在那里绝食而死。
对于英法联军之入侵广州,薛福成曾作如此解释:“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非英所望也。然其意终在更定约章,索偿款,增商埠;又因粤事,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
占领广州之后,英法联军沿海北上。5月,他们占领了天津的大沽炮台。眼看北京岌岌可危,咸丰帝决定议和。一个月之后,皇帝派桂良与花沙纳为代表,分别与俄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签署了《天津条约》。
除却专门针对英国和法国的赔款内容,《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包括:英国、法国、俄国和美国有权在北京开设公使馆;辽宁牛庄、台湾淡水、台南、九江、汉口、南京等处开设通商口岸;外国船只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外国人有权在内地旅行、通商;基督教有权自由传教等。
8月,中国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放弃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公里主权。俄国则如愿以偿地将领土范围扩张到太平洋西岸,使其可以在太平洋沿岸建设海军基地,为进一步南侵奠定基础。
3个月后,中国再与英国签订《中英通商章程》。这份条约规定:中国海关聘用英国人进行管理;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征收5%关税;中国同意鸦片进口,每百斤鸦片征收进口关税30两。至此,欧洲商人——无论是鸦片商人还是合法商人——的权益都得到了条约的保障。
第31章 北塘悬案()
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的第56款,《中法天津条约》的第42款,在签约之后一年之内,中国的皇帝以及英国或法国的皇帝要分别彼此预览条约,钦定批准之后,中英及中法代表们要在北京“交互存照”。换约之后,中国就要将条约章程通报全国,正式实施。
1859年6月15日,一年之期已满,在英军总司令格兰特的率领下,英法两国20多艘战舰载着数千名士兵北上,欲进北京换约。根据《文宗实录》的记载,6月22日,咸丰帝在给军机大臣等的上谕中说:
僧格林沁等奏,夷船陆续驶进海口(指天津大沽口),遵旨晓谕情形。并恒福片奏,请饬明善来津等语。此次该夷等为换约而来……僧格林沁等,当告以桂良等回京消息,令移泊北塘口外,静待经手人到,互换合约。如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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