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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时代之死人香-第1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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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旭看来，同盟会不是高氏的私家组织，同盟军也不是高氏的私家武装，高氏私家产业必须要与同盟会的公有产业剥离开来，就算现在是左手拿到右手，也要公私分明。同盟会的会政资金，以及同盟军的军费也不能完全靠高氏产业来支撑，更不能全靠商人阶层的募捐，而是需要法定的税收保障。
高旭写在高老头的家信中道：“父亲，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商人想要主政，出多少钱，交多少税，有就有多少发言权。既然想要重商，自然得要交税。”
在高旭的强烈坚持下，高老头也只有当头作出示范，让高老庄总管、高氏总掌柜邬老家伙开始剥离挂在同盟会名义下的高氏产业，向同盟会总部交纳了一批巨额税收之后，华商会内部的商人们也只有认了。
在福建，高旭着令商政署的周福生在厦门筹建海关，征收海税，废除了以前郑氏家族以卖郑家令旗路引的做法。当年郑氏垄断了海路，商人如要海上经商，就必须重金向郑氏购买令旗才能通行，一面令旗三千金，造就了郑氏的敌国家资。要是海船没有郑氏令旗，就会受到郑氏舰队的炮轰抢掠。在实质上，高旭的做法与郑氏家族没有多少区别，只是以后世之法设立海关，税收规范了许多，而且又是以同盟会的名义征收，收缴于会库，而非高氏私家所有。
除了在福建设立海关征收海税之外，又在陆上重点征收矿税。以高旭看来，矿产全民所有，但在福建境内开采的铁矿高炉几乎全为私有。那些矿主不是地方豪强，就是通过行贿官府取得开矿权的客商。那些矿主豢养打手，不光破坏环境，也欺压乡民，矿工不堪重负，要么落草为匪，要么暴…动反抗，最终往往成为地方上的毒瘤。
在得到福建矿治行业的大概情况之下，高旭以同盟会的名义，要求各大矿主到福州商政署注册名录，领取矿业执照，对于一些民怨极大的矿场实行处罚，严重者甚至强行关闭。只有领到商政署执照的矿场才有合法经营的资格。
同时结束明代官府对矿场征税的混乱局面，实行年检制度。因为在明代中后期开始，一个铁矿场一旦征税，就算这个矿场在铁矿资源枯竭之后关闭，由于国家财政收入困难，这个税收不会轻易取消，最终嫁接到当地民众身上。让与铁治毫无关系的老百姓承担铁冶税收，不仅极端不合理，也使得铁矿业的开办在一些地方引起民众激烈反对。这也成为高旭打算在尤溪开办钢铁基地的阻力之一。
同盟会商政署对冶铁业的整顿自然引起了各地矿主的强烈反弹。反对新政的大都是地方豪强出身的矿主，这些人大都是土皇帝，而且他们向来行贿一下当地官员就免除税收的，如今同盟会如此寻根究底来念紧箍咒，这些人自然不甘心。那些矿主当中，除了其中大部分的本地豪强之外，还有一小部分来自外地客商，最主要是徽商。对于这些人，高旭抛出了同盟会的采购订单，比如同盟军的军需铁制品，来取得部分铁商的支持，至于那些出身地方豪强的顽固分子，高旭自然不客气的下刀子。
首当其冲的就是尤溪县。
陈永华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带着高旭的开办尤溪基地的重任，来到尤溪县的。
高旭让陈永华带着自己的规划书先到尤溪，一是因为福建初定，他暂时必须坐镇福州中枢来处理各类公务，在尤溪基地初成规模之后，他再来介入核心的技术指导；二来也是对陈永华能力的考验。
要说起来，陈永华这时也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着实难以担负这样的大任。但高旭知道古代男子的年纪不能以后世的眼光来看，所谓英雄出少年，正因为年轻，才没有诸多的顾忌，才没有人情世故的牵绊。要说起成绩，都是给逼出来的，就像他高旭，谁知道能在不足二年的时间里创下这么大的局面。
而且，高旭也不是让陈永华两手空空去尤溪的。在八月上旬，高旭就以安义镇的蓝登部接替耿云部在建宁府的防守，命耿云领着一个旭卫镇预备营开到尤溪县驻守。中秋过后，马三炮领着高氏工坊的熟练工匠也来到了尤溪，在此同时，福州商政署的署理长周福生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尤溪，开始整合尤溪境内二十多个铁场，勘探矿产，作着开办新矿场的准备。
事实上，陈永华是作为高旭的特使来到尤溪的，因为在军务上有耿云部驻兵，技术上有马三炮主持，整合铁场的生意上有周福生去谈判，陈永华只是替代高旭作为尤溪基地开创时统筹的角色而已。
就算陈永华毫无经验，也不要紧，以他务实、内聪的性子，多看多学多想，在自己的大力栽培下，高旭相信他很快能进入角色。
陈永华没有让高旭失望，如今他已熟读了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所记载的钢铁冶炼流程，再加上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尤溪本地冶铁高炉进行实地考察，理论加上实践，士子出身的陈永华正如高旭所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技术方向的“士匠”的转变。
在技术革新方面，高旭的脑子里有很多后世的改良之法，他需要一个有足够学识和能力、也值得信任的执行人。这个人，暂时来说，高旭看中的就是这个陈永华。
一直以来，作为高氏产业在福建的大掌柜，同盟会福建分会的开创人，时任福州商政署署理长的周福生，对于高旭如此重视陈永华和甘辉俩人，心中自有一些不满。要说起来，他算是高氏的老人了，又是福建本地人，虽说他如今主管商政，但他的期望是在军政领域有所建树。如今甘辉已成为安义镇的提督，像尤溪基地这样重要的大项目，也由看上去“乳嗅未干”的陈永华来主事，至于福建同盟会分会会长也由宣政院院理长许用兼任，他的权力完全局限在商政上。以周福生自己来看，他没有脱出大掌柜的范畴。
周福生看上胖乎乎的像一个笑阿弥，却是带着一份怨气来到尤溪的，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海盗出身，年轻时是个心狠手辣的主，整顿起尤溪的二十多个矿场来，完全是仗着同盟军的威势来强行征用，而不是先以商业手段来谈判、收购来解决。那些矿主一有不服，周福生就派人去炸掉他们的高炉。一个月下来，在周福生的高压政策下，尤溪二十多所矿场虽然表面上接受商政署的整顿，但暗地里，这些矿主开始串联反抗。
陈永华意识到周福生的暴力手段可能带来矿乱，更不利于尤溪基地的拓建，周福生却是不以为然。同盟会商政署的整顿铁矿业强硬措施，终于激起了矿主们的激烈回应。
九月初三，数以万计的矿匪在身为地方豪强的矿主们的带领下，开始冲击高氏在尤溪河谷平原上正在兴建的基地设施，包括高旭计划中筹建的钢铁厂，水泥厂，以及水力机械铸造厂。
事发之后，驻扎在基地附近的旭卫镇将领耿云立即领兵镇压。面对同盟军的刀枪，本来就是乌合之众的矿匪一触即溃，逃进深山。福建本来就是多山的省份，山野苍茫，耿云的旭卫镇预备营大都是江南人，本来就是初到贵地，想要进山征讨，谈何容易。而这些矿匪落草之后，为尤溪基地的开展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时间从九月初开始，地点从闽中的尤溪县开始，随着同盟会商政署整顿矿场的新政之后，矿乱从闽中的延平府，渐渐蔓延到闽南的漳州、泉州、汀州三府，严重考验着同盟会这个入主福建的新生政权。
这场矿乱表面上是各地的矿场主为了抵…制所谓的同盟税，实际上是同盟会这个新生政权与地方豪强争取基层控制权的斗争。作为明代福建省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冶铁业，基本上控制在本地豪强手中，同盟会商政署要整顿他们，自然就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两者的针锋相对，甚至短兵相接就不可避免。
在海上，因为郑氏家族的瓦解，高旭才取得了闽海的制海权；在陆上，也只有平定了这场矿乱之后，高旭才真正取得闽地的控制权，同盟会的行政触角才能真正地深入了基层之中。
如果是纯粹的矿乱，高旭并不在乎，同盟军在福建有旭卫镇、安义镇两镇人马，有足够的力量平定。问题是，要是南京老奸巨猾的洪承畴，甚至是远在日本的郑氏母子，趁着这场矿乱，给他下眼药，扯后腿，那绝对是头痛的事。
就在江南的抗战正如火如荼的时候，福建这场突如其来且又蔓延全省的矿乱，考验着同盟会的宪历元年，也影响了高旭的计划布局。只是，如果高旭连一个福建省都搞不定的话，将来何以鼎定整个天下？
第六二章 大学士朱继祚（）
第六二章大学士朱继祚
作为加盟同盟会的隆武旧臣，福州行政院的刘中藻、张肯堂、曾樱等人，尽管对于高旭大刀阔斧的改革，各种手段激进的新政保留意见，但对于整顿福建混乱的冶铁业，尽管出发点并不一致，他们还是与高旭达成了共识。
曾樱言道：“铁炉之害，有目同睹。山中筑厂，洗沙流水，山液如膏。堵川流，凿地脉，久雨则激流灌城，田亩为之毁摧，且沙石阻塞，有伤文运。”
曾樱的出发点是环境保护，但刘中藻的出发点则是地方民生治安，他向高旭进言道：“铁炉之兴，其主大都为地方土豪有势力者当之，为抢夺矿场而结仇角斗者无算。豪强者聚集人夫，大都为鸡鸣狗盗之徒，聚博逞凶，鱼肉人民，屡见不鲜。况且铁治趋晴避雨，一年之间，鼓铸也不过六个月，或铁矿枯竭，或炭木不继，兴废不恒。铁炉一熄，矿夫无以聊生，则聚集为盗，祸害乡里。”
对于高旭来说，为了满足同盟军的扩军所带来的对军械的需求，控制冶铁业的上游铁矿资源是迫在眉睫的。在江南，产铁的地方要么是湖北的大冶，要么是南京地区的马鞍山。湖北大冶鞭长莫及，马鞍山又在清军的控制区内。在同盟会控制的长三角区又没有铁矿资源，如今同盟会入主福建之后，高旭关注的除了海贸利益，就是解决高氏工坊紧缺铁矿资源这个瓶颈了。
高旭的计划是通过商政署颁布矿业执照，征收同盟税来淘汰一批矿场，关闭一些民怨极大的，再通过与铁商合作、收购的方式来整合一批，整顿混乱无章的冶铁行业，从而能够让商政署充分调动福建的铁矿资源，服务于同盟会的军工产业。
但商政署署理长周福生原本就是海盗出身，在执行上海盗作风严重，方式过于粗暴，在作为试点的尤溪县中，对于那些铁商执行高压政策，一言不合，动辄炸平冶铁高炉，这虽然能在最快的时间里得到成效，但接踵而来的副作用也是极大，而且作为主管的陈永华实务经验不足，最终在尤溪导致了大规模的矿乱事件。
因为整顿矿冶而激起的矿乱，成为那些政见不合者的机会。作为一个新兴势力，同盟会的新政必然会触及那些既得利益者。在这些反对声之中，尤其以原任隆武朝东阁大学士的朱继祚为最。
朱继祚是福建莆田县人，他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礼部右侍郎。其人崇尚礼法，善于交际，精于书法，长于声诗。虽然同为隆武朝旧臣，资历上也与刘中藻、张肯堂、曾樱、路振飞这些人相当，但对于高旭的激进主张，朱继祚一向持排斥态度。
特别是同盟会发行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的中华报上，竟然公开以同盟宪历来纪年，虽说按同盟会崇明总部宣政司司理长顾炎武的说法，这是为了推广《同盟宪章》的需要，但这种立场也明确了同盟会已不奉南明残存政权永历、绍武、鲁王政权中的任何一个，光是同盟会这种悍然自立的意图，以朱继祚来看来，就足以抹杀同盟军驱逐满清的所有功勋。因为对于已穷途末路的大明朝来说，同盟会既然不是朱明王朝的救命稻草，就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事业成功，这个天下也不再是朱氏王朝了。
对于朱继祚这些执念于大明正统观念的旧式官僚来说，自然对同盟会怎么看也不顺眼了。
在朱继祚的声讨中，他直接把同盟会商政署整顿矿冶业的政令等同于万历年间的矿监事件。当年万历为了增加税收，派遣太监到全国各地矿山征收矿税。由于太监的肆意搜刮，最终激起民变。很显然，朱继祚把同盟会新政下的矿乱事件等同于万历年间的矿监民变，别有用心地夸大了。
在兴化府的莆田县，逐渐形成一个在以本地官僚朱继祚为代表的反对同盟会新政的守旧集团。这个集团之中，有朱明三藩桂王永历、继唐王绍武、鲁王这些南明政权的使者。这些南明使者既然都得不到高旭的支持，自然同仇敌忾地讨伐同盟会的所有主张，而朱继祚则在三藩使者中左右逢源，谋取声誉。当然，光有正统名份的嘴皮子也是无济于事的，在同盟军的军威之下，朱继祚显然明白了这一点。
朱继祚对同盟会新政的声讨暂时没有得到高旭的激烈回应。对高旭来说，容纳异已，也是一种考验。但容纳并不是放纵，对于朱继祚这个反同盟会团体，黑衣卫的秘密情报宪兵一直在监控当中。
九月初，朱继祚摄于同盟会的军威，也趁着全境矿乱愈演愈烈的时候，认为时机来到，离开兴化府的莆田，来到南澳岛。
南澳是位于福建最南端，漳州府与潮州府交界的一个海岛，是东南沿海一带通商的必经泊点和中转站，早在明朝就已有“海上互市”的称号，素有“潮汕屏障、闽粤咽喉”之称。
朱继祚之所以要来到南澳，不光是因为南澳岛背靠着广东，在身后有广东绍武政权的支持，而且因为南澳岛是福建省内唯一一个不在同盟军控制之下的岛屿。
南澳岛地处闽粤交界，进可攻，退可守，地理位置极其重要，但南澳岛处在郑芝龙旧部、南澳总兵陈豹的控制之下。
在郑氏少主郑森流亡日本之后，福建境内的郑氏势力几乎被高旭连根拨起，郑氏在商业上的利益基本上被华商会接收，至于郑家军，更是让高旭打散分化，一部分加入了甘辉的安义镇，而其中郑家军的主力洪旭部，早已奉命开赴江南抗清前线，加入了徐玉扬的铁一镇序列。
但在福建境外的广东，郑氏仍然有二股残存势力，一股就是南澳总兵陈豹的人马，另外一部分就是已成为广东绍武政权支柱力量的广东总兵林察的人马。陈豹与林察俩人都是郑芝龙的旧部。
陈豹是福建南安石井人，其人矮胖精悍，性格粗鲁，但他武艺高强，善于骑射水务。他据守南澳岛，对于同盟会的招揽嗤之以鼻。他是追随郑芝龙多年的旧部，对郑氏十分忠心，而且在漳州府、潮州府沿岸一带颇有名望。
尽管郑氏家族的基业是先损于清军，然后被高旭“巧取豪夺”，但对于高旭入主闽海，像陈豹这样的郑氏旧部自然十分不服。在这样的形势下，对于朱继祚这样的曾出任隆武朝大学士的重臣驾临南澳，身为武夫的陈豹自然是极为欢迎的。
对于朱继祚为代表的反对同盟会新政的少数福建本地官绅来说，面对浙江鲁王、广东绍武、广西永历三个南明藩王的招揽，有了待价而沽的择君机会。由于杭州清军发起攻势，鲁王政权控制下的浙东已经大部分沦陷，鲁王本人也逃到舟山群岛避难，而且浙东又在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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