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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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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汇集了教育家陆志韦、林迈可，社会学家许仕廉、雷洁琼，人类学家吴文藻，考古学家容庚，宗教学家赵紫辰，法学家张友渔，哲学家张东荪、洪谦、冯友兰，史学家顾颉刚、钱穆、邓之诚、韩儒林，政治学家萧公权，还有来自国外的心理学家夏仁德等人，文学系更是名家济济，有周作人、林庚、顾随、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冰心等。
黄卓是燕园有名的“左”倾教授，他在经济系开“社会主义”课，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有一次他问：“看过《资本论》的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人。他摇头叹息：“《资本论》都没有看过，主修什么经济系！”这一来，学生都抢着去找《资本论》了。
司徒说：“我的任务是让老师尽可能自由地去从事他们的工作。”独立报人俞颂华1947年在评价长期担任燕京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时说过：“他在燕大讲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崇尚自由研究的学风，……不仅在讲学上不受任何的拘束，并且他可放言高论，无论在口头上或文字上都可以发表其独特的见解，即使不为一部分人所谅解，但校长不但不加限制，且予以保障。”
“中国化”是司徒始终如一的办学目标，但在他心里，“中国化”并不排斥“国际化”，作为教会大学，燕京校园里弥漫的却是世界主义而不是宗教的氛围，比如与世界许多大学都有交换教师、学生的制度，比如男女同校授课等。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各取所长，融会中西，这就是司徒平常所说的“燕大精神”。每个学生都能体会到当年燕京求学生活的温馨气息：校园曾经是那么的美，黄沙地曾经遍种花生。当秋天开学时，花生熟了，一些女生会挖些花生，用洗脸盆盛来煮熟，围成一团，快乐地剥花生吃。那种独特的余香数十年后都还残留在某些女生的齿颊。
当1937年日寇入境，北平沦陷，选择留下的燕京大学成了北中国一个小小的自由“孤岛”，华北地下抗日运动的堡垒，在张东荪、陆志韦、夏仁德、林迈可这些教授的背后，如果没有司徒强有力的支持，燕园这个堡垒决不可能支撑4年之久，他们为抗日后方输送人才和急需的战时物资。日本宪兵要进校园搜查，被他以美国“治外法权”的理由断然拒绝，燕京学生在校外被捕，他总是伸手救助，决不坐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包括他和洪业、张东荪等教授，还有30多个学生被捕。在身陷囚牢的3年8个月中，他决不向日本的刺刀屈服，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凛然风骨，因此赢得中国和世界的普遍敬重，声望如日中天。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和几个同事将《圣经》中的这两句话熔铸在一起，确立为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这一校训植根深远，成为衡量每个学生的尺度，造就了几代学子，影响至大。在他看来，学生才是学校的主体。
20世纪末，两位耄耋之年、相见恨晚的老人开始书信往来，交流思想，谈及各自母校的校训。1998年3月4日，1940年考入燕京大学的李慎之先生在信中说：“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freedomthroughtruthforservice），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1938年进入浙江大学物理系（师从王淦昌、束星北等），长期研究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史，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许良英先生对概念、逻辑尤其敏感，他在3月6日的回信中说：
“燕京大学校训‘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前半句我能理解，后半句我不理解，‘自由’与‘服务’有什么关系呢？望解释一下。
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我是1942年毕业，当时在贵州）的校训也与真理有关。只有两个字：‘求是’。”
3月11日，李慎之回信：“‘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是相连贯的。你明白必须有自由才能得真理，但是得了真理不（仅）是要服务于人类，比如科学家宣扬真理，也是一种服务的方式。”
相隔多少年后，燕京学子唱起当年的校歌：“良师益友如琢如磨，情志每相同；踊跃奋进，探求真理，自由生活丰……”仍常常禁不住哽咽。这是一所成功大学的精神魅力所在，是教育在人心中播下的种子。
1947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南京举行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时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举行『露』天酒会招待各国代表，见到从杭州来的阮毅成（时任浙江省民政厅长，以中国代表团顾问身份出席），他说：“我双亲的坟，均葬在杭州，不久要去扫墓，请先代我查看一下现状，如需要修理，我会负担费用。”不久，他来到杭州，当地政要及社会各界给予了空前的欢迎，有数十个社会团体、学校派代表到机场迎接、献花、赠致敬书。他先到西湖九里松扫墓凭吊、献花圈，看守坟场的老人告诉他，自己已看了十几年的坟场。杭州沦陷时，日本人曾在这里养马，地上有些小洞，就是马蹄的痕迹。
接着，他到耶稣弄堂看了故居，附近小学的数百名学生手持彩旗欢呼，昔日的朋友邻居聚在门口相迎。年逾古稀的他走进他出生的那个老屋，在熟悉的院子里和当年的同伴笑叙儿时的情景。这是他最后一次重回故居，这个幼时觉得很大的院子此时陌生又熟悉，“在我成年后再回到那里，想起童年时代所记得的宽敞而又充满神秘的庭院时，那儿似乎显得狭小而又不起眼了。”然后，他又到“湖山堂”作礼拜。
杭州各界在西湖边的大华饭店举行盛大的欢迎餐会，他激动地指着周围的标语说，杭州是他的第二故乡写得最恰当，回忆幼时在杭州西湖各处“耍子”（游玩），龙井、虎跑、天竺、灵隐都去过，南北高峰、城隍山、玉皇山都爬过。这次重回杭州，他看到西湖和钱江大桥，倍感愉快。他说自己在杭州生养长大，来杭州就是回家乡。杭州的丝、茶、绸缎、扇子、剪刀等都驰名中外，希望朝着工业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其他事业也力求发达。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时不时夹几句杭州话。杭州各民众团体、特别是商会送了他很多土特产。之江大学、燕京大学的校友邀请他坐船游览西湖，他遥指着雷峰塔的方向说，自己儿时“耍子”过的雷峰塔，可惜现在已看不到“雷峰夕照”了。最后一幕是授予司徒雷登“杭州市荣誉公民”的仪式，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杭州市长周象贤将证书及一把纯金制作的钥匙郑重地交给他。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杭州佬，给他“荣誉公民”称号，感觉格外的光荣高兴，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乘此机会向乡亲们告别。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说：
值此时势艰难之际，杭州市长邀请我到我的出生地杭州市作了访问，那是一段饶有兴味和令人愉快的经历。我受到了官方的接待。他们按惯例设宴招待了我。更有甚者，『政府』、市民和教育机构，以及许多老朋友都给我以热忱的欢迎。我并不把这些看作是对我个人的恭维，而是把它们看作是对美国人民的深厚真挚的情谊。我相信，这种友谊不会因中美官方关系之间有一段误解和疏远而遭到破坏。访问结束时，杭州市长授予我以该市荣誉市民称号，使我深为感动。
当1949年来临时，国民党败局已定，身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早就打算在四月初到杭州去过清明节”，可就在他起程前的一两天，国共和平谈判到了破裂边缘，『共产』党人向李宗仁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要求，5天内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就将打过长江。局势急转直下，司徒雷登取消了杭州之行，从此与他的第二故乡失之交臂。当年8月，他最后告别深深热爱的中国。1962年，他在谢世前完成了《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其中多处深情地回忆起他在杭州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
主要参考书目：
1。＇美＇约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2。燕京研究院编，《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林孟熹，《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4。郝平，《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司徒雷登百日日记（复印件），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
6。许良英先生与李慎之先生通信复印件（未刊），许良英先生提供。
第50章 后记（）
我深知，对中国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中国人缺乏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缺乏道德的坚守，不缺少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其他国度或其他民族，用宗教提供的这一切，在我们这里是由历史提供的。换言之，当人家求助于宗教的时候，我们只有历史。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却把立言、立功、立德称为三不朽，就是相信在人类自身的历史中能够获得不朽。在我们的精神版图中没有末日审判，却有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头上有一个公正的上帝，却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却有历史中的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绵延不绝的史家传统，保存了最完整的历史记载，秉笔直书成为后人尊敬的传统，包含道德褒贬的春秋笔法，为国人长期所认可。一句话，历史裁判承担着道德裁判的功能。支持文天祥从容赴死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晚年有诗：“青史凭谁定是非？”刘少奇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历史是善良的、弱势的、边缘的一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逆趋利避害的本能行事的唯一寄托；是不幸的、含冤的、坚持良知选择的人们全部的希望所在；也是令无比显赫的强势者不能不有所忌惮的无形威慑——“要上书（历史）的”，“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越是身处逆境、绝境，我们对历史就越会依赖。
有人说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因为极权统治总是要系统地、精心地改写历史，“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过程就是用谎言淹没真实，用胜利者的语言重写历史的过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这里达到了最可怕的登峰造极。这已经不是历史，只剩下恐惧的颤栗，对权势的屈从和棍棒下的呻『吟』。颠倒历史是可怕的，戏说历史是可鄙的。历史不容戏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历史，就是瓦解历史的道德功能、宗教功能，瓦解历史裁判权。历史不容遗忘，昆德拉有一句话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诚如胡平先生说的：“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然而到了近代，历史承担的已不是单纯的道德功能。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一文，批评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端：一是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是知有个人不知有群体；三是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是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导致两病，能铺叙不能别裁，能因袭不能创作。他大声地喊出“史界革命”的口号，认为“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自蒋廷黻、陈恭禄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栋，各种解释系统让人应接不暇，半个世纪来最强化的主流说法是胡绳的“三大战争、三大运动”说，此外有陈旭麓的“新陈代谢说”，唐德刚的“二百年出三峡”说，李慎之先生临终前不久，在写给他同时代的朋友许良英先生的长信中，有意改写中国近代史，并提出新的架构，他的第一个切入点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创造是其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可惜天不假年，大纲还未完成他就撒手而去了。
20多年前，我在一本报告文学杂志上看到过一篇文章，其中一个说法一直在我的脑子中萦回不去：环绕人民英雄纪念碑的12幅浮雕起自虎门硝烟、金田起义，到大军渡江而终，这个圆圈中有武昌起义，有“五四”学生游行，没有戊戌变法，当然更没有晚清立宪运动，那些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基本上没能进入这个圆圈。正是圆圈内和圆圈外，如同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历史。如果站在文明的角度，一系列由暴力和以暴易暴的思路所构成的战争、动『乱』、革命提供的大体上是历史的背景，它们对文明进步所起的作用，在许多时候往往为零，有时甚至是负数。
许多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如果放在文明史中来看只能是反角或陪衬，这不是历史的无情，恰恰是历史的公正，否则一部文明史岂不成了“何不食肉糜”的人儿主宰的历史？文明与反文明的力量之间的较量是永远不会中止的，人类正是在不断摆脱野蛮的控制而前行的。近代以来，这激『荡』的一百多年，对于重塑文明真正产生深远影响的往往不是军阀、枭雄、有权势者，而是那些以汗水、智慧乃至生命的代价推动文明转型的人们。虽然在历史教科书上常常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没有他们的位置，仿佛他们不曾存在过似的，似乎历史就是强者、赢者、胜利者的历史。在西湖这个平台上，他们的生命曾经那么绚烂，他们的笑容曾经那么自信，他们的脚步曾经那么稳健，他们的目光曾经那么清澈，他们看到过希望，创造过希望，他们的身上都落满了阳光。
事实上，站立在华表柱头的从来是那些曾日夜为文明进步而苦心焦虑、不避斧钺的人。那些阻碍了这一进程的人无论多么显赫、显赫多久，终究逃脱不了被时间钉在历史墙壁上的下场。一百多年前，“苏报案”发时，浙江余杭人章太炎就有这种历史的自觉，他长歌过市，『吟』出“风吹枷锁满城香”的诗句，他从容地面对法庭与囹圄。比他晚了半个多世纪，在海峡对岸，浙江湖州人雷震因“自由中国案”锒铛入狱。在写给儿女的信中，他也有这样的自觉：“我是缔造中国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对而工作努力，历史当会给我做证明。”
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数千年来，老中国的命运，百多年来，先辈们引入新文明的努力，常常令我哽咽无语。收入这本书中的文章，从2005年7月开始动笔（部分篇目曾先后在《西湖》月刊的专栏和其他报刊发表过），到2006年夏天之后搁下。这一搁就是整整两年，直到2008年夏天才重新拿起来修改。又是一年过去了，今年夏天以来，我又陆续对部分篇目做了修改，最终定稿。4年的时间就这样无情地在眼前流过，但我知道，历史的河流永不止息，我的思考和寻找也不会停止。
感谢尊敬的许良英先生十几年来对我的教诲与帮助，感谢蒋抑卮孙子蒋彦明先生、任鸿隽后人任尔宁先生以及研究杭州老房子的仲向平先生提供了珍贵的图片，感谢陈鸿仪先生、庞荣棣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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