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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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1月2日是个晴天，他带着一家人到灵隐，经云林寺到韬光寺，上北高峰，45分钟到山顶。1949年1月28日是他在杭州的最后一个除夕，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他在日记中写下：“今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而『政府』则和战未决，兵临城下，读宋人‘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薰风吹得游人醉，莫把杭州作汴州’，不竟感慨系之。”此刻，他还没有想到，仅仅3个月后他就要在大雨中告别杭州。他在答应出任浙大校长之前，通过陈布雷等人向蒋介石提出的三个条件中有一条，他只愿意做半年（至多一年）。却因为抗战爆发，浙大处于危难之中，受责任心的驱使，加上他与浙大师生与日俱增、难以割舍的感情等因素，一拖就拖了13年。期间他多次求去而不得，到1948年1月31日，他已决心辞职，面对浙大教授会代表的挽留，他说自己在校12年，已是忧患余生，“抗战时期日在流离颠沛之中；抗战胜利以后物质条件更坏，同事所得不敷衣食住；再加学生政治兴趣浓厚，如此之环境，实非书傻子如余者所可胜任。”

　　　　1949年4月24日，时局风雨飘摇，竺可桢主持召开浙江大学校务会，为应付环境，亟须加强“安全委员会”的组织，讨论决定取名为“浙大应变执行会”。因为这一天“林社”要公祭晚清杭州太守林启，所以他先离席，匆匆赶去孤山，到了放鹤亭，祭典正好开始。1897年5月21日，兼讲“中西实学”的求是书院（即浙江大学前身）在杭州普慈寺开学，成为中国最早的四所新式高等学堂之一。蒋伯器、蒋百里、蒋梦麟、陈独秀、陈仪等都是求是书院的学生，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等是浙江高等学堂的学生。热心办学的林启在杭州只有短短4年，却创办了3所新式学堂，其他两所为1898年办的蚕学馆，开了职业教育的先河；1899年办的养正书塾开中等教育的先河。有了这3所开风气的学校，林太守就是近代中国教育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所以竺可桢在风雨仓皇之际仍不忘赶去“林社”祭奠。

　　　　此前，竺可桢在1945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说，当年毕业于求是书院、又做过浙江高等学堂校长的邵裴子告诉他，人们都说求是书院是林太守所办，其实是浙江巡抚廖寿丰创立的，林办的是养正书塾，不是求是书院，一个是省立，一个是县立。现存创办求是书院的奏折确是廖寿丰上的，上面有光绪帝的亲笔朱批，但毫无疑问林启是求是书院最重要的创办人，折子中写明“即委太守林启为总办”，从制定章程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等，林启无不躬亲其事，而且亲自兼任过国文教学。（当然“颇重储才崇实”的廖寿丰也功不可没。

　　　　）1947年10月7日的竺可桢日记认定“求是书院”为林启所创，校舍设在普慈寺，是因为杭籍大臣王文韶的媳『妇』“与寺僧通『奸』”，寺院被没收为官产。这是林启1896年上任伊始查办的，他提请巡抚廖寿丰以充公的寺屋办新学，因此有了“求是书院”。竺可桢还讲到求是的校风一开始就含有牺牲精神，“求是书院成立在戊戌变政以前，是时科举未废，入院者多为有志之士。辛亥革命，江北总督参谋长史寿白提兵攻取南京，与克服浙江之总司令周赤忱，皆求是学生，但功成后皆寂然无闻。即先后主持学校之人如陈仲恕（求是）、邵裴子（高等）、吴雷川（高等）、许潜夫皆彬彬君子，一介不苟，至垂老而两袖清风。此浙大之校风为可贵也。”

　　　　自1901到1903年，求是书院先后易名为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到1928年易名为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一生的事业，一是气象学、物候学等科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二就是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奇迹般地把浙大办成一流的综合『性』大学，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他接任浙大之初，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学系，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中竟成长为拥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学系的大学，还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等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由512名增至2171名，荟萃了陈建功、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何增禄、谈家桢、蔡邦华、卢守耕、赵九章、吴耕民、夏鼐、张荫麟、张其昀、谭其骧、费巩、梅光迪等在各学科享有声誉的教授。抗战胜利后，他还雄心勃勃，想把浙大办成有5000名学生的大学。

　　　　1936年2月25日，竺可桢在接受浙大校长的任命前夕，也曾有过犹豫与忧虑，日记中说，他个人的困难之一在于“不善侍侯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然而经再三考虑，如果自己明哲保身，不去浙大，浙大必将陷入国民党党部之手，“而党之为人『操』纵已无疑义”。陈训慈在《竺可桢出长浙大由来及其他》文中回忆：“我则确记竺师母当日对我们几位同学说：‘你们的老师说是现在政治混『乱』，书生气的人，校长不易做得好。而我说正因为当今高等教育情况不好，好人更应出来，才有改进希望。’云云。”其时，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浙大学『潮』汹涌，前任校长郭任远不得人心被学生赶走，蒋介石急于找一个专业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声望的浙江籍学人接掌浙大，竺可桢被多人提名。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校长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蒋介石曾予以首肯。

　　　　他一向认为“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在浙大的13年中，他无时不以保持与发扬求是学风、不分党派门户、维持学术标准的浙大传统为荣。在1938年西迁途中，他在广西宜山确立“求是”为校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向来学风笃实，另一方面他对“求是”的解释即“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赋予“求是”以牺牲精神。他在浙大13年，浙大整体学术水平大大提高，学风踏实，教师、学生在学术上有成就的很多，基本上都没有走当官这条路，其中与竺可桢的影响和“求是”学风的熏陶不无关系。叶笃正从西南联大毕业、考到浙大读研究生，就是认为联大校风比较“浮夸”，浙大“实实在在”，这是他个人当时的体会。

　　　　自称“书傻子”、不屑也不善搞中国式人际关系的竺可桢之所以办大学成功，归根结底无非这样几条：

第47章　“书傻子”校长竺可桢与浙江大学　（2）（）　
一是他始终相信“大学因为能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他在浙大13年，拿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采英美之学术自由”。他认为大学里头，“马克思主义也可以研究”，教师、学生有研究的自由、读书的自由，即探索真理的自由。同时，他主张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尤其重视基础学科，“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1936年，他甫一上任，第一次主持召开校务会议时，就提出大学各学院一年级不分系的建议，避免学生过早进入专业学习而忽视基础，最后决议成立一个公共科目课程分配委员会。

　　　　为加强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教育，他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第一线。他经常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选读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学科或爱好的学科。1945年9月23日，他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中说：“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知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1946年7月25日，在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会议讨论《大学组织法》时，他主张加入通才教育，最终没有通过，他在日记中深感遗憾。

　　　　二是他一向认定“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也就是力主独立办学，超越党派纷争之外，他公开提出“大学是超政治的，三青团不应进入大学”，“大学中不应再有党部，即青年团亦只能作为一种服务团体，如青年会然。学生对于政党信仰完全自由，但不应作政治活动”。有一次他调阅三青团浙大区团部档案，亲眼看到他们给上司的报告中三次提及浙大的“环境不适于青年团”。1938年、1939年，他几次拒绝加入国民党，到1940年前后，他成了唯一不是国民党员的国立大学校长。1940年8月，他不顾压力，聘请不是国民党党员的费巩出任浙大训导长，教育部规定这一职务必须党员才能担任。

　　　　以后他虽被迫填写过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甚至被缺席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从未付过党费，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的会议。国民党强硬势力攻击浙大是“共匪之租界”，其实竺可桢一样不赞同学生“左”倾，他在日记中多次说，“学生对于政治可以有主见，不能有活动”，“学生信仰可以自由，但不能作政党之活动”，“学生应埋头求学问，否则从军可也。在学校闹党派，则不特于抗战无益，学校亦不成其学校，故本人主张政党须一律退出学校”。1947年6月17日，他出国半年一回来面对的又是汹涌的学『潮』，他批评学生自治会所出的《快报》《求是学报》“均相当左倾”。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后，他在11月10日的校务会议上说得明白：“余同情于子三之惨死，但并不同情于其政治活动。学生在校，尽可自由信仰，但不得有政治活动。”

　　　　1948年2月14日，他当面批评学生自治会代表，“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完全不载，满篇都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12月13日下午，他亲自去看浙江校园里学生自办的“费巩壁报”，其中有赞美张学良、杨虎城的文章，他感叹说：“大致说来，可谓一致反对『政府』之言论，无怪乎外间攻击浙大为共匪张目之中心矣。”

　　　　1949年5月，他离开浙大后，浙大校园的壁报上还在批评他——“受英美教育之毒，做事不彻底，不能对恶势力争斗，只剩了些科学救国空谈。竺对于旧的固然厌恶，对于新的心存怀疑。但民主与反民主不容有中间（道）路的，而竺某偏偏走了中间毁灭之路……。”岁月轮回，这对他是褒还是贬呢？

　　　　三是他自始认定“教授是大学的灵魂”。1948年6月12日，他对学生说：“大学应以教授为重。”早在1936年4月25日，他上任之初就在演讲中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浙大学生谢觉民追忆，竺可桢以人品、学识和诚恳的态度请到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好教授，“他们有品格，有学问，但有时不免也有脾气”，牛津出身的费巩“最会骂人，在教务会议上，他公开指摘竺师，说‘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意思是他习政治的，有知人之明，竺师也只是含笑不语，可见他的容人之量。”（从费巩日记可以看出他一度对竺可桢很不满，但竺可桢照样请无党派的费巩当训导长，并在费巩出事后全力营救。）

　　　　1948年评出的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浙大教授有4人，仅次于北大、清华。曾在浙大任教的生物学家谈家桢一再推崇近代中国办大学成功的校长只有蔡元培和竺可桢，“他们两人都具有许多优点，都是胸襟开阔，气度宏伟，都能打破各种思想和学术派系的束缚而广罗人才，充分发挥各种学术思想和发展各个学术领域。”

　　　　1945年2月，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在重庆“失踪”。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竺可桢就感到这是“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构”干的，深为费巩的『性』命担忧，不停地奔走于各个机构、部门之间，尽了一切可能尽的力。他的日记中有关费巩的记载至少有78处之多，可谓牵肠挂肚，多年难以释怀。不仅费巩，他对其他教师也是如此，外文系教授张君川、讲师冯斐等都是受到他的保护才幸免牢狱之苦。在竺可桢13年大学校长生涯中，心理学教授黄翼，文学院院长梅光迪，教务长、物理学家张绍忠，历史学教授张荫麟等先后病故，他都关怀备至，对他们的遗属尽心照顾。

　　　　到1949年，他在浙大的最后几个月，他几乎成了一架要款机器，不断地给教育部、行政院发电、写信，不停地奔波于上海、南京和杭州之间，叩开包括代总统李宗仁在内的国民党政要之门。1月29日是他在浙大的最后一个春节，校园内，“学生等颇热烈庆祝，而教员则忙于谋生，食不饱、衣不暖，故可谓毫无兴致也……”他本人忧心忡忡，整天为师生的柴米油盐而发愁。

　　　　教授治校是他13年来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浙大校风就是万事公开，实事求是，师生合作。1945年9月17日，他在演讲《战后国家与学校诸问题》时说：“今后大学应行教授治校制，以符合民主之『潮』流。”教授治校主要体现在全体教员每年一次选举教授代表，可以连选连任，参加校务会议，决定学校的大政方针。即使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也未中断，竺可桢日记记下了选举的详细情况。

　　　　四是他相信学生，力主学生自治。“爱校如家，爱生如子”，是浙大学生对他的评价。40年代末浙大史地系毕业的女生王来棣80岁时回忆起老校长，“在我的脑子里，他同学生的关系像父亲一样”，“可敬”、“尊重”。他的老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曾对人说，在竺可桢眼中，“浙大学生个个都是好人品和有学问的。”无论学『潮』如何汹涌，他都坚定地认为“大多数学生乃系善良的也”（1948年1月5日日记）。1948年4月1日，他在浙大51周年纪念会上郑重地说：“办大学教育者必得有基本信仰，就是大多数学生，可以由经验和教训使入于理智所承认为正轨的途径的。”1947年8月，浙江省『主席』沈成章当面指责“浙大乃『共产』党大本营”，认为浙大处理学『潮』过宽，开除的学生太少。他坦然回答：“学校处理学『潮』，不能用武，始终认大部分学生系优良子弟。学校须以德服人。目前要点在于组织教授，扶植善良，潜心读书，不为政『潮』所左右。”每次国民党当局要他开除学生，他总是从爱护学生的立场出发，从不考虑政治立场，他对陈布雷说过：“年轻人欲批评亦未可厚非，若批评『政府』者皆目为『共产』，则不啻为丛驱雀也。”

　　　　1947年5月25日，他远在美国旧金山，从报纸上得知浙大还在罢课之中，在日记中写下“真使人焦急”5个字。后来他对1947年4月到1948年4月的罢课作过统计：“共罢课55天，其中例假1天，星期日6天。”一年中罢课的时间竟达8星期之多，也即是上课时间的四分之一。他虽理解青年学生“多不满现状”，“关心国是也是应该的”，但他认为时时罢课，学业损失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