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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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每周5篇，星期天再写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张季鸾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内阁总辞职》评论中尖锐指出：“故此仆彼起，无非鸡虫得失之争，于国事何关？于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发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进一步说：“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卫而进于自己建设，徒抱消极的态度相与俯仰一世耳。”

　　　　1923年，《商报》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熟悉他的芝翁回忆：“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他不惮军阀的强势，对于当时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由福建举兵进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上海《时事新报》评论说：“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

　　　　”他马上在《商报》发表评论《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予以驳斥。目击英国巡捕在上海杀害中国工人的惨剧，他热血沸腾，他在五卅运动中的文章议论之所以能深得人心，就是因为有感情，有见解。他自述：“在整个‘五卅’运动中，余与公展每日注视事态发展，间或亲至各团体访问消息，交换意见，故能把握问题中心，而所有议论，均能在群众中发生影响。”『共产』党主办的《向导》曾转载他的《商报》评论，肖楚女等『共产』党人给他写信，希望他为无产阶级革命贡献力量。但这与他联合各阶级的力量推倒军阀、争回主权的全民革命思想有距离，因此他没有回复。胡政之主办《国闻周报》，请他每周写一篇时评，月酬金50元，他倒是答应了。

　　　　他的时评渐渐成熟，自信心也加强，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以及工商等问题，受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欢。期间，他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曾被传讯、罚款。《商报》的发行量达到1万数千份。郭沫若推崇这一时期的陈布雷，“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令人倾慕。”叶恭绰对陈布雷也很推许：“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之人寥寥不多得，其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在南惟陈畏垒而已。”这句话传到他的耳朵中，他在病中不胜惶恐、也不胜安慰：“余自以为文字识解，在南不及张一苇，在北不及颜旨微、陈博生，而叶君推重如此，可为愧悚也。”张一苇就是后来《大公报》的主笔张季鸾，1922年，他们对于中日山东问题直接交涉案观点不同，有过一场笔战，却彼此倾慕，并从此订交，终生不渝。

第42章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2）（）　
1926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年，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时，只有36岁，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发行1。2万份，却因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一些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正好请病假，他抱病出来，“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

　　　　此前，蒋介石曾托邵力子给他送来签名的戎装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6年冬天，蒋又托人邀请他去南昌，再次表达了盼望见面的诚意。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成为他报业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整个幕僚生涯的序曲。

　　　　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他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年，当然这22年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当官，只是有时替蒋介石写写文章而已。他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他辞谢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任命之后，蒋曾问他愿意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蒋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所以，这一阶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笔政，撰写了大量评论，1929年之后才脱离报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陶希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

　　　　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

　　　　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说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甚至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吧！

　　　　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他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深知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都是从善意出发，蒋也多有采纳。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庆对杨玉清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就与他和邵力子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鲁迅去世8年后，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日记说，“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

　　　　在为蒋介石代笔捉刀的20多年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陈布雷。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体不大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庆，宋美龄每天给他送一磅牛『奶』补充营养。对此，他感激于心。学生时代的他“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像个面包”，他在杭州对记者黄萍荪说：“我的瘦下来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因熬夜而渐起的。”

　　　　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

　　　　陶希圣在回忆文章中说，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

　　　　……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

　　　　全文6000字，由5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子缨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

　　　　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中的难言隐痛。

　　　　1941年，郭沫若50岁生日时，陈布雷在贺信中说：“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贺诗中也有“文士心情脉脉通”之语，确是语出真诚，不是客套。郭沫若的答谢诗中也有“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的句子。然而，陈布雷身上的豪气早已消磨殆尽，再也没有笔走龙蛇、大显身手的机会了。

　　　　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他回到新闻界的冲动从来没有终止过，1940年，他在《商报》时代认识的晚辈程沧波离开国民党《中央日报》，到监察院做官，他在“九一”记者节那天写长信给程，为重庆少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而惋惜。1947年，程辞去江苏监察使，专办《新闻报》，他又专门写信道贺：“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程固然成不了真正独立、自由的记者，但他内心对记者生涯的向往是真诚的。

　　　　程回忆，1939年11月，在重庆为陈布雷庆祝50生日，饭后有人提议陪他雀战一番，自他离开记者生活后，就极少有此娱乐。银行家钱新之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陪他，戏称“四位记者打麻雀”，推老记者于右任观战，打了八圈，再喝咖啡谈天。那天晚上，陈布雷的神情“真是和谐而愉快”，多年未见他那样“轻松而活跃”。1941年，张季鸾去世后，陈布雷追忆往事，季鸾曾一度北上短暂离开新闻界，他很着急，写信劝说：“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季鸾回信说：“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最后，季鸾以言论报国终其身，而陈布雷没能做到，所以他说自己“愧负死友多矣”。

第43章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3）（）　
陈布雷对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旧业。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他的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屏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然而，他重返新闻界的愿望终究只是一个梦而已。

　　　　1947年6月，陈布雷在南京对《文汇报》的徐铸成说：“我们国民党的举措的确是不能尽如人意的，但是，再腐败，我看至少二十年天下总可以维持的。”到了1948年，他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在回答宁波同乡、立法委员『毛』翼虎时，用缓慢低沉的语气说：“‘势力’两字要分开来，势是形势、力是力量。论‘力量’，国民党陆、海、空军优于『共产』党，问题在于‘形势’这个词。”『毛』认为陈布雷已看到了总的“趋势”。在他身后仅仅几个月，南京城头就『插』上了红旗。一个一心向往着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贯穿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陈布雷在杭州度过了年轻的求学时代，曾两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1932年到1934年，他在杭州度过了相对轻松愉快的一段日子，暑假里子女来杭，他会带他们出游，看电影。西湖的山水是他所熟悉的，他曾产生过退隐西湖的念头，对妻子表示：“宋代的臣子老了，可以退休，到那青山绿水的去处领一座寺院，颐养晚年。我颇想到杭州置买一块田地，不管价钱多高，为我退隐先作一点实际准备。”抗战胜利后，一生清廉的陈布雷用多年的一点积蓄，在杭州九溪十八涧徐村买了一小块地。也许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过，自己退隐不成，这里倒成了永远的归宿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