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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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的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由他的《病梅馆记》我想起丰子恺的一幅漫画，用大剪刀修剪灌木，将高矮不平、错落有致统统修剪得一样整齐。我还想起了长城上的每一块砖，都是一样尺寸大小。梅花也是如此。这仿佛是中国所有读书人的宿命，逃避不了被这个烂熟的登峰造极的皇权专制体制修剪的命运。

　　　　《病梅馆记》和后来的315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第（1818年27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他38岁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第95名。在殿试的策论中，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了三甲第19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他却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衰世”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25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20多篇（“箸议”，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其中，他提出了“衰世”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第4章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2）（）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工场没有像样的工匠，街市没有像样的商人，就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

　　　　告别“衰世”，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青年龚自珍在内心深处发出了呐喊。他批判摧残人『性』的软刀子，他相信“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的历史观，他知道“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变是正常的，不变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可能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他用《易经》的语言呼吁变法革新。1817年，他写下《平均篇》，提出调节君、臣、民之间财富关系的办法，主张遏止贫富两极急剧分化的趋势。那时清廷严刑峻法，文网严密，动辄得咎，但毕竟已到了“衰世”，像龚自珍这样叛逆的声音还能发出来，而且并没有遭到什么严厉的处置，专制的链条确实开始松动了。

　　　　1819年，龚自珍的朋友庄绶甲担心他以文惹祸，劝他删掉文章中锋芒毕『露』的观点，“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显然他没有接受。同样劝说他的朋友很多，到了1841年，甚至连他的同道、与他齐名的魏源也写信劝他：不要在酒酣耳热之际放言无忌，以免遭到不测之祸。言辞恳切，完全出于对老友安危的担忧。魏源深知老友的文章关怀现实，不是书斋中的无病呻『吟』，即使他的诗也多有忧患意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变动的前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前夜。英年早逝、富有史识的张荫麟说，龚自珍属于那种“先天下之忧”的志士，上下古今，经国纬民，痛哭流涕，“以开创风气为己任”。胡适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一句。面对旧文明无可挽回的衰落，他感叹、他呼喊、他寻找，虽然他没有亲眼看到时代转型的迹象，也并未作出全新的创造。但他知道，“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

　　　　1838年，龚自珍曾经想随林则徐南下广东，参加禁烟行动，因“事势有难言者”而未成，他送给林则徐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及砚台一方，砚台为一紫端，背后刻摹了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林则徐珍视这方平淡无奇的砚台，一直珍藏在身边，随同他风雪万里，并亲笔在背后草书两行：“定庵贻我时晴研，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落款“林则徐”。这是林在陕甘与新疆途中所刻。龚自珍以“快雪时晴”作砚铭赠别林则徐，就是希望林能像“快雪时晴”一样雷厉风行地革除积弊，使中国早日出现“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的局面。林则徐南下途中读了龚自珍赠别文章后写信给他：“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林则徐比龚自珍年长7岁，与龚父是同僚，他们早就认识。

　　　　1839年，在京城居住了近20年后，对宦海深为厌倦的龚自珍辞职南下。4月23日黄昏，他不带眷属，独自一人，雇车两辆，其中一辆载着他的百卷诗文，悄然离开北京。路经扬州时，他曾与魏源见面。船过镇江，在北固山下遇到乞求降雨的赛玉皇迎神大会，玉皇、风神、雷神俨然，祷词万数，朗诵声不绝。认识他的道士再三请求他作一首祈雨的青词，他推辞不过，写下了本文开头“九州生气恃风雷”那首著名的七绝。在镇江到江阴的船上，他读陶渊明的诗，有感而发，赋诗三首，其中一首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回到故乡杭州不久，他陪同父亲去看过八月十八日、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自1826年离开杭州北上，他已有14年未回家了，他感慨地写下了“踏遍中华窥两界，无双毕竟是家山”的诗句。世事沧桑，变化真大，亲朋中已有不少人离开人世。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已进入倒计时。

　　　　1794年，魏源在湖南邵阳出生的那年，正是乾隆禅位前一年，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终点，也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起点，他生当其时，几乎亲眼目睹了“盛世”下滑的整个过程，对“衰世”有着铭心刻骨的体会。1825年，他32岁那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命编《皇朝经世文编》，到1826年冬天共编成120卷，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不过那还是属于古代的范畴，是按照千年相续的传统思路编的。1826年，他与龚自珍同时参加会试，双双落第，欣赏他俩才学的考官、礼部主事刘逢禄惋惜不已，黯然题诗《伤湖南、浙江二遗卷》，“龚魏”齐名由此开始。直到1845年，龚自珍死后四年，魏源52岁那年才在补行殿试中恩科三甲第93名，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州分发到江苏，先后做过东台、兴化等地的知县。“万行柳『色』万声莺，啼遍千门万户春。”魏源一直等到知天命之年才喜登“龙门”，难怪他要自我解嘲“中年老『妇』，再作新娘”。

　　　　1819年，魏源与龚自珍在北京初次见面，就气味相投（有人说他们1814年认识，但这一年龚自珍往返与徽州、杭州之间，没有到过北京）。1822年秋冬之交，龚自珍曾送魏源等到古北口长城，共赏塞上风光。1830年4月9日，魏源在北京，应龚自珍之召，参加了花之寺聚会。6月，他们又在龙树寺再聚，林则徐也在场，正是这次集会奠定了林则徐和龚自珍、魏源、张维屏等人的友谊。1832年春天，魏源应龚自珍之招，再次参加花之寺集会，到场的还有主张革新的包世臣等十四五人。这些聚会名为赏花，实际上是志同道合的朋友研讨学问、议论时政的聚会。早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们就已预感到英国将可能以新加坡为基地，有侵华之举。他们主张先发制人，消除隐患，严禁鸦片，抵抗侵略。他们中有五个朋友被时人称为“薇园五名士”，龚自珍以才、魏源以学、宗稷辰以文、吴嵩梁以诗，端木国瑚以经术闻名。相同的是他们都主张“经世致用”，都赞同走革新之路。当然，龚自珍对现实要比魏源等人更敏感，对“衰世”的感受也更深，尽管他还不具备世界眼光，不知道别样的文明。

　　　　1834年，魏源应邀到江苏巡抚林则徐处，代林阅卷。1839年5月，当龚自珍南下路过扬州时，两人又有过一次愉快的见面。1840年，魏源从浙东到杭州。9月，林则徐被革职，他写了《寰海》诗一首，表示痛心。1841年春天，裕谦以钦差大臣到镇海筹办浙江防务，林则徐受命协防，魏源进入裕谦幕府，几个月即辞去。期间，他曾到钱塘江观『潮』，有感而作《钱塘观『潮』行》一诗。当年5月，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发配新疆伊犁。6月，魏源在浙江到扬州的途中，在京口与林则徐见面，对榻倾谈，思想上产生很大震动。也就是这一次，林则徐嘱他编一部《海国图志》。

　　　　当年8月，龚自珍应魏源来信邀请，到扬州相聚时，得知老友正在编《海国图志》，大为欣喜，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真学问。自京都相识以来，他们切磋学问，议论时政，特别是1826年双双在会试中落榜，“龚魏”齐名以来，关系更加密切，书信往来不断，而且时有见面，转眼已有20多个年头了。

　　　　8月5日，龚自珍回到当时栖身的丹阳书院。孰料仅仅7天后（8月12日）就在丹阳猝逝，终年50岁，那也正是英国大炮轰开国门、林则徐被流放新疆的一年。随着龚自珍的死，一个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小农文明时代徐徐落下了帷幕。在龚自珍身后，自魏源等人开始，老大民族最优秀的分子开始告别“衰世”的各种具体努力。

　　　　关于龚自珍的死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但不同的版本都说他被人下毒，“丁香花公案”吸引了包括孟森在内的史家。（龚自珍死后，1843年夏天，龚的儿子到扬州请魏源编定龚自珍遗作，这就是《定庵文录》12卷、《外录》12卷，序言也出自魏源手笔。）

　　　　1842年12月，魏源参考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历代史志、明代以来的岛志及一百多种中外书籍，终于辑成《海国图志》50卷。1847年，又补成60卷，刊于扬州。到1852年，参考徐继畲《瀛寰志略》等新出的一些著作，增补成100卷，在南京筹刊，成为一部有88万字的巨著。《海国图志》对五大洲大多数国家的沿革、现状都有记载，并明确提出“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知道靠这本书并不能驾驭外夷，“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他想到了天道、人心、人才。他认识到英国的优势不仅是船坚炮利，还包括养兵、练兵之法，“人但知船炮为西夷之长技，而不知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他甚至已朦胧地觉察到了英国之所以强大的背后是制度原因，他在第50、51卷对英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

　　　　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即国会），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

第5章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3）（）　
国会分上、下两院：“其国中尊贵者曰五爵，如中国公侯伯子男，为公议之主，且城邑居民，各选忠义之士一二，赴京会议。国主欲征税饷，则必绅士允从，倘绅士不允，即不得国民纳钱粮。”当国会与『政府』意见发生冲突，可以解散国会，重新选举，即使民众对国会也可施加影响：“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

　　　　他介绍英国的报纸：“又刊印逐日报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对英国工业、贸易、交通的介绍也都很详尽。

　　　　对于美国，魏源在第59卷同意徐继畲的观点，肯定了总统制、国会制度等。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后被公推为总统，“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在《后叙》中称赞美国的民主制：“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

　　　　多年后，梁启超如此评价《海国图志》：“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从张之洞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魏源的影响。虽然《海国图志》还没有完全抛弃“华”、“夷”的思维定式，但魏源眼中的“夷”已迥然不是昔日迂儒心中的蛮夷，他开始意识到了中国之外不仅别有世界，而且有优先于我们的技术、制度、文明。在他之前，我们是天下绝对的中心，文明的中心，所谓夷就是野蛮、未开化的代名词。在经过了长夜漫漫之后，本民族终于有人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当然，这部书也不是没有缺陷的，比如魏源以中国炼丹术的取阴补阳等陈旧观念理解西方的天主教，缺乏基本的宗教常识。）

　　　　此前，明代万历年间利玛窦的书《坤舆图说》、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初入中国，人们都视之为天方夜谭，不相信是真的。后来南怀仁等编印《地球全图》，人们依然不相信宇宙之大，地球上还有许多不同的文明，俨然以中国为最高的文明形态。乾隆帝驳英国使节的心态如此，到了道光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在魏源、徐继畲这些人身上，情况才开始有了变化。

　　　　《海国图志》影响了近邻日本。1850年，三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马上就被封禁。1853年，又有一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到1854年，共有15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除了几部被留作御用，有8部出现在普通的市场上，以后年年都有输入，还出现了许多《海国图志》的翻刻本，有些是节选的，在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深受欢迎，此后才逐渐被冷落，因为开放的日本社会有了更高的要求。

　　　　1828年，35岁的魏源初游杭州，西湖给他留下了美丽至极的印象，他曾写下十首纪游诗。他喜欢西湖，1856年秋天，当太平天国正如火如荼、江南一片狼藉时，他63岁那年最后一次来到杭州，寄宿在一处僧舍，从此再也没有离开。他闭门谢客，常常“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即使亲戚、门生前来求见，接谈二三语，“便寂对若忘”，惟独钟情于西湖的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