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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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不同甚至负面的评价。《北洋画报》（1934年24卷1171期）发表署名“湘如”的《胡适之批评史量才》一文说，“最近有某记者同胡适之氏谈话，最后问氏对史量才被刺后，对史氏生平有何批评？氏频摇首曰：盖棺论定，颇非易事，不论史氏在中国握有最有为之两大工具——《申报》与《新闻报》，而只谋图利，对中国学术文化未能发挥其可能之供献；自其个人言之，不失为成功事业家，而自社会之意义言之，实不能不认此为重大之失败也。……而胡氏肯作此明白的表示，亦可见其意见的忠实，及其平时对史老板的无好感了。”

　　　　同一文中还有一番话，“若论《申报》的政治主张，九一八以前向来是再稳重和平不过的，唯近年以来也不大安于现实；所以有人骂他，只顾推扩销路，迎合一般年轻人好『乱』的心理；尤其是以‘自由谈’供左翼作家作用武之地，最为一部分人所不满。”

　　　　但仅仅“自由谈”遭一部分人不满，不可能成为史量才致命的原因。对他的死因，当时外界有多种传闻，比如说他“担任上海市参议会会长后，曾阴谋搞上海市独立运动”，比如说他与1933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有关，等等。但这些都没有可靠的证据。曾在《申报》做过3个多月编辑、因被解聘对史量才不满的报人龚德柏说，“因《申报》被共党利用，成为反『政府』政策的急先锋，而触怒某方面，致史量才丧失其生命。”他认为，主要是《申报》激烈的抗日言论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冲突，史量才“聘请假日本通、真共党傀儡陈彬龢主张抗日，终于送掉史量才的命”。（《龚德柏回忆录》上册，229、232页）

　　　　军统特工沈醉说：“我所了解的主要是由于蒋介石得到情报说史当时很同情『共产』党，曾经接济过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经费，所以决心要杀害他，并以此警告其他同情中共的人士。再加上他所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于蒋政权黑暗统治的言论。”（《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169页）

　　　　1931年12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周恩来从上海秘密抵达江西苏区，1932年2月中旬，上海的报纸上出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经用过的化名）。3月4日，上海地下党组织以重金“聘请”《申报》法律顾问、外国律师巴和，以周恩来的另一别名“周少山”的名义，在《申报》“临时专刊”刊登《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表示周曾用“伍豪”的别名投稿，报载所谓“伍豪”等243人脱党启事，“实与渠无关”。这个声明在《申报》发表前，国民党有关方面曾警告史量才《申报》不应刊登，他断然拒绝：“广告是营业『性』质，何况从法律观点来看，姓伍的被人冒名，是应该声明的。”

　　　　然而，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史支持中共地下党经费的史料依据。1934年10月5日，离他遇害不久，将要去杭州休养前，史量才曾对俞颂华等说自己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俞颂华《忆史先生》，原载1934年12月5日《申报月刊》第3卷第12号“追悼史总经理特辑”）上海英文《泰晤士报》发表的评论称他“从未与闻政治党派之事务”。

　　　　但他参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倒是事实。史量才与宋庆龄关系密切，“一二八”事变时，他曾应宋的要求给十九路军募集巨款，他们一同创立了伤兵医院。民权保障同盟是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发起的，现在有人考证说同盟有『共产』国际的背景，内幕很复杂，尽管如此，在国民党统治下要求保障民权的正面意义还是否定不了的。《新闻报》记者陆诒回忆1932年12月29日第一次见到史量才，就是在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即席发言，“……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35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

　　　　此后，他又在好几次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

　　　　正当54岁盛年、身体健康的史量才以言罹祸，他的死为那个时代的言论空间写下了一个弥漫着血腥气的注脚。人们普遍相信他是为报纸而死的，他曾说，“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

　　　　夕阳西沉，史量才被杀整整18年后，黄炎培重游杭州，徘徊在西子湖边，昔日史氏的别墅“秋水山庄”依然，而斯人已殁。黄氏情难自已，赋诗一首：

　　　　一例西泠掩夕曛，伊人秋水伴秋坟。

　　　　当年壮语成奇祸，缟素词坛十万军。

　　　　我所知道的“秋水山庄”，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属于“新新饭店”的一部分，平时总是大门禁闭。我虽然经常从大门口经过，却都是过其门而不得入。“山中岁月无今古，世外风烟空往来”，单是从它处于葛岭脚下、面临西湖——风景独好的位置，我们也不难想见史量才当年和心爱的二夫人沈秋水（原名沈慧芝，据说她出身青楼，以重金倾囊襄助他买下《申报》）那一段美好的神仙眷侣生涯。他喜欢早年求学的杭州，《申报》专门办有杭州专刊。在忙碌之余他总会想到西湖边来休息一些时光，他唯一的儿子当时也在杭州的之江大学就读，他还是这所教会大学的校董、捐款人之一。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11月13日，“秋水山庄”琴弦折断，琴声戛然而止，沪杭道上训练有素的枪声击穿了如歌的岁月，从此，对沈秋水而言，“秋水山庄”的晨昏月夕、花前月下的生活都成了人间绝唱。失去史量才之后，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的“秋水山庄”不过是一个空空的庭院，花草最好，西湖的月『色』最美，对她也了无意义，据说她再也没有回来住过。

　　　　2004年春天，我曾和相识、不相识的一批男男女女穿过弯曲泥泞的山路，去寻找史量才之墓。当时正是杨梅熟时，有杨梅被风雨打落在地上，路边还有诱人的野草莓，我们一行或捡、或摘。史量才墓在幽静的山坳，枕山面涧，庄严、气派、整洁，墓碑上“史量才之墓”几个大字铁划银钩、笔触有力，背后的墓志铭为章太炎撰、陈陶遗书、沈恩孚刻。一位叫钱九斤的村民当年只是一个小孩，从造墓到下葬都看到过，他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墓（听说花了3万5千块银圆），第一次目睹如此隆重的葬礼，他就跟着在墓前跪拜，谁知史夫人（不知道是不是沈秋水）给了他一块银圆，其他的小孩看见他得了银圆，也纷纷去拜，每人得了一块银圆。就是这位小孩六、七十年后给热衷寻访名人墓地的丁云川带路，那是2001年的春天，通往史量才之墓只是砍柴人走的小路，而且被青草掩埋，隐约还有什么动物的脚印。夕阳西下，当丁云川站在墓前鞠躬时心里生出了一些感慨：“钱九斤一辈子大概没有看过几张报纸，可是他记住了史量才；一个农村老人和一个报界巨子，毫不相干的两个人，命运中居然有一个重合点。”（《丁布衣寻墓记》，载《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其实，哪怕“史量才之墓”已无处可寻，哪怕没有了“秋水山庄”，后世的人们也将长久地铭记史量才留下的名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那年春天，细雨『迷』濛中，我们一行曾在史量才长眠了近70年的墓前大声地喊出这12个字，伴随着青山的回音，空谷的回音，松涛的回音。

　　　　主要参考书（篇）目：

　　　　1。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庞荣棣，《申报魂——中国报业泰斗史量才图文珍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

　　　　3。《黄炎培日记》第4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4。冯亚雄，《〈申报〉与史量才》，《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5。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真相》，《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

　　　　6。沈醉，《杨杏佛、史量才被暗杀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7。《龚德柏回忆录——铁笔论政书生『色』》上册，龙文出版社，2001年版。

　　　　8。《俞颂华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9。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

　　　　10。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1。顾执中，《战斗的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

　　　　12。《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6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版。

　　　　13。《丁布衣寻墓记》，《杭州日报》2005年1月11日。

　　　　14。庞荣棣《史量才事迹补》，《江宁春秋》第十辑，江宁县政协文史委员会1991年印。

第41章　陈布雷为何“悔之晚矣”？　（1）（）　
1934年冬天，陈布雷刚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位置上卸任，在西湖小莲庄休养。一天夜晚，杭州《东南日报》记者黄萍荪来访，问及当年他在上海《天铎报》写的文章哪篇最具代表『性』，他的回答是一篇写于辛亥革命之际的社论，题为《钱镠弩，鸱夷血，呜呼寂寂！》。第二天，他给记者抄送了这篇20多年前的旧文，一共不过千字，却情文并茂，殷殷以民族大义、利害关系，敦促浙江新军迅速起来响应武昌起义，几乎是公开的策反。以后，黄萍荪曾当面向这位尊敬的新闻界前辈提问：“当时写这样的文章，是要担很大的风险的，你不怕像邹容一样结果吗？”陈布雷轻轻地抚了一下脖子，笑着回答：“它不是长得好好的吗？老实说，当记者总是徘徊于拼命与保命两条路线上的，执其两端是不可能的。诚然，早于我的太炎先生之入狱，邹容吾小弟之瘐死，邵飘萍、林白水的被杀，都属于拼命一类的，但形势的推动，血气的腾涌，实为主导，可不慎乎！”

　　　　浙江是陈布雷的故乡，1890年他出生在浙江慈溪西乡官桥（现在属于余姚），原名训恩。1906年起他经过考试『插』班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初到杭州，他曾在族人经营的张同泰『药』铺住过，这家百年老店历经无数的风雨沧桑，如今还在离我家不远的中山北路上开门营业。在浙高，他和邵飘萍、邵元冲、祝文白、郑晓沧等同学趣味相投，他们经常到国文老师沈士远那里借阅《复报》《民报》《新世纪》等清廷查禁的刊物，他对老师说：“这些报刊上的政论文章，流畅有力，说理透彻，论事气壮，是从八股与古时议论文中解放出来的新文体，清新可诵，感人至深。”地理老师张宗祥对他们也有影响。

　　　　在浙高，有些由日本籍教师教的课，不用课本，讲义由学生自编。陈布雷曾担任过生理学讲义的编辑、誊印、装订工作。他以后回忆：“这样将听、记、写、编四者合一，实为新闻记者所必备。教师讲，学生记，写出来，编成书，再刻钢板，印成讲义，其过程无异报纸的采编、发排与付印。”

　　　　1908年春天，杭州各学校举行联合运动会，有3千学生参加，在图画老师包蝶仙的指导下，陈布雷、邵飘萍这几个后来在中国新闻史上放过光焰的人物办起了一份油印小报，这是他们生命中最早的报纸。他自述：“从编印油印讲义到编印油印新闻纸，算是我第一次从事采、编、印、发合一的新闻工作。”

　　　　陈布雷真正的报业生涯开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毕业，路经上海，暂住《天铎报》，主笔戴天仇要回乡结婚，请他代写评论。因为他此前给《天铎报》投过稿，戴天仇知道他文笔犀利，中英文都佳。因此缘故，当年秋天，他于浙高毕业，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10天写3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这年他只有22岁。同事要他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释说，这是他在浙高读书时同学对他的戏称，当时他面颊圆满，同学就叫他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译音“布雷”（他记得最早是邵飘萍这么叫的）。同学汪德光说他好撰文字投报馆，以“布鼓”自拟，署名“布雷”也很有趣味。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反而被湮没了。九指头陀有诗赠他：“『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

　　　　陈布雷初入报界就结识了时为《民立报》主笔的宋教仁，一度交往密切。当时上海报纸少见国际时事评论，只有对国际局势洞察幽微的宋教仁，常在《民立报》发表这方面的评论。他也常在《天铎报》撰文呼应。

　　　　武昌枪响，陈布雷欣喜无比，他早在故乡慈溪就组织过反清的“覆满同志社”，推崇秋瑾是“女中英豪”。革命初起，前路未卜，《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他们，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

　　　　陈布雷的堂哥在革命浪『潮』中成为宁波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将他召回故乡，但他马上返回上海：“我志在做记者，还是让我回沪从事新闻工作吧。”

　　　　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用英文写的，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交陈布雷试译一段。他的古文典雅、准确。王认为不失原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

　　　　年轻的陈布雷借助《天铎报》这个平台，为新生的民国鼓与呼，在题为《新国民不可不知》的短评中他说：“今日之中国，不贵有细针密缕之法律家，而贵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凯听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此时，戴天仇自办《民权报》、叶楚怆等办《太平洋报》、邵元冲等办《民国新闻》，纷纷约他襄助，《申报》也请他担任撰译，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应转向鼓吹建设，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致力于批评。家中亲人也不希望他以记者为职业，他在《天铎报》前后工作5个月，然后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闻界。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事业，除了给上海《申报》当特约译述员，一度还兼任宁波《四明日报》的撰述。

　　　　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周5篇，星期天再写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