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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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连篇，

　　　　成啥样式！

　　　　第二首是一首“宝塔诗”：

　　　　痴！

　　　　适之！

　　　　勿读书！

　　　　香烟一支！

　　　　单作白话诗！

　　　　说时快，做时迟。

　　　　一作就是三小时！

　　　　开心的胡适也回敬他一首“宝塔诗”。当胡适1928年提笔追忆往事时，早已物是人非，他禁不住感叹：“这种朋友游戏的乐处，可怜如今都成永不回来的陈迹了！”

　　　　不但胡适，“中国科学社”的同人更忘不了在烟霞洞与青山为伴的胡明复，他们经常想起当年筚路蓝缕、参与开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这位老社友。这一点，从竺可桢日记中不难看出。1937年3月21日，“中国科学社”在杭州青年会举行社友会，有22人参加。会后，竺可桢、胡敦复、胡刚复等16人分乘4辆车到四眼井，徒步到烟霞洞为胡明复扫墓，并合影留念。1947年8月10日，竺可桢带着家人和胡昭复来到烟霞洞，想起了许多往事：“至民国十八年，中国科学社公葬胡明复于此，时杏佛在世，余亦来此参与葬事。至民廿五、六年，尚偕刚复来此。”一个9岁左右的小女孩领他们到屋后的胡明复墓前，“初尚有阶梯可寻，继则荒烟蔓草堵塞途径。由女孩之指导，始得至其墓。墓系民十八年七月十二日立，碑系蔡先生笔。碑字虽剥落，犹可辨认。墓郭水门汀亦完好。……明复墓上有屋三楹，窗板均拿下放寺中，以防偷窃云。”同年8月31日，竺可桢在上海《科学时代》社致辞时，又一次想起胡明复，讲到科学社创办时的困难，“胡明复先生如何一人苦干，虽中途崩殂，卒能维持至今日。”

　　　　胡明复兄弟姐妹有9人，多有成就。1907年，他哥哥敦复、姐姐彬复先到美国留学，1909年、1910年，他和弟弟刚复通过庚子赔款留美生，前往美国留学。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科学界和教育界，胡氏三兄弟被誉为“三胡”。

　　　　胡刚复（1892―1966）进入哈佛大学那年只有17岁，第三年开始专攻物理学，1913年获理学士学位，再入哈佛研究院，1915年获硕士学位，1918年获博士学位。期间，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他曾和导师杜安教授一起提取放『射』『性』镭，研究其在医学上的应用，并在波士顿的亨廷顿肿瘤医院工作。从1914年到1918年，他专心致力于x『射』线的实验数据的测定，他的博士论文“x『射』线的研究”及其补充论文，曾在《物理评论》1918年6月号上发表。他是中国第一个从事x『射』线研究的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做了广泛而重要的工作，享有国际声誉。

　　　　1918年夏天，胡刚复怀着科学救国梦，谢绝导师的恳切挽留，束装回国。1920年6月出版的《哈佛大学1913级级友会秘书第三次报告书》曾发表他的一封信：

　　　　1918年夏我的研究工作暂告完成。我之所以说的暂告完成，是指科学没有止境。当时正值欧战方酣，我深感循实业科研路线报效祖国之责任。而我师杜安教授也希望我留校帮助他从事物理实验工作。但我终于决定离开我愉快逗留过八年多的美国回到自己的祖国担任教师一职了。我国十分贫困，物资缺乏，生产落后，急需振兴实业，由于经费和物资短缺，致使教育事业也难以有效推动。我未曾学过工程，对此一无所知，如今不免后悔。今后我的一生将面临艰苦的斗争了。

　　　　当26岁的胡刚复回国之时，中国的大学还没有物理系，也没有物理实验室，普通物理课只是老师宣读英文讲义，学生照本背诵，物理教学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从此，他致力于物理教学，尤其重视实验室的建设。1918年到1924年，他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即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物理系教授，1925年任东南大学物理系主任，1927年筹建第四中山大学（以后叫中央大学），任理学院院长。同时，他多年兼任私立上海大同大学理学院院长、工学院院长，还担任过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

　　　　他不辞劳苦，长年奔波于上海、南京等地，在国内首开近代物理课，引入最新的物理知识，是“电位”、“熵”等物理名词的最早定名者。他亲手在南京高师、大同大学等多所大学筹办物理系，设立物理实验室，在南通实业家张謇的资助下，他在大同创建了中国最早的近代物理实验室，设备之先进与丰富，在国内私立大学中绝无仅有。1928年，他协助蔡元培创办了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1936年，他应哈佛老同学竺可桢的邀请，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先后做过文理学院、理学院院长，成为竺可桢的得力助手。他们同在哈佛求学，都参加了“中国科学社”，胡回国与华昭复结婚时，男女傧相就是竺可桢与女友张侠魂。竺可桢接任浙大校长前曾和他商量，日记中说：“此事刚复及蔡（元培）先生均赞同。”

　　　　作为开创中国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宗师，胡刚复桃李满天下，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钱临照、何增禄、吴健雄、程开甲、胡济民等都是他的门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就是他自己解私囊资助严济慈出国深造的。

　　　　他讲课很有特『色』，当他偶尔在黑板上推导公式出错时，他会另改思路重新推导，并讲明为什么出现错误，为什么现在又正确了。有时，他会详细讲述一个基本物理概念或理论产生的历史线索、科学大师的创造思路。他是真正把物理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人，他重视实验课，要求学生自行设计、制作或校检、修理仪器部件，使学生手脑并用，将课堂理论和实验结合起来，严格禁止学生伪造实验数据，处处训练学生，使他们具备成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养。他在浙大为非物理专业的学生上普通物理课，上课时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谈笑风生，欢迎学生提问，并经常进行反问，启发学生自己找答案，课堂内师生对答，自由活泼，笑声不绝，常常忘记了下课。他对考试命题看得很重，力求出那些学生能融会贯通的试题，每次出题总是要抱一大堆书回家，翻阅到深夜才开始动手。

　　　　学生在课外提问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往往旁及学习方法、选课方向、对待学问和生活的态度等，滔滔不绝，讲几小时都不倦。他在浙大的十几年中，每个学期学生选课就是他特别忙的时候，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和理学院每个学生谈话，查阅他们前几个学期的学习成绩，了解其志趣、特长、优缺点和选修此课的原因，并对选课和学习方法进行具体指导。浙大各系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必修课不多，学生可自由选修其他课程。他常常鼓励化学系学生选物理系课程，物理系学生选修数学系的课程，爱好实验的选修化学系、生物系或工学院的无线电等课，确定最佳的选课方案。选课时，他会对学生讲科学发展的新动向，有时还会和学生辩论，往往每个学生的谈话都要一二个小时。

第34章　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　（3）（）　
1942年毕业于浙大物理系的许良英回忆：“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记得1939年10月学期开始时，我拿着选课单请他签字。他审查我所填的各个项目后，我顺便问他一句：‘听说又要准备迁校了，是否属实？’想不到他一连不断地对我一个人讲了三个多小时，从下午四、五点一直讲到8点左右，吃晚饭的时间都被耽误了，我肚子饿得发慌，也只好耐心听着。天黑了，办公室里没有灯，他依然不倦地娓娓而谈，详尽地告诉我许多有关迁校（计划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的具体情况。我只听着，未『插』一句嘴。我当时是个只顾读书（当然包括大量课外书）、缺乏活动能力的低年级生，竟会引起他如此亲切的长谈，以后我在路上见到他同一个工人也在长谈什么。可见他对人一律平等，而且健谈。他在浙大，没有教过物理系的课，只偶尔为外系讲普通物理，听说他往往下课了还在讲。以至同学们给他编了这样一个笑话：他讲落体运动，讲了一个学期，这个落体还没有落到地面。当时浙大每个有真才实学的教授，都有独特的风格。”

　　　　浙大每星期的纪念周都要请一个教授讲演，规定一小时。学生吴寿松记得，有一次请胡刚复，“胡先生善言谈，往往滔滔不绝，有如梁启超所谓下笔不能自休，所以会场上师生都窃窃私议说今天恐怕吃不上午饭了。果然，胡先生上台讲了五十多分钟才说完了开场白，竺校长就告诉他只剩下五分钟了，胡先生仍侃侃而谈，到正好一小时，竺校长请他停止，胡先生则向我们招手说：请大家等一下，但此时竺校长已采取断然措施，面向会场宣布：散会，以后再找时间请胡先生讲。于是大会一哄而散。”难怪有学生回忆说，竺可桢校长的讲演都有内容，而且能守住时间，不像胡刚复先生，话匣子一开，就滔滔不绝。午饭时间，大家都要走避胡院长，万一被他“抓”住，话匣子一开，中饭都吃不成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浙大成立迁校的“常务委员会”，由胡刚复分工负责研究、设计路线，勘察落脚地。每次迁校前，他都要独自或陪同竺可桢实地勘察、探路，向校务会议提出周密方案。浙大7次搬迁，历经5省，每到一地，就继续上课，创造了一个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其中就有他的苦心焦虑在内。每次设计西迁路线，他总是尽量安排多走水路，并尽量保护仪器图书。在浙大暂留江西泰和期间，他还率领师生为当地筑了一条15里长的防洪长堤。第二年赣江洪水泛滥，大批农田村舍因此免遭水患。当地人为纪念他的功绩，将防洪长堤命名为“刚堤”，或叫“浙大长堤”。

　　　　为把浙大理学院办成第一流的理学院，他殚精竭虑，即使经过艰难西迁，他始终认为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都是以实验为基础的，教师要做实验，没有好设备和必需的『药』品，就请不到好教授。千方百计保全原有的各系设备，一有机会他就去重庆教育部、文化基金会等处联系，了解有否购置新仪器和『药』品的外汇。王葆仁教授辞去同济大学理学院院长来浙大当化学系主任，就因为浙大化学系的研究条件好。理学院各系的图书设备都比较好，代数学教授蒋硕民有一次对竺可桢说：“浙大物理设备、数学图书甚佳，国内无出其右者。”聘请好教授当然是办学的关键，这是胡刚复和竺可桢的共识。在贵州，他不仅让原有的教授安心教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各系还增聘了许多名教授。阵容之强，在当时国内是少有的。虽然生活、实验的条件都很艰苦，但他们仍在桐油盏下创造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1944年10月，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参观浙大，详细了解了理学院各系的情况后，公开赞美中国的抗战中的浙大、西南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谈家桢回忆：“有些人对胡刚复先生有意见，认为他是才大气粗，但我认为他是竺先生的总参谋，他对浙大的西迁，从考察迁徙地点到搬迁定居，和对理学院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竺先生为‘元帅’，饶有帅才，但是也有不足之处；胡先生是个好参谋，为之拾遗补缺。胡先生缺少竺先生当元帅的领导能力，所以有人不服，唤他为‘胡刚愎’，可他是一个大有功于浙大的好人。”

　　　　他爱护学生，每当学生遭到迫害，他总是和竺可桢校长一起设法保护或保释。1942年夏秋之际，他得到国民党当局要对助教解俊民下手的消息，几次劝说解离校，并为其在重庆找好工作。

　　　　抗战胜利，浙大迁回杭州，他已年过60，还受命带一批青年科学家到英国去学习微波雷达新技术，1948年11月才回到杭州，1949年国民党当局给他送来飞台湾的机票，他拒绝了。1949年后，他先为上海大同大学校长，后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任教。1966年3月26日，胡刚复病逝。此前，他曾专程来杭州，目的是去胡明复墓上看看，到浙大、杭大走走，悄悄地来，悄悄地去，没有惊动任何人。

　　　　胡刚复在“中国科学社”的贡献之一是参与创建图书馆，任鸿隽曾说过：“一入国门，除随身所带的几本书以外，无书可以参考”。1919年，“中国科学社”就在南京设立图书馆，推他主持。以后，科学社图书馆收藏的国外科技书刊远远超过了当时国内几所著名大学，藏书达到20多万册。

　　　　胡氏三兄弟都是“中国科学社”的重要成员。1922年，“中国科学社”修改社章，将原来的董事会改为理事会，另组一个董事会。在江苏南通举行的第七次年会上通过，选出第一任董事九人，包括蔡元培、马良、张謇、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胡敦复。理事11人，包括竺可桢、胡明复、任鸿隽、丁文江、杨杏佛、赵元任、秉志、胡刚复等人。胡氏三兄弟两个理事、一个董事。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回忆，科学社的基金管理，向来由董事会的基金监察员蔡元培、范源濂、胡敦复三人担任保管和经理任务（以后添加了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

　　　　胡敦复（1886—1978）是胡家长兄，他的主要贡献是创办私立大同大学，和编写大、中学数学教材这几个方面。早年他在上海南洋公学、复旦公学求学，深得蔡元培、马相伯的赏识。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各学校挑选15名学生赴美留学，这是留美幼童之后我国首次公派的留美学生，他与大妹胡彬夏都被选中。当年9月，他进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数学，仅用了两年时间就修满规定的学分，于1909年毕业，正好清廷成立游美学务处，他被招回国内，参加留美学生选派工作，1909、1910、1911年三批他经手录取的学生共180人，其中包括梅贻琦、秉志、胡适、赵元任、竺可桢以及他两个弟弟等，大部分成了有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1911年4月，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堂正式开学，他被任命为首任教务长。同年夏天，他与朱香晚、吴在渊等11位清华同事成立“立达学社”，以共同研究学术、兴办学校为宗旨，他被推为社长。

第35章　胡氏三兄弟的科学报国梦　（4）（）　
不久，他因为主张清华学生多读理工科课程，与美籍教员主张多念英文、美国文学、美国史地的意见发生分歧，上诉到外交部，美国公使出面干涉。他愤然辞职，南下上海。10月，“立达学社”社友集体辞职，南下与他相聚，他们计划由“立达学社”出面办一所属于中国人的大学，不受外国人干涉，学术上独立，定名为“大同”。1912年3月19日，大同学院（1922年改名为大同大学）在上海诞生，他被推为校长，这一天是他26岁生日，开办费是他们自己的228元捐款，租了几间民房做教室，开设了预科和普通科，首期招收的学生不过百人。他们相约在大同教书和办公，不取分文报酬，生计靠他们在外面兼课维持，而且自愿将所得报酬的20％捐给大同，以补贴各种经费开支。一年之后，大同学院依靠学费和社员捐薪自建了校舍，并扩大预科，增设英文、数理专修两科及大学文、理、商科，开始向完全大学发展。胡敦复的主要精力放在募集资金上，校务一度仰仗弟弟胡明复主持，胡刚复也出力不少。

　　　　大同在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毁于炮火，因缺乏西迁经费，胡敦复率领部分师生坚守在“孤岛”。在“立达学社”社友和学校董事会的支持下，经过多年努力，大同又逐渐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