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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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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独自去灵隐，直挺挺地躺在石头凳上寻梦，脸上有意盖了陆小曼送他的小红绢，妄想着他们在那里相会。
即使对西湖，他也有满腹的牢『骚』，雷峰塔倒掉已有两年，“楼外楼”翻新了，原来一楼一底斜对着湖心亭的旧房子已翻新为带屋顶、洋式门面、新漆光亮的三楼，老酒、鱼虾、盐水花生，还有滑齐齐的莼菜依旧，然而再难觅三年前吃蟹的旧踪，和胡适等满座高朋谈天游玩的乐趣。对于揩抹得发白光的旧桌子换成新桌子，他不满；对于能随便聊聊湖上风光、鱼虾行市的老堂倌换成穿着西崽长袍的新人，他不满。他要移一张餐桌搬到楼下马路边，在湖边的水光『荡』漾中喝酒，竟觉得连小菜都变了。8月9日他在《晨报副刊》发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伤心。他写诗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一座大荒冢”，他诅咒这塔是“镇压”，是“掩埋”，他感叹“再没有雷峰，雷峰从此掩埋在人的记忆中”。三年前，他来西湖，最喜欢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诗《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丽。风景有时确实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陆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无论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桥，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还是吊雷峰遗迹，白云庵拜月老求签，上烟霞洞吃素餐，抑或龙井、九溪，在他眼里西湖处处都变得可人起来了，即便是在孤山后面发现一个水潭，在他笔下也是——“浮红涨绿，俨然织锦，阳光自林隙来，附丽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爱者则满山杜鹃花，鲜红照眼，如火如荼”，陆小蔓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连跌倒也不顾，采了一大束，“『插』戴满头”。1928年，他和陆小曼又两次来游西湖。
在后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个浪漫的诗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来，比他的诗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却正是他的那种『性』格、热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层面，我们或许可以说他是最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一个人。有些人不喜欢他，认为他“肉麻”，鲁迅甚至骂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触过的许多人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叶公超认为“胡适之跟徐志摩完全是两种人。适之自然淳厚、冷静幽默，志摩却是风趣爽快，全然追求‘美与爱与自由’的『性』格。
”胡适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叶公超评价徐志摩的另一些话，说徐志摩真正领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暂的一生都“在这永不能达到理想的追求中”，“是爱一切生活的人”，“他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他那本『性』的纯真似乎总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恶。”这确是知人之论，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热心奔走，整天呼朋唤友，还不知道“新月社”会不会聚起那么多欧美留学回来的年轻知识分子，闻一多、余上沅、叶公超等都是一回国就参加了“新月社”。新月书店的诞生，也是他奔走最力。叶公超说过：“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大家都不愿干的事，总是推到他头上去，而他也独有勇气去接受，去敲上锣鼓再说。”所以梁实秋有一句话：“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的灵魂。”
徐志摩的『性』格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他们办《语丝》，他不识好歹就去投稿，当然登不出来，还被鲁迅在文章里嘲讽了一番。1925年，《晨报》主笔陈博生邀他接编《晨报副刊》，特意设宴，邀请一些知识分子发表改良副刊的办法，张奚若开口便说：“这并不是个改良的问题，这只是个停办的问题。”随后，还写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给《晨报副刊》，其中说鉴于当今思想界的堕落，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应该一把火把它们烧掉。徐志摩一样照登不误，而且配了一段长长的编者按，说张奚若“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其身体、品行、意志、说话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第21章 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 （2）（）
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气质，可以说他是英美教育结出的果子。他于1897年生在浙江海宁，从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之后他又先后进入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剑桥就是他诗中美丽绝伦的“康桥”。剑桥岁月对诗人徐志摩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在留下《再别康桥》一诗后，他于1922年8月起程回国。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外情，从离婚到结婚乃至婚后，都曾闹得沸沸扬扬，颇遭舆论厚非，也为一些亲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本来想请胡适做证婚人，胡太太气得不得了，当着叶公超的面就骂胡适。再加上胡适7月份就要出国，所以他出面再三请求徐志摩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为了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骂胡适。有一次叶公超在胡适家里，她又当面骂胡适，骂《新月》的这些人，用很粗的话骂，骂得他们都不说话。她说：“你们都会写文章，我不会写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们这些人的真实面目写出来，你们都是两个面目的人。”胡适好几次和叶公超谈起陆小曼的事，“觉得徐志摩不应该这样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陆小曼。”
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在几年之内他发表了许多的著作，有诗、有散文、有小说、有戏剧、有翻译，在语言文字上更独树风格，是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叶公超语）这一点，我们哪怕读一则当年他在《晨报副刊》为青年沈从文作品写的“编者按”就够了：
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缣缣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最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创刊号问世，发刊词出自徐志摩的手笔，那时（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的那批朋友云集上海，几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饭局，每次两桌，经常参加的有胡适、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叶公超、潘光旦、刘英士、罗隆基、闻一多、饶子离、张禹九、张滋辏А⒁豆獯笤季褪恰缎略隆返幕菊笥！懊看沃灸σ坏剑团么蠹一断膊恢茫硬惶肝难В傅亩际浅浴⒋⑼贩ⅰ⑼妗保熘灸Π窳模咸煜碌亓摹Ｒ豆堑茫�1927年之后，徐志摩在光华大学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任教，见面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个通宵，“从轮盘赌的神秘说到人生的运命，买卖金子的亏赢：贩卖钢版皮口袋和头发网子人的面貌，说到这里窗外布谷的声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种种的歌鸟，泰戈尔欢喜的花鸟，爱尔兰人叶慈给泰戈尔的一封信，与他只有两面因缘的曼殊斐儿，曼殊斐儿的眼睛，哈代说话的音调，每早光华道上的的鸟声，桌上那书皮的颜『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记中记着他和胡适的聊天，也是无所不谈，“谈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谈人生、谈此谈彼：不觉夜之渐短”。
《新月》从创刊号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三人编辑，从2卷1期到5期，编辑是梁实秋、潘光旦、叶公超、饶孟侃、徐志摩5个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新月》曾由学政治学出身的罗隆基主编，发表了许多批评时政、倡导人权的文章，与国民党当局面对面交锋，大致上以这个时期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对此都有微词，好长时间不给《新月》写稿，罗隆基几次写信向胡适抱怨。但是我们不能忘记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正是这位“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诗人，也曾为《晨报诗镌》的“纪念三一八”专号写下《梅雪争春》：
南方新年里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灵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残落的梅萼瓣瓣在雪里腌，
我笑说这颜『色』还欠三分艳！
运命说：你赶花朝节前回京，
我替你备下真鲜艳的春景：
白的还是那冷翩翩的飞雪，
但梅花是十三龄童的热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谴责了那一场“屠杀无辜”的“空前的血案”——“这回却不同。屠杀的事实不仅是在我住的城子里发见，我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像。杀死的不仅是青年们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着了致命的打击，比是国务院前的断脰残肢，再也不能回复生动与连贯。”他说：“爱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残杀的空气中，我的神经每每感受一种不可名状的压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头，“四一二”的血腥气还未散尽，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昨天我瓶子里斜『插』着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边挂；
今儿它们全低了头，变了相：
红的白的尸体倒悬在青条上。
窗外的风雨报告残春的运命，
丧钟似的音响在黑夜里叮咛：
“你那生命的瓶子里的鲜花也
变了样：艳丽的尸体，谁给收敛？”
虽然，从他当天的日记，我们看不出这诗和“四一二”有任何的关系。但恰好此刻，“红的白的尸体”、“艳丽的尸体”出现在这位常以“一片云”自许的诗人笔下，究竟还是值得寻味，留待后世研究徐志摩的专家去考证罢。他是一个骨子里的诗人，唯美，唯爱，但他也有愤怒的时候，当然即使愤怒也是那么美，那么诗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适、朱经农，对着西去的夕阳，在西湖边一家茶楼门外路边摆桌子喝酒，他为金链似的夕晖余影，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疯癫似的醉了”。饭后他们再到湖心亭，他横卧在湖边的石板上，论世间的不平事，愤怒极了，呼喊、诅咒、顿足都发泄不够。后来，他独自划船，绕湖心亭一周，听着桨破水波声，才勉强压下了无名火。我更喜欢这个入世的、愤怒的徐志摩。他的笔下向来不是只有空灵、美丽、轻盈和飘逸，还有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婴儿》《毒『药』》等都可以为证。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报》第39期发表短文“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无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说法，批评当时的社会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许理想，“因为理想好比一面大镜子，若然摆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魉的丑迹。”他赞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义”，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书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会里一个最不合时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吁：“要保全这点小小的火星不灭，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良心上的负担；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
1924年，面对一个“一团漆黑”、“沉闷的时代”，他在写下《毒『药』》等诅咒诗之后，“心头的紧张才渐渐的缓和下去”。1928年，他痛骂国民党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1929年冬天，他在苏州女中演讲，痛斥当道的“妖魔”——“他们的贪，他们的毒，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威灵，他们手擎着全体民族的命运当作一掷孤注。”
满脑子理想主义的徐志摩没能用头颅撞开地狱之门。1931年11月19日，他乘坐的飞机不幸在山东济南附近的党家庄上空撞上了一座山，刹那之间，一代诗人化鹤归去，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年仅33岁。
面对徐志摩的死，他的朋友们无比沉痛，他们忘不了那个生气勃勃的志摩，忘不了那个浑身有使不完劲的志摩。1931年底，《新月》的“志摩纪念专号”刊出朋友们对他的怀念文章，算是永久的告别。但他的朋友又如何能忘得了他的热忱和活力。叶公超总是想起志摩生前闪烁的眼睛，嘴唇两端的曲线，稍微前倾的头部，想起他的灵敏和同情的幽默，特别是他的风趣，认为他和雪莱一样，一面对自己不满、对人生不满，一面却仍然充满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志摩与人认识十分钟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什么人都是朋友，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挫折和痛苦的人，永远充溢了蓬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因此，没有了他，《新月》也就失去了灵魂；《新月》原本固定每次两桌的饭局，在他死后也就没有了。”
徐志摩自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所信仰的“德谟克拉西”在他看来就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1923年10月28日，徐志摩即将离开西湖，吃蟹，喝酒，大夸冬笋真好吃。他在日记中写下：“一天的繁星，我放平在船上看星。沉沉的宇宙，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又『摸』住了我的伤痕。星光呀，仁善些，不要张着这样讥讽的眼，倍增我的难受！”他短短的一生，上下求索，反复折腾，写诗作文，办刊结社开书店，他所求的在根本上就是“灵魂的自由”，这是他生命的理想，他使尽所有的力气生活，想做一个“平常人”，他全身心地追求“美与爱与自由”，去拥抱那天边的一钩新月。在他的生命中，生活本身是高于诗，高于散文和一切艺术、一切学问的。“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他其实已经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回答这个问号，他已实现了“他可能的『色』香”。
春去春又来，今天，就算我们想再寄一袋西湖边的桃花给徐志摩，也已无处可寄。一如二十多年前，海峡对岸，一盏孤灯之下，衰迈病弱的叶公超谢世前夕，再次想起永远年轻的志摩时所说的——
“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了。”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虞坤林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2。来凤仪编，《徐志摩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顾永棣编，《徐志摩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徐志摩全集》，香港文化图书公司，1983年版。
5。张新颖编，《储安平文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6。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第22章 “应笑书生不自量”： （1）（）
“中间势力”代言人张东荪
1943年7月，一个从日本人牢里出来不久的燕京大学教授竟派出私人代表，和十八集团军代表彭德怀签订“七七抗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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