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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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性谠鹿庵�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今当离别，月又来照我。自此一别，不知何日再能继续这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了！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

　　　　10月6日，他在上海忆及杭州的日子，写诗一首，记下了游玩花坞、西溪路上看到的“竹叶青”（靛青花）之美。当月19日，他在离开2周后又重回杭州，住在里西湖边上的新新旅馆，尽情地玩了半个月，『荡』舟湖中，爬葛岭，登初阳台，吃“楼外楼”，重游西溪，看西湖日出，到湖心亭看月，枕在徐志摩身上唱诗高谈。他说，湖上，自己最爱的是平湖秋月，湖边最爱的是葛岭。10月30日，他在日记中说：“今日离去杭州，重来不知何日，未免有离别之感。”

　　　　之后的二十几年中，他有很多重来杭州的机会，直到1948年10月20日，他最后一次来杭州，到浙大演讲，这才是真正一去不复返了，因为来去匆匆，他竟没有为永别而感慨一番。

　　　　胡适在西子湖畔留下的身影、声音已如晨雾暮霭般远去，但他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播撒的种子，如同他喜欢的《圣经》中的这句话：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

　　　　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胡适其人，历史将留下怎样的一段空白，将会有怎样的一种遗憾。胡适生前温文尔雅，即使是批评北洋军阀、国民党当局的尖锐言论，也不是怒目金刚式的，他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生平教书、演讲、做学术、写时评、钻故纸堆，但他留下的影响在20世纪却只有少数几人可以与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举国上下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王若水等纷纷『操』笔上阵，批胡文章漫天飞舞。有记者在美国访问胡适本人：“你对这个批判运动怎么看？为什么中国大陆把你定为反动思想？你这个敌对思想是什么思想？”胡适想了一下回答说：“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发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怀疑，我一生就反对独断，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些话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导的新思『潮』，他曾经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释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边的新新旅馆写《一师毒案感言》中说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么东西？在我个人看来，新思『潮』并不是几种生吞活剥的主义；新思『潮』所以能自别于旧思想，只靠一点：只靠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我们叫他做“评判的态度”。无论对于何种制度，何种信仰，何种疑难，一概不肯盲从，一概不肯武断，一概须要用冷静的眼光，搜求证据，搜求立论的根据，搜求解决的方法：这便是评判的态度。

　　　　胡适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来给叶公超看，说自己想写一篇总答复，叶公超劝他不必，“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况且文字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个私人场合，钱昌照当面问胡适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这样回答：“『毛』润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写信给他，不要打仗。至于『共产』党那里去，我不会。”他又说：“两害相权取其轻，我愿意留在蒋的一边。”1949年，钱到北京，曾把这些话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周恩来说：“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对他并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会转变的。”

　　　　这些对话记在《钱昌照回忆录》当中。

　　　　大陆发起批评胡适的运动，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响，其实『毛』泽东也很清楚胡适不是一无是处。唐彛�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1956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这样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转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页）

　　　　用不着等到21世纪，胡适的形象就开始恢复，“胡学”也渐成显学，李慎之生前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

　　　　胡适常常感叹自己书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我常望胡适能够像他30年前一样，成功卓越地领导一场在自由与民主基础上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胡也表示，战后他并没有将自己的才华回归到与他相宜的学术领域，对此他后悔莫及。”时间已经不等胡适了，他再也没有机会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种子没有在大地上灭绝，春风吹过，又会复活。

　　　　多少年后，人们蓦然回首，胡适还微笑着，站在历史中。

　　　　一养病烟霞洞

　　　　胡适第一次来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国公学的全体同学到西湖旅行，写过一首《西湖钱王祠》：“步出涌金门，买舟钱祠去。潋滟西湖水，惨淡前朝树。江『潮』尚依然，盛业归何处？”发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竞业旬报》上。多年以后，他在《四十自述》中还为自己当时全不懂“诗韵”，只依故乡安徽的方言顺口而写不无惭愧。

　　　　1922年底，胡适身体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气候也很坏，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内，都劝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银行家徐新六还帮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个吴姓的庄园。1923年4月21日，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北京，暂时告别北大的讲台和他自办的《努力周报》。4月29日夜，他从上海抵达杭州，住在开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馆，一直住到5月3日，期间任鸿隽夫『妇』、朱经农来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馆，杨杏佛、唐擘黄等来，住在环湖，他在西湖游玩时，还加上他表妹曹珮声、诗人汪静之等。有两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杨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纪痛》诗。他自己在5月3日写的一首白话诗《西湖》（发表他自己办的《努力周报》）中有这样几句：

　　　　十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没有气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荡』来『荡』去，

　　　　静瞧那湖山诸峰从容地移前退后。

　　　　也就是这一天，他的脚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动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来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也在，还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启的儿女。那天是个阵雨天气，午饭后，雨停了，他们一行坐船出游，到过三潭印月等处，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馆，和高梦旦聊天。等雨停了，他们一起到“楼外楼”吃晚饭。15日，他与蔡元培、高梦旦一行游了龙井、九溪等处，在烟霞洞吃午饭，那里的风景竟打动了他的心，他说：“我爱其地风景很好，房屋也清洁，有久住之意。”蔡、高两位前辈于是力劝他在烟霞洞避暑，此时北京军警罢岗，时局『乱』哄哄的，他也不愿回去。5天后，蔡元培去了故乡绍兴，他再次到烟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梦旦已与管洞的居士金复三商定价钱。22日，他先让侄儿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杨树下他们拟定了蔡先生与军阀『政府』不合作主义的几个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烟霞洞来，从此一住三个多月，烟霞洞成为他一生中难得清闲的一段休息时间，可惜他的《山中日记》是从9月9日开始的，6月9日起有三个月的空缺，没有留下记录，好在还有《山中杂记》《我的年谱（1923）》可以稍微补充。

　　　　6月24日，胡适移居烟霞洞的当天就和同来的客人上了南高峰，登顶俯瞰西湖全景，还能远远地看见钱塘江，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望见海，他认为西湖的风景以此最为壮美。当时，他正患着严重的痔疮，出脓、出血、肿痛，但山中的生活还是过得有滋有味。7月29日早晨，他曾和任伯济、曹表妹爬南高峰看日出，两天后写了白话诗《南高峰看日出》。9月11日，“桂花开了，秋风吹来，到处都是香气。窗外栏杆下有一株小桂树，花开得很繁盛。昨天今天的早上，门外摆摊的老头子折了两大枝成球的桂花来，我们『插』在瓶中，芬香扑人”。

　　　　9月13日是个好天气，他和曹表妹下午出门看桂花，过翁家山，山中桂花盛开，桂香迎人，他们到龙井喝茶，在一个亭子里，还借了象棋，下了一局，然后讲莫泊桑的故事给曹表妹听，到黄昏渐近，循着原路走回烟霞洞。当夜，他写了一首白话诗《龙井》。9月14日的上午、下午，他都和曹表妹到山中最高的那个亭子闲坐，讲莫泊桑的小说《遗产》给她听。9月18日，“夜间月『色』甚好，在月下坐，甚久。”19日，他与曹表妹出门，坐在树下的石头上，讲莫泊桑的故事给她听，夜间月『色』不好，他俩下棋消遣。9月22日，他们坐轿去云栖，出山后就是钱塘江，“我十七年不来江上了，今年见了，如见故人，精神为之一爽。此时无『潮』，江滨沙泥地平软可行，轿子沿江行了好几里，风景很好。”他们在云栖寺吃了饭，下山沿江步行，过之江大学，到了六和塔，登临塔顶，极目远眺，心情愉悦。

　　　　9月23日，他见烟霞洞前梅树憔悴，在《烟霞洞杂诗之一》发出感叹。26日，他和高梦旦、陶行知、曹表妹等一行游花坞，先乘船到松木场，再雇人把船抬到河里，继续上船，两岸有着动人风致的靛青花开得正盛。走进花坞，路边全是大竹林，不止几万株竹，“风过处，萧萧作声，雄壮不如松涛，而秀逸过之。杭州名胜，多竹之地，韬光不如云栖，云栖不如花坞。我游此三处，一处胜于一处，可谓渐入佳境。”花坞出来，他们又乘船到西溪，在秋雪庵上岸，四望都是芦花，他想象芦花盛开时，一片飞花满空的“秋雪”奇观，不无向往。28日，他们应徐志摩之约前往海宁看『潮』，当天回杭州，晚上在湖上『荡』舟看月。这就是胡适一生中最快乐的“神仙”日子。

　　　　当然，他仍时时关注着山外世界的脉动，他在日记本上贴剪报的习惯没有改变，对于方方面面的变化，经济、政治、外交等消息他都很注意，对学术、文学更是没有放下。在烟霞洞，他曾写过几篇序，译过契诃夫的小说，校阅过张慰慈的《政治概论》书稿，还有两册中学历史教科书，他还想和徐志摩一起翻译曼殊斐儿，不过只开了个头，就放弃了。

　　　　从1907年到1923年，转眼17年过去了，33岁的胡适已是名满天下，誉满天下，他的身体也牵动着无数关心他的知识界朋友。他在西湖烟霞洞休养，交游并没有中断，不仅书信往还不绝，还有不少人登山造访，各方面的人都有。

第19章　烟霞洞中日月短　（2）（）　
瞿秋白曾远道从广州来看他，谈及广东和陈独秀的近况。9月20日上午，浙江第二师的军官祝绍周等带士兵上山野习，知道胡适在这里，特地来访问。胡适在日记中说：“这几个都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颇有思想。他们问我他们应该怎样做，我说，组织同志，做个中坚，做个参谋本部。他们问应以什么为目标，我说，抽象一点就是‘替社会造一种顺从民意，适应时代『潮』流的实力；具体一点就是‘要使浙江真做到自治的省分’。”9月23日，高梦旦从上海来，著有《天乎帝乎》（胡适为此书写序）的越南人潘是汉和四个同胞到烟霞洞造访，胡适劝他们提倡越南白话，造成国语文学，作为新国家的基础。9月24日，报人陈景韩（冷血）游山，说自己和狄平子都想请胡适去主办《时报》，希望把《时报》办成一个全新的报纸。那张老报纸曾深刻地影响过胡适的少年时代，但他还是婉辞谢绝了。25日是中秋节，陶行知、高梦旦等上山，陪他一起过节。

　　　　他一度想永远脱离教育生活，从事著书的事业，但终于没有成真。在烟霞洞住了三个多月，他内心很是不安：“一来因为我在大学的功课无人担任，二来因为《努力》久累朋友，三来因为离家日久，所以我决计‘下山’来了。”10月4日，天也凉了，病也好了，他决定下山，5日夜到达上海，“一觉醒来曹锟已当选总统了。”7日晚，他与任鸿隽夫『妇』、徐新六等商量，决定暂时停办共出了75期的《努力周报》。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四人的信中说：“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他以烟霞洞写的梅花诗来祝福新《努力》的生命，有一天，他看见憔悴的梅树在秋风中苦撑，曾写下这样几句诗：

　　　　我们不敢笑他们早凋；

　　　　让他们早早休息好了，

　　　　明年仍赶在百花之先开放罢！

　　　　在《一年半的回顾》文中，他说：“今日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拜金的国会议员已把曹锟捧进新华门了。……但我们并不悲观。我在《努力》第53期上曾说：我们深信，有意识的努力是决不会白白地费掉的。”《努力周报》最终没能复刊，但后来的《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我们依稀能看见《努力》当年的影子。胡适说，将来的新《努力》要多做思想文学上的事业，“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他这样想，大致上也是这样做的。

　　　　小住烟霞洞时，胡适曾送了一首《烟霞洞》的诗给善于烹饪的金复三居士，金烧的素菜在西湖一带有名，竺可桢说烟霞洞“以素肴清洁闻名湖上”。十多年后，竺可桢等16人来为胡明复扫墓时，亲眼看到堂中挂着胡适当年养病烟霞洞时这首白话诗的手书。胡适的这幅手迹，在抗战期间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了。1947年，已是80高龄的金复三思念胡适，希望能亲手烧几样素菜给胡适吃，托阮毅成转告，胡适很是感动，给金写了一封长信，说要到杭州看他。可惜，等到1948年10月胡适再到杭州时，他已离世。

　　　　今天我们到烟霞洞，胡适住过的老屋仍在，却再也看不到胡适的白话诗手迹了，只有廊柱上的对联：“四大空中独留云住，一峰缺处还看『潮』来。”

　　　　二讲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适在离开大陆之前应竺可桢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边的新新旅馆。他俩同为庚子赔款余额的留美学生，分别做了南北两个大学的校长。胡适此来杭州，故地重游，也许他没想到这是最后的一次。19日是个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后到浙大访竺可桢，见到竺夫人陈汲等人。竺可桢约他20日中午在家里吃饭，因为其夫人多次说要在家里招待胡适。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适雇小船在西湖上『荡』了一会儿，再到孤山纪念林启的“林社”，去看辅佐林启办学的高啸桐遗像。在竺可桢家吃中饭时作陪的还有苏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点钟，他在浙大体育馆讲“自由主义”。这是他自己在日记中记的。虽有浙大学生唐为根后来回忆，胡适在浙大大礼堂讲话，由于讲话“不得人心”，“台下学生不断地出现哄声四起”。但第二天的《国立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