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第1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政。他之“专心研究政法、经济诸学科”，就是“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旧的专制制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当时的革命者还没有几个人注意到这个问题。在日本留学6年，他研究各国的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翻译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奥地利等国的宪法、官制、财政制度等，他的日记有详细的记录。在日本留学生当中，每次讨论这些问题，只有他能“本末悉举”，大家都很服气。在这方面他确实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忆，宋教仁在回国前夕说过：“但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从事于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工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们，一齐干起来，你以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联中有“破坏易，建设难，勉为其难，遂死于难”句。

　　　　辛亥革命之时，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评点当世人物，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1911年12月1日）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历史》序言中也如此说：“（同盟会）其抱有建设之计划者居少数。抱此计划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数，宋渔父先生其最著也。”还有一句：“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许。”

　　　　众口悠悠，几乎都说宋教仁以总理“自许”。一时舆论对他误会很深，以为他主张内阁制就是想自己当总理，乃是出于私心。经过数千年的君主专制高压，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片乡愿气息，似乎特别看重谦让，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态，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时难以纠正，所以当时人们对宋教仁以建国大任自许，嫉妒、讽刺远多于赞助支持。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半月没能产生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心机构，就与这些因素有关。他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经世的长才，但他自知在年龄、声望、资历等方面，当时还不是担任总理的合适人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是黄兴。一年后，时势变化，他才有总理自任的念头，这一点他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坦诚相告。

　　　　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关宋教仁想当总理的说法一直没有断过。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他曾两次公开在报纸上驳斥这样的攻击。

　　　　一次是1913年3月12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驳某当局者》，针对外间谣传他之所以批评袁世凯『政府』，是因为当不成总理之故，他说：“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第二次是3月15日，他在《民立报》发表《答匿名氏驳词》：“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辨（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实不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美国小学生立志欲为总统，传为佳话。各国政党选举总统或组织内阁，其党魁之自负之运动之竞争为何如者？盖为国服务，本非权利，共和国之职事，亦非专制国之官爵可比，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世之人亦只问其有此能力与否，不能谓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无此能力，固不欲当此大责任。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乡湖南到武汉时，这样的谣言已甚嚣尘上，时为长江巡阅使的谭人凤劝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希望他留下来载酒同游，饱览长江风景。他的回答是：“总理我无冀望之心，载酒游江亦诚乐事，惟责任内阁实应时势之必要，未便变其主张也。”

　　　　对宋教仁而言，权位金钱不能『淫』，政见则不可牺牲，这正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骨。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总长、总理的位置，而是政见能否得到实施。当初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临时参议院中有人反对，宋教仁没当成内政总长，只做了法制局长，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回答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说白了，他的从政实在是因为怀有一种责任心，建设这个生养他的祖国的责任心，这不是做官、抓权者所能理解的。阳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阳光制度、阳光规则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这也是宋教仁的热血给予历史的启示。

　　　　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宋教仁的弓还没来得及张开，黑暗的『潮』水就把他32岁的阳光生命淹没了，这是多大的痛苦啊。挚友于右任于万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个月前他们同游杭州南高峰的这首诗，感慨海门之『潮』正汹涌而来，而“才、学、识”兼备的宋教仁已被生生地夺去了生命。然而，这决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们的悲伤，也不止是与他同时代的国人的隐痛，更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百年伤痛，是整部近代中国史不能弥合的创伤。因为宋教仁，我的心中总是想着南高峰，想着他留下的诗句，这位近代的阳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别样的意义，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气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苏东坡、杨万里们柔媚的诗行里，只活在张爱玲“前朝名『妓』的洗脸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飞“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壮怀激烈、于谦的“石灰『吟』”和张苍水浩气长存的一声“好山『色』”里，也同样活在宋教仁的笔底，活在他心无旁鹜为共和奔走的脚印里。

　　　　登南高峰，有几人还会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诗？要说悲哀，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离登临南高峰不到一个月，上海火车站的黑枪就响了，他被小小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之中，枪声震颤了晨光熹微的民国。上海火车站记住了这一时刻：1913年3月20日，3天后，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一代人杰，中国近代史一个阳光般的政治人物，一心要完成从革命党到普通政党的转型，从暴力革命到民主宪政的转型，最终带着未竟的理想撒手而去。

　　　　举国同悲，普天共愤，眼泪和愤怒铺天盖地，从上海到北京，整个中国都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包括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对手的痛苦。对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学生都在班上传观他被刺的照片印本。当时只有11岁，在常州冠英高等小学读书的程沧波回忆，国文教员给他们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就是《祭宋渔父先生》。多年以后他还觉得老师真荒唐，怎么叫小学生作祭文，他根本无法体会老师那一刻内心的怆痛。

　　　　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议，从民间到国会，从报纸到集会，最后孙中山、黄兴仓促发动“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对袁世凯，就连流连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苏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头愤然写下《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后称《讨袁宣言》）。

　　　　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

　　　　我之喜欢苏曼殊，先是这位“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诗句，以后看到他那些感怀身世的小说，在新旧文学的交汇点上，他哀怨动人的伤感文字，他悲剧的故事，无疑吸引并影响了年轻的一代。我把他的诗和小说都看成农业文明走向衰落时的挽歌，它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优美如画，也不是革命的高歌猛进、慷慨激昂，他的调子常常是忧郁的，仿佛有着无尽的惆怅，以后在郁达夫的作品中我们依稀能找到一点苏曼殊的影子。作为过渡时代的人物，苏曼殊在文学史上、乃至辛亥革命史上都留下了富有个『性』的痕迹。

　　　　1898年，苏曼殊少年时代即东渡日本求学，先后进过横滨的大同学校、东京的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等学校，过着清苦生活。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不点灯。在日本，他参加过“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踏上了反清革命的路。为此他不惜与资助自己的表兄闹翻。1903年9月，他回到上海，写信给表兄，表示“今日黄浦投江死”，实际上是与表兄决裂。此时正是“苏报案”发不久，他在苏州吴中公学教书，给章士钊等人办的《国民日日报》写稿，翻译了雨果的《悲惨世界》，成为最早将雨果作品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他一直有两面，一面是“芒鞋破钵何处去”的自我流放的心态，一面又敢于反抗社会黑暗、向强权说不，留下了“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的诗句。他不断地流浪、自伤，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出路，与他同时代的好友陈独秀、冯自由、柳亚子他们不同。当苏曼殊死时，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已大放异彩，其本人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成为举国青年的偶像。

　　　　这当中诚然有苏曼殊自身的『性』格原因，比如敏感、脆弱、自卑等，这些都与他童年的遭遇有关。坎坷的身世、后娘的苛待、畸形的家庭环境对他的伤害太深，他摆脱不了那种阴影。

第15章　宋教仁登南高峰　（3）（）　
1903年冬天《国民日日报》停刊，苏曼殊带着好友到香港找《中国日报》的陈少白，受到冷遇，生计无着，愤而削发为僧，从此以和尚自称。其实，他的血未冷，1904年春他还曾决心用手枪暗杀康有为，表达对保皇派的强烈不满。因陈少白等人力劝，才没有实施。也是这年秋天，他在长沙参加华兴会，起义流产后，他在上海还参加过华兴会的秘密会议。毫无疑问，他也是那个时代的热血少年。

　　　　苏曼殊身上的病态显示了一个转型尚未完成的非常态社会特征，时代之病通过一个诗人、僧侣的人生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五四”前夜的中国，他四处飘零的短暂人生，不幸的身世，让人羡慕的才华，处处都能打动人心。他写的是旧体诗、文言文，但他的诗文清新可读，有了“一脉清新的近代味”，字缝当中已是晨光熹微，长出了近代意识的几瓣嫩芽，预示了新文学黎明期的到来。

　　　　1918年5月2日，当苏曼殊在上海离世时，只有35岁。这位诗僧对杭州怀有独特的情感，他在灵隐寺、凤林寺边上的陶庄住过，一度在西湖雷峰塔下的白云庵昼伏夜出。他在西湖写过许多美丽的诗篇，其中有一首《住西湖白云禅院》：

　　　　白云深处拥雷峰，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钟。

　　　　始建于宋代的白云庵，清末民初的主持意周和尚是个革命志士，因此小小的白云庵成为秋瑾、陶成章等革命党人出没的地方。意周和尚说苏曼殊在五、六月间，白天老是睡觉，到夜里则披了短褂子，赤足，拖着木屣，在苏堤、白堤上到处跑，尽享湖山夜『色』，不到天亮不肯回去。他以酒当茶，诗画自娱，风流洒脱，手头窘迫，常常向庵里借钱，然后汇到上海的一个『妓』院。过不了几天，就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的糖果、香烟，他则躲在楼上吃糖、抽烟，饭也不吃了。

　　　　直到1924年6月，由孙中山出资，柳亚子等友人将苏曼殊葬在西湖的孤山北麓、西泠桥畔，还建了“曼殊塔”，与其遥遥相对的是一位历史上有名的苏姓美女苏小小之墓。生也匆匆的诗僧若有知，也许感到欣慰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浪漫、颓废，在诗书画酒中将青春消磨殆尽的诗僧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1913年，面对宋教仁的血，苏曼殊写下的《讨袁宣言》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复从而吊之曰：

　　　　（希腊！改换了你的主人，你的情况仍旧这般！

　　　　你的光荣日子过去了，但你的耻辱岁月还是存在。）

　　　　呜呼！衲等临瞻故园，可胜怆恻！

　　　　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屠『操』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昏；新造共和，固不知今安在也？独夫祸心愈固，天道愈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

　　　　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结，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魄！尔谛听之。

　　　　宋教仁遭暗杀，文人苏和尚持钵而起，书生任鸿年悲痛绝望，选择了在西湖边投井『自杀』。1947年10月25日，一个阴霾的日子，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老友任鸿隽步行来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遗址。他当天的日记中说，任鸿年就是任鸿隽的弟弟，当年只有24岁，因宋教仁之死，“觉中国之无望，于烟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丛生。月下老人寺既废，寺僧亦不能照顾矣……”（在任鸿隽的记忆中，他弟弟“发愤投葛洪井死”。）

　　　　又是两个30年过去了，任鸿年之墓早已无处寻觅。中国有重官的传统，西湖边上那些达官贵人乃至红粉佳人的墓都纷纷重建，比如王文韶、陈夔龙等明清做过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点，“慕才亭”中虚拟的苏小小墓更是成了芸芸游客“『摸』财”的去处。而像任鸿年这样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彻底遗忘。宋教仁是谁？今天的许多红男绿女尚且一无所知，何况任鸿年、苏曼殊。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2。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岳麓书社，1986年版。

　　　　3。徐血儿等，《宋渔父》，民立报馆，1913年版影印本，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三编之84

　　　　4。吴相湘，《宋教仁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5。苏曼殊著、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年版。

　　　　6。《竺可桢日记》，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898年的春天，19岁的安徽秀才陈独秀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功课有英文、法文、天文学、造船学。没有多久，他即因反清言论受到追捕，逃往南京。1909年底，他再到杭州，在浙江陆军小学当了两年国文、史地教员，与马一浮、谢无量、沈尹默、刘季平等徜徉山水，诗酒往还。几年以后，他在上海手创《青年》（《新青年》）杂志，或许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没有想到一本民刊竟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改写了历史。在摆脱“衰世”的努力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可以把那个时代叫做“五四时代”，或者干脆叫做“《新青年》时代”。陈独秀唱的不是独角戏，他也不是这方小小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新青年》更不是一花独放，但他无疑是当时引领『潮』流的人物；《新青年》无疑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杂志，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