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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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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感觉到维新变法的味儿有点儿不对了,于是赶紧写了一本书,叫劝学篇。张之洞的劝学篇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地位非常高,但是这本书诞生的动机就有点令人齿冷。
劝学篇总的意思是什么?维新是好的,但目的是为了维护纲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白了,就是万一戊戌变法搞失败了,我在这里起的是中流砥柱的作用。
光绪皇帝一看,这个劝学篇写得真好,立即下令印行全国。据说在晚清这本书印行了两百万册,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这就是张之洞。后来还有一些事,包括庚子事变的时候他那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包括当时的早期革命力量——湖南人唐才常搞的自立军,其实这帮人大部分都是张之洞自己培养出来的,跟他有师生之谊。他也知道这帮人要造反,但他不杀也不抓,就搁在那儿。因为没准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北京让八国联军给弄死了,只要他手里还有这股势力,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说不定就是他张之洞呢。所以张之洞实际上是有一点儿投机心理的,在他得知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已经安全跑到西安,政局稳定了之后,立即把自立军唐才常这帮人围捕,然后全部杀掉。
当然,关于这几件事历史学界也有一些争论,我们暂且不提。张之洞确实是一个眼光很超拔的人,是能看到未来的人。但是你也会发现,当他面对未来的时候,是有两种心态的,第一种是贪婪,第二种是恐惧。
我们再回来对比李鸿章这个人,李鸿章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规划,也从来不提什么伟大的设想。他搞洋务运动跟张之洞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巨大的动静,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从来也不说我这个伟大的计划受到挫折之后我有多受伤,我一颗玻璃心碎一地。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他是有机会就往前拱一截,有机会就往前走一步。
其中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修铁路。其实早在1875年的时候,他就跟朝廷提过修铁路的事。朝廷当时是恭亲王当政,恭亲王也觉得挺好,但是说道:“(此事)无人敢主持。”李鸿章“复请其间为两宫言之”,恭亲王回答:“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
意思是说你这想法挺好,但是谁来主持呢?谁主持不挨骂?而且太后都不敢支持你这事,还是算了吧。李鸿章说,算了就算了。这计划就歇了。
1880年,也就是五年后,他又提出来了。但这次他不是自己提,而是让他手下一个叫刘铭传的淮军将领提,此人绰号“刘大麻子”。刘大麻子原来是一个土匪,李鸿章组建淮军的时候,将其收到旗下。刘铭传后来做了第一任台湾巡抚,也是晚清的一位名人。李鸿章跟刘铭传说,你反正没文化,粗人一个,你来提吧。刘大麻子就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说要修铁路。
慈禧太后看到这道折子后,就发下去给所有封疆大吏,让大家来决定能不能修。这里面就冒出了千奇百怪的声音,包括一些后来著名的洋务派都反对。慈禧太后看意见不能统一,就“著毋庸议”,意思是这事儿就算了吧。
但是李鸿章通过这件事闻到了一点政治风向:老太后不是很反对。老太后既然让大家商量,说白了就是站在我这头儿,试验大伙儿的反应。那好,我就偷偷摸摸上马。
他当时是直隶总督,唐山有煤矿,他就打算修一条唐胥铁路用来运煤。反对派、顽固派都说不能修铁路,说会震动陵寝,会抢夺旗人的土地,还会破坏老百姓家里的祖坟风水。
李鸿章就问大家怕什么,大家就说,火车呜呜呜叫人怕。李鸿章说:“我们不要火车头,就铺两条铁轨,让驴拉,这总行吧?”这样一来大家真就没什么意见了。所以1881年李鸿章就修了一条从唐山到胥各庄的唐胥铁路,虽然这段铁路不长,却是人类铁路史上的一个奇景。当时是一个英国的工程师主持修建的,还用一堆废旧材料拼出了一个火车头,叫“中国火箭号”,李鸿章还到上面主持了开工典礼。
后来又说不用火车头,要用驴拉。用驴拉其实很荒谬,再加上其他一些事件,李鸿章就拼命公关,所以几个月后重新装上了火车头,这个时候大家又接受了。其间李鸿章跑到宫里跟老太后说,法国人要孝敬您——在宫里给您修条铁路。慈禧太后很高兴,说这个东西可以试试。后来法国人就免费在故宫里面修了条铁路,也是没有火车头,要找太监拉,一共也没多长。
后来史学家分析,其实慈禧太后此举是做给封疆大吏看的,意思是既然你们反对,我也不明说我就支持修铁路,但是我让宫里修铁路。这样一来老太后的态度不是很明显吗?封疆大吏都是七窍玲珑心,当然都明白了,所以修铁路的阻力瞬间就变得很小了。
到了1884年的时候,清廷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叫“甲申易枢”,就是恭亲王下台,醇亲王上位。醇亲王原来也是一个小愤青,反对一切西方事物。但上台之后当了家才知道柴米油盐不容易,就跟李鸿章搞到一起去了。李鸿章一看朝廷换人了,又跑去跟醇亲王左讲右讲修铁路这好那好。醇亲王很有兴趣,就支持他。
修铁路的规划案改了好多次,李鸿章一会儿说我们修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吧,一会儿又说要从北京修到关外。最后张之洞又出来捣乱,说咱们应该修北京到汉口的。你会发现,李鸿章随时都在变方案,从来没有什么激进的口号,但是一旦他发现哪儿松动了一点儿,立马就往前拱一点儿,叫“日拱一卒”。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推动着中国的进步。
张之洞沉浸在历史里,对未来充满了贪婪和恐惧;而李鸿章,既不跟历史叫板,也不跟未来较劲,他就活在当下。
这就是李鸿章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发。
第117章 怎么做个明白人(5)()
李鸿章pk翁同龢:不被人际关系绑定
让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得自由的,有两个牢笼:一个是对过去的贪恋;一个是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它的贪婪。其实还有一个牢笼,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空间里的人际关系对你的自由意志的绑定。
对此我们也做一下对比,就是翁同龢和李鸿章。翁同龢在晚清的政治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清代皇室一直有一个传统:非常尊重帝师。只要你给皇帝当过老师,谁都得高看一眼,犯了错也会网开一面。翁同龢家是帝师世家,他爹翁心存就是帝师;而他自己不仅是个状元,而且是光绪、同治两任皇帝的老师。所以,这位皇上家的教书先生牛坏了。
但是翁同龢这个人一生被各种各样的官场关系纠缠着,比如说他跟李鸿章的关系就死活不好。
当年李鸿章还在给曾国藩当幕僚的时候,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犯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曾国藩就弹劾他,这份底稿就是李鸿章写的。因为这件事,翁同龢恨了李鸿章一辈子。当然翁同龢恨李鸿章也不全是因为这个,还因为翁同龢是清流党人,清流党就是靠写字、骂人为生的一帮公知,而李鸿章是干实事的,所以翁同龢就跟他不对付。
而且清流党里面也分南派和北派,翁同龢属于南派,因为他是江苏人;北派以河北人李鸿藻为首。当时有个清流党人跟李鸿章关系特别好,后来还做了他的女婿,这个人就是张佩纶。张佩纶是北方人,所以跟李鸿藻关系好,结果翁同龢看着又不爽,因为在清流党里面不是一派的。所以他跟李鸿章之间的对头关系,真的是持续了一生。
其实李鸿章在政坛的行迹跟翁同龢之间并没有什么交集,双方也没有重大利益冲突,但翁同龢就是被这些人际关系绑定了。绑定之后,他做出了很多不理性的事情。
比如说他当时任户部尚书,管着钱袋子,北洋舰队要的任何东西,买枪、买弹药、换船,统统不批;甚至有两年,连一颗子弹钱都没有拨给北洋舰队。李鸿章也没办法,他虽然是封疆大吏,但是钱都是朝廷批下来的。
后来战败之后大家开始追究责任,翁同龢还说,你要是缺弹药,你就跟我说嘛。李鸿章说,我说了呀,天天打报告。翁同龢说,你要是真缺,你就要反复说嘛。
这就不讲理了,对吧?所以李鸿章在甲午战败之后气得要死,当面就跟翁同龢说,你们这帮人,小钱不愿花,就爱花大钱!其实哪是不愿花小钱呢,他就是要作弄你。
翁同龢甚至跟自己的一个小党羽,也是他的一个门生说,李鸿章搞北洋舰队搞了几十年了,哪天让他到战场上去试试,打败了咱们就有理由收拾他了。这叫什么话?这是一个正色立朝、为国家人民考虑的大臣该说的话吗?所以说,他就是一个官场巧宦。
翁同龢最后为什么被撵回家?现在很多历史学的解释其实都是错的——因为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是帝党;慈禧老太后是顽固派,看不惯他,所以要把他搞掉。其实根本就不是,是因为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前后后的表现,让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包括恭亲王在内把他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恭亲王临死的时候,就跟光绪皇帝说,那个家伙不能用,是个坏蛋。恭亲王前脚一死,过了没几天,宫里就下令说,翁同龢你走人吧,开缺回籍。但你毕竟是帝师,我们朝廷对帝师也有优待的传统,也不折腾你了,你就回家吧。所以这件事在历史学上一直是被错误地解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后来翁同龢死的时候,当时的庆亲王奕劻替他请恤典,因为老大臣死了,又是帝师,总得拨点银子给治个丧,赏点什么吧。结果光绪皇帝带头反对,那时候他已经被囚禁于瀛台了,也没什么权力,就在朝堂上说我不干,然后历数他甲午战争前后的罪责。慈禧垂帘听政,在后头也不吱声,意思是我同意。所以,翁同龢差不多算是晚清重臣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犯罪却没有恤典的人。这就是他一生被官场思维绑架的后果。
翁同龢有一个发小,也是晚清的一个重臣、大学士,叫潘祖荫。潘祖荫曾说过,我们俩是总角之交,都是贵公子,翁同龢对我都好用巧妙,他迟早会败在好用巧妙之上。
既然是做对比,那李鸿章好不好用巧妙呢?当然也好,一个老官僚、老滑头,他能不好用巧妙吗?但是李鸿章有一条,他用巧妙,不是为人是为事。比如我要造铁路,我要造北洋舰队,我要去谈判一个什么具体成果,他是为这些事好用巧妙。不是说他不为自己考虑,他考虑的基础是一个具体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人际关系。
举个例子,1898年距离庚子大乱,也就是义和团闹北京没多久,光绪皇帝刚刚百日新政失败,慈禧太后把他撵到一边儿去,自己又出来垂帘听政。慈禧太后有一次就跟李鸿章说,有人弹劾你,说你是康有为那一党的。李鸿章当时回答说,如果说搞新政就是康党,那我就是康党。他以为反正跟太后关系很好,所以也不在乎承认这事。但慈禧太后听了就很不爽,就想作弄他。
1898年又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呢?一边朝廷里面在闹,另一边民不聊生——夏秋季节山东段的黄河决口了,淹了几十个县。慈禧太后一看,机会来了,就对李鸿章说,你勘河去吧。勘河就是勘探黄河,看看怎么治理。
那时候李鸿章已经75岁了,不太能走了。他就上了一个折子,说我老了,岁数大了,精力都不够用了。这个折子写得非常短,前面引了圣旨,后面只有几句话,意思就是表明态度,你让我去我就去,但你最好别让我去。后来清廷给驳回了,就是要折腾他,甚至是惩罚他。
于是75岁的老人家秋末就从北京出发,一直到次年三月才回到北京,整整一个冬天行走了两千多里地,而且带着一帮外国顾问按照现代科学方法去勘探黄河,提出了一整套治理黄河的科学方法。
李鸿章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不跟你意气用事,不跟你生气,你让我去,我就说最好别让我去;你非得让我去,那我就去。而且一旦我去了,不管我多大岁数,我都会踏踏实实地把这件事干成。这就是李鸿章这一生最狠的地方。他不被任何所谓的周边关系所绑定,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事上。
看住当下,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一个人之所以会生出各种各样的妄念,通常都出自一个原因:纠缠于过去、未来、同时间的人际关系中。现在有很多在公司里打工的人觉得心里不爽,工资少,也没有前途。他们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是妄念。
如果说你非要进大组织、考公务员、跟过去的组织较劲,就要吸取左宗棠的教训——因为你活在过去。如果你天天想着我要创业,我有一个什么想法要去拿风险投资,那你也许就是犯了张之洞的毛病。
晚清还有一副对联:“李鸿章张目而卧,张之洞闭目而奔。”什么意思?就是李鸿章躺在那儿眼睛都是睁着的,是个明白人;张之洞跑的时候都是闭着眼睛的,完全没有目标。所以,咱也不能贸然创业。
但有的人会说,那我就地搞搞办公室政治,靠巧妙往上奔行不行?李鸿章的故事会告诉你,也许这三条路都错了。
那不就没有路了吗?不就是绝路吗?错。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参会者全部是传统媒体转做新媒体的一些人,就是新建的那些部门的小编们、新总编们的一个会议。大家就跟我聊,说传统媒体转新媒体不怎么好弄啊,想跟罗辑思维学习吧,又觉得你们也没有什么可复制性。
我说对呀,他们就问:“那我们怎么办呢?”我说很简单,给大家讲一个心法,叫临行喝妈一口奶。什么意思?就是你们不要去想未来会怎么样,就利用好你们现在的资源,做一件在现在这个岗位上最漂亮的事。你的所有注意力不能是张主任满意不满意,王总高兴不高兴,今天的kpi考核怎么样,这都是组织内的人际关系指标,不要去想这些。也不要去想自己原来的本事在未来能不能用,因为情况变了,新媒体、旧媒体时代完全不一样了。更不要去想,是不是不要在这儿干了,搞个什么项目创业去。
最好的方案就是学习李鸿章,看住当下,就从这一点出发,做现在该做的事情。
原来给人打工的时候,我就老跟别人讲,我自己做事有一个心法:所有的事都是做给现在老板用的,但同时也是做给下一个老板看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任何事,既是为现在的公司、单位作贡献,与此同时也是在打造我们的个人品牌,让下一个老板自然看到。这样也许是老板,也许是风险投资人,他们会找上门来,来利用我们这个本事。
把心放在现在、今天、此刻
其实李鸿章就是这么办的,而且李鸿章后来之所以在国际上声名浩荡,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行事作风。1896年李鸿章访问俄、德、荷、比、法、英、美诸国,他在全球受到的那种礼遇和高规格的接待,基本上就是国王的标准,尤其是在德国。
李鸿章最潇洒的是在美国。因为李鸿章长得也帅,一米八的大个子,仙风道骨,留着山羊胡,特别有东方老者的派头。美国人把战败国的李鸿章都快捧到天上去了。
当时很多广告都是用李鸿章做招牌,有一个麦乳精的广告,说李鸿章特爱吃我们的麦乳精,吃了之后牙口倍儿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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