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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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人际关系：就事论事

　　　　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他打仗的逻辑是一样的，也是“结硬寨，打呆仗”。

　　　　一个人想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他面对的对手又何止是敌人呢？其实很多表面上跟你在同一个阵线里的队友，有猪一般的队友，有狼一般的队友，有随时准备给你捅刀子的队友，还有随时准备防着你的队友，这些人都是你成就大事过程当中的对手。

　　　　按照常理，曾国藩在前线打仗，慈禧太后应该支持他吧？支持没问题。问题是，当天京打下来之后，曾国藩手握几十万湘军，而且全是他的子弟兵，只认曾大帅，不认朝廷，朝廷能放心吗？

　　　　原来咸丰皇帝曾说过，谁打下太平天国，我就封他一个王爵。后来没有兑现，就是为了防范曾国藩，只封了他一个一等毅勇侯，连公爵都没有给他。

　　　　曾国藩身边的战友，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甚至包括他的亲弟弟曾国荃，都经常在他背后捅刀子。

　　　　再比如说他迎聘的幕僚们，按说应该跟自己同生共死，但现实往往是大难来时，树倒猢狲散。战天京里面就讲到一个细节，曾国藩在祁门设立大营的时候，湘军志的作者王辏г司驮谟�中。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将祁门大营四面围住，猛烈攻打，情况非常之危急。

第106章　未来不迎，过往不恋（4）（）　
有一天晚上，曾国藩派仆人去看王辏г嗽诟墒裁础Ｆ腿嘶乩此担�老人家在读汉书，夜半时分，点灯熬油，继续用功。

　　　　曾国藩说，你再去看看他的仆人在干什么。一会儿仆人回报说，他的仆人正在收拾行李。曾国藩说，我就说嘛，像王辏г苏庋�的经学大家，汉书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怎么还会在这么紧急的时候读汉书呢？他这是假装镇定，等着仆人收拾好行李好开溜呢。

　　　　历史上很多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大人物，在本质上都是孤独的，谁都靠不住，即便是那些亲如手足的人。

　　　　欧洲的拿破仑也是如此，在他称霸欧洲的时候，把自己的兄弟一一分封在各个国家当国王，以至于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国王都是他的兄弟，遍及欧洲。可是等到拿破仑和英国人、俄国人对决的时候，这帮兄弟帮他了吗？没有。他们不仅袖手旁观，甚至还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继续跟英国人做生意。

　　　　当一个人要做大事，而身边所有人都要对付时，那该怎么办呢？在读完战天京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曾国藩的心法仍然是刚才讲的那六个字：“结硬寨，打呆仗。”

　　　　曾国藩剿灭了太平天国，然后又忙着跟捻军作战。紧接着在1870年，天津出了一件特别棘手的事情。

　　　　当时很多外国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也会做一些慈善工作，比如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儿童。很多地痞流氓听说外国人收留儿童，就到处拐孩子，然后卖给教堂，这也是一桩发财的生意。

　　　　当时国人普遍具有排外情绪，再加上民智未开，很多老百姓就不理解传教士的做法，传言西洋人是要用幼儿的眼珠子、脑子做药引子。当时教堂还有一个职能，就是给人看病，但西医跟中国人的观念差距太大，所以很多人就冲到教堂里，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法国驻天津的领事叫丰大业，这个人的脾气特别暴躁。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去找天津的知县算账，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把知县的一个随从（也有人说是知县的儿子）给打伤了。这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生的事情，老百姓不干了，当场就把丰大业给打死了，然后冲到教堂里见人就杀。一些法国的外交官，包括一些神父、修女都被杀害，这次事件还波及其他国家，比如有几个俄罗斯人也被杀害。最后老百姓一把火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都给烧了。

　　　　从国际外交的道理上讲，这是中国人的不对。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我们这些子民还是挺棒的，老外欺负我们这么多年，终于可以出口恶气了。

　　　　所以，怎么处理这桩天津教案，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当时朝廷把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要让他处理天津教案。

　　　　一方面是国内的舆论压力，谁要是偏向洋人，谁就是汉奸，肯定会遗臭万年。另一方面洋人也不是吃素的，当时法国人已经把军舰开到大沽口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臣，如果不跟洋人妥协，不做出适当的处理，就是对国家的一种不负责任。这道难题就摆在了曾国藩的面前。

　　　　曾国藩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今天再来看，会发现他其实处理得很简单，分三步。

　　　　第一步，谁杀的人？谁杀人就是谁犯法，抓起来就得杀头。后来一调查，有十几个人冲进教堂里杀了人，全部抓起来砍了。

　　　　第二步，这次事件不是波及其他国家吗？其他国家的大使、领事、外交官也别围着我闹，你们说我们赔多少，我们就赔多少，最后总共赔了45万两银子。

　　　　最后轮到了苦最深、仇最大的法国人。中国人不是把他们的领事丰大业给杀了吗？我们单独再跟法国谈判。这就到了第三步。

　　　　你们说杀了外交官是有辱国体，那么我们道歉。是谁纵容这些人杀的外交官呢？当时在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既然崇厚没处理好这件事，就要代表中国政府到法国去赔礼道歉。当时在法国当政的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叫梯也尔。梯也尔接见了崇厚，只讲了一句话：“既然你们处理成这样，我们也交个底牌，我们并不是要中国人的头颅，我们只是要相应的秩序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正常礼节。”

　　　　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其实就体现了四个字：就事论事。你不要以为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们一般人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往往就是因为欠缺就事论事的能力。

　　　　总防范别人，自己先犯错

　　　　清代历史上，诛杀顾命大臣的事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清初康熙爷擒鳌拜，第二次是慈安、慈禧串通恭亲王奕

第111章　除了你自己，没人靠得住（4）（）　
第一个原因，你来迟了。现在当教授、博导的那些人，当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留校，可以发文章，可以当教授、当所长。那个时候全国每年才毕业多少学生？就像我读研究生那会儿，我们那一届文科、理工科的研究生加起来总共有37个人，现在一届是2000多人。前面的人刚当上教授，才四五十岁，还非常年轻，学术生涯还远远没有结束，哪里还有后来者上升的途径呢？就这么简单。

　　　　郑也夫先生的吾国教育病理里面对此也有过分析，说过度的竞争，尤其是军备竞赛似的竞争，到最后往往会发现竞争的标的物本身并不值钱。这个道理很简单。

　　　　第二个原因就比较深了，要深入到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里去看。工业社会有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效能都来自分工，所以在社会刚开始分工，有大的构建性机会的时候，就是大师辈出的一代。高晓松的晓说节目有一期叫大师照亮八十年代，讲为什么那时候容易出大师，不是说他们的智力水准真的比我们这代人要高多少，而是因为风云际会，人家有更多的机会。

　　　　再比如说晚清，或者20世纪80年代，风气刚刚打开，刚开始睁眼望世界，所有能够把西方的思想、方法论移植到中国来的人，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因为人家想的全是元问题。像胡适一生写的书，全部是核心问题，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可是对接下来的第二代学者来说，就只能研究“小问题”了。再往后，给儿子辈、孙子辈的学者剩下的都是工业社会给他们的非常细碎的分工。

　　　　前不久，我们的知识策划李源在搞一项研究，是他硕士毕业论文的课题，叫张慰慈城市管理思想研究。

　　　　我说：“你这搞的是什么玩意儿？张慰慈是谁啊？”

　　　　他说：“民国时期的一个教授。”

　　　　我说：“你怎么会对这东西感兴趣？”

　　　　他说：“不是我感兴趣，是导师分配我写的。”

　　　　我说：“导师为什么分配你写？”

　　　　他说：“因为导师有自己的研究架构，里面缺很多小块，你既然是我的学生，就去帮我把这一小块研究清楚，但在我这套研究计划里，它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注释。”

　　　　如果李源同学说：“我不搭理你那一套，我要写一部中国通史！”导师就恨不得一个嘴巴呼上去，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是为了你好才这么告诉你的，在史学界这样一个辈分森严的体系下，你竟敢一上来就写什么中国通史，那就是找死。所有人都会觉得你是野狐禅，你这一辈子在学术界都休想混出头来。

　　　　所以，你一开始只能按照导师、导师的导师、导师的爷爷导师的一整套规划，在一个角落里展开自己那种苟且偷生、慢慢攀爬、小小的学术生涯，那你不就悲催了吗？说到底，这是工业社会分工到最后出现的一个荒诞现象。

　　　　每年，各种机构都会申报很多国家社科课题，能出版一书架的书，都由大量细碎的分工组成。我们不禁会问：真有必要这么研究吗？没办法，工业社会有它的惯性，就是要这样细碎地分工下去，而每一个人都被这种分工逻辑给绑架了。

　　　　三个当代人的新活法

　　　　难道真的是这个社会不厚待知识分子吗？也不是。过去十年，读书人当中发生过这么几件事。一个研究美学的教授讲三国出了名，他叫易中天；一个研究广播电视媒体的教授讲论语出了名，她叫于丹；一个海关的公务员写明史出了名，他叫当年明月。有媒体采访当年明月：“你这么小的年纪，20多岁就写出皇皇七大本明史著作，虽然是通俗版的，你不觉得太容易了吗？很多教授说，有些学问是要穷30年的精力才能开始做的。”

　　　　当年明月就说这么点儿东西还用得着30年？能有多少资料啊？花30年才做完的人，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他太笨；第二，他在骗你们呢。

　　　　我不敢说当年明月说得对不对，我也不敢否定所有明史教授的努力，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当年明月、于丹、易中天的例子中得到一点启示，就是市场经济下的社会并没亏待读书人。如果你做出了让市场认可的学问，采取了在这个新时代应该采取的存活方式，它就会给你丰厚的利润。

　　　　据说于丹出的第一本书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于丹当然也挣了很多钱。至于当年明月，据他原来的一个同事讲，到现在为止，他因明朝那些事儿拿到了上千万的版税。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社会欺负读书人，正确的结论是：过去的活法不成立了，读书人必须换一个活法。

　　　　参考卢梭蹚出来的新活法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大变革出现过好几次。在之前的大变革时代，人们用生命左冲右突出来的新活法，依然能够在几百年后给我们这代人以参考和启示。

　　　　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叫卢梭。很多人都知道卢梭，知道他是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其实他不是法国人，而是日内瓦人，按今天的国籍来算应该是瑞士人。

　　　　卢梭的命运从小就很不幸，出生的时候妈妈难产死了，所以他是跟着爸爸长大的。他爸本来是一个老老实实的钟表匠，年轻的时候惹了官司，家就败落了。卢梭从16岁开始，就不得不到处打零工，说白了就是流浪。

　　　　30岁那一年，他流浪到当时整个欧洲的文化中心——巴黎。推开城门，举目四望，卢梭不禁大惊：“我的老天，哪有我的活路啊？”虽然卢梭很聪明，也会舞文弄墨写文章，但是在当时知识分子的所有活法里面，没有任何一条缝隙是对卢梭这样的人开放的。

　　　　当时整个欧洲知识分子的活法，大概有四类：

　　　　第一类，体制内的人，包括政府官员、学者型官员。比如说启蒙运动四大健将之一的孟德斯鸠，他当时就是大法官；像英国的洛克，也是担任过类似国务秘书这样的职位。卢梭又没参加过公务员考试，谁认得他是谁啊。

　　　　第二类，用今天的话讲叫意见领袖，比如伏尔泰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伏尔泰不是贵族，但是他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年纪轻轻就在法国巴黎的贵妇沙龙里声名鹊起了。很多巴黎贵妇见到伏尔泰就跟过年一样。卢梭要当意见领袖的话，哪里有伏尔泰的人脉？毕竟人家的人脉已经搞了好几十年了，有大批拥趸和粉丝。现在你想混成意见领袖，太难了。

　　　　第三种活法，是被当时新兴的大学“包养”，比如说休谟、亚当斯密，这些人都是被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等“包养”的知识分子。可是卢梭是自学成才的，没文凭，没有任何资本能够进入大学。

　　　　第四种活法，就是由教会“包养”。这在欧洲历史上是一个奇葩般的存在。但这个谱系里面的名人，有贡献的特别多，尤其是英国。英国的乡村牧师是英国现代化当中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力量，因为他们除了周日做个礼拜，平时闲着没事干，还有一部分津贴，这足以让他们静下心来去研究一两门学问。比如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

　　　　卢梭当时面对的就是这种情况，“长安居，大不易”。卢梭也做出过努力，比如说，他发明了一种全新的记乐谱的方法，他觉得这是了不得的发明，所以就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到巴黎，四处兜售这玩意儿。那些既得利益者、大音乐家、贵族哪里看得上这个？根本就不搭理他，一点缝隙都没给他留，所以卢梭弄得灰头土脸。

　　　　那第二次呢？卢梭想向这些人输诚，硬生生挤开一条缝而入。

　　　　他也想巴结意见领袖，比如说他拿着自己写的一本书——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跑去找伏尔泰，说我写了一本著作，您给看看。

　　　　伏尔泰看完之后，是这么回复的：“感谢您给我送来这部著作，看完之后，我有一种要用四脚爬行的感觉。我觉得所有人看完您这本书，都有一种四脚爬行的欲望，因为您这本书否定了文明，想让人脱光衣服回到原始森林，这种思想太反动了。”然后他还说俏皮话，说我都60岁了，已经忘了四脚爬行60年了，你这套我是学不会了，然后就给退回去了。

　　　　卢梭那一年大概是38岁，年轻气盛，也不饶人，就给伏尔泰写了一封回信，说我很不喜欢你这个人云云，当时俩人就骂起来了，因此也结下了梁子。卢梭这个人一生平淡无奇，读他的传记会感觉非常枯燥，他人生中发生过什么大事吗？一件都没有，就是写信、跟人吵架、闹矛盾、解释，全是这些破事儿。

　　　　总体而言，卢梭在巴黎混得比较凄惨。刚去的时候他还有几个朋友，比如他跟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法国启蒙运动大将狄德罗关系挺好，两人惺惺相惜。狄德罗说，你不是会记谱吗？百科全书里音乐这一条交给你写好不好？卢梭说好，就花几个月时间给写了。但是后来两人也闹翻了。

　　　　有一次狄德罗跟他说，你和巴黎的朋友全闹翻了，就剩我一个了，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儿啊？卢梭说，为什么呀？他又写信把人家骂了一顿。这就是卢梭，他就是这样的性格。

　　　　两个世界的人：卢梭vs伏尔泰

　　　　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卢梭是因为跟狄德罗、伏尔泰的观点不一样才导致分道扬镳的。依我说，根本就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和这些人压根儿就是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