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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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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发明的一些专业的装配工具，经过短暂的训练，马上就可以上岗。所以，日本经济的那一整套优势，在现在的电子时代、互联网时代也就过时了。
当然也不是全部过时，像前面讲的汽车业，还有单反相机这种内部结构非常精密的产业，日本人的竞争力现在依然不错。但是，时代大潮不等人，一代新人换旧人。
大航海精神今何在
其实日本社会也不乏创新者，例如村上世彰，他被称为日本民间的股神。2006年，他因为一个所谓的内部交易事件被捕。日本官员当年就这个案子说过一句话：像村上世彰这样的人，搁在美国，就是金融创新的英雄；搁在日本，他就得去蹲监狱，因为日本社会受不了这些不讲规矩搞创新的人。
村上世彰在被捕之前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讲的一句话发人深省。他说：“日本社会真的就不能给创新者、破坏者留下机会吗？真的就不能让那些创新者重新开球吗？”
日本的经济停滞已经是延续20多年的事情了，再用任何细枝末节的理由也无法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只能说，日本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陷入了一种创新无能的状态。
是日本人缺乏创新精神吗？还真不是。前些年，日本人发布了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说要干掉谷歌，搞一个日本人自己的搜索引擎。
日本人这个计划失败了。有一些评论者观察这个计划之后发现，项目的主持人连自己到底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堆杂乱的软件开发计划。
这个计划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大航海。什么叫大航海？就是人类在某一个历史关头，这个历史关头不是每一代人都遇得到的，它是远隔几百年才有可能打开一次的窗口。你通过一次冒险抵达一片新大陆，抵达一片完全未知的、远方的彼岸。所以，日本把这个项目定了这么重的名字。
我觉得日本人确实有野心。但问题是，这个项目的搞法和大航海时代的本质精神是背离的。大航海时代，是发现美洲新大陆，绕过非洲好望角开启了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甚至是实现环球航行的一个时代，他们是怎么完成的？基本就是靠民间的那些细碎的、自发的创新完成的。
这些创新背后至少有两个因素。
第一点，这个社会一定要发明一种绝佳的应对风险的制度。在大航海时代，搞出了所谓的有限责任公司的制度。以前，一个商人带着一船货出海，他面对的风险是如此之大。万一船翻了、货丢了、被海盗抢了，这个商人就要承担所有责任，因为债主就要找你要钱，你只能把自己的房子、田产卖了，带着老婆、孩子到街上流离失所。风险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人们就不愿意去尝试创新。
有限责任公司出现之后，带来两个结果。一、风险变得可控，因为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出资额来承担风险的，大不了这船货全赔掉。也就赔到这个程度而已，不至于牵连其他家产。二、巨大的风险分摊到无数个人身上，这样每一个人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小。
我们再回头来看日本社会。所有的创新都是产生于一种应对风险的制度安排，而日本的制度安排不是要应对风险，它是要把风险完全消除，这和大航海时代的精神是不一致的。
第二点就更重要了，大航海是谁搞出来的？我们都知道日本人以素质高著称，可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高素质的人搞出了一个停滞的经济呢？我们不妨从反面想一想，那些野蛮人、那些没素质的人，他们对创新的价值又何在呢？这又得说到大航海。
大航海是谁完成的？就是一帮没素质的人完成的。为什么？因为有素质的人不肯吃这个苦嘛。现在，很多船员在巨大的集装箱轮上还怨声载道，说当海员太辛苦、太无聊了，何况几百年前呢？那个时候不知道要走多久，没准儿一条命就要扔到海里。所以每一次出发，大家都抱着赴死的决心。而且那个时候的船又小，因为不知道要走多久，所以尽可能装满食物、水和货物，留给人活动的空间非常狭窄，在上面待上几个月，那个滋味可想而知。尤其在热带航行的时候，食物会很快变质，甚至爬满虫子。
船上空间小，一旦发生疫病，连隔离的可能性都没有，所以经常是半船人、一船人地死掉。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差，无法克服远航中经常出现的坏血症。
那个时候从欧洲海港出发的船上，装的净是流浪汉、无业游民，甚至是逃犯，因为只有他们肯吃那个苦、冒那个险。而这帮人为人类的大创新付出的代价也是很沉重的。根据记载，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从阿姆斯特丹港带走的人有70万，最后有26万人被抛尸海外，再也没能回来。而那些抵达目的地的人，在当地烧杀掳掠，给很多东方和非洲人的感觉就是：这帮欧洲殖民者怎么这么坏？他们这帮人在欧洲就是地痞、流氓，更何况到了番邦外国，当然坏了。
所以19世纪有一个作家说，即使按照当时的道德水准和评判标准来看，这帮人的言行也是让人恶心的。但是没办法，创新就是要靠这样的人。
迈阿密：靠罪犯和流浪汉繁荣起来的都市
我没有鼓吹低素质等于创新的意思，但是你也不能不信一个邪——低素质的人是有可能搞出巨大的创新和社会繁荣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1980年，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说：“美国人不是老指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让人民自由移民吗？我自由一个给你看看。”所以这一年他突然把海港开放了，走吧，都去美国吧。很多社会底层的人，什么精神病患者、妓女、罪犯、流浪汉都去了美国。那一年走了15万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非军事渡海行动。这15万人去了美国哪儿呢？距离古巴最近的那个港口——迈阿密。
这帮人去的时候身无分文，是一帮赤贫，而且又都是社会底层人士，多数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是一帮粗鲁的人。
可是今天的迈阿密是怎样一座城市呢？迈阿密是除了纽约之外，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整个中南美洲所有国际大企业的总部所在地，迈阿密机场是美国最大的货运机场；它还是美国最干净的城市。说白了，如果除掉华盛顿、纽约，整个拉美最大的城市就是迈阿密。
这种繁荣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其实就是靠古巴的这一批流氓、地痞、精神病患者、妓女和无家可归的人创造出来的。
我去过迈阿密，去坐过油轮。在那个城市，英语确实不大奏效，满街讲的都是西班牙语，而且房价特别贵，市容非常整洁美好。
我们再回到“素质”这个词。所谓的高素质无非是你学历比较高，你举止比较文明，你道德比较高尚，而所谓的低素质的人不是没文化、没礼貌吗？
可问题是，在创新这件事情上，不见得有文化、懂礼貌、知礼节就会搞创新。创新，它是用任何外在的标准都衡量不出来的，是学校培养不出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找好多好多的例子，就拿美国人来说，爱迪生小时候只上过三年学，他的小学老师认为他是个弱智儿童，但是他临死的时候被证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家之一。
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他是爱尔兰移民的后裔。要知道，在美国的白人社会里面，爱尔兰人的地位还不如黑人。
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的爸爸大个子比尔——这是他的一个外号，这人是靠卖野药为生的。说白了，洛克菲勒出生于一个底层的骗子家庭。
再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他的父母是东欧犹太人，到美国的时候身无分文，是最底层的工人。而他们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出了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世界级大学者。
再说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例子——乔布斯。乔布斯其实是中东移民的后代，而且从小就被抛弃了。所以你看，低素质家庭、低素质的教育，未必出不了人杰。
反过来说，为什么那些高素质的人往往成不了创新的领头人呢？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因为衣食饱暖，所以没有勇气打破现状。我觉得这是错怪他们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处境当中，当存量过大的时候，创新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当年，中国移动的董事长王建宙在美国曾跟谷歌的ceo施密特有过一次对谈。施密特给了他一个建议，让中国移动把电话费给大家免了，然后提供各种各样的增值服务，这是最符合互联网企业运营经验的一条道路。
王建宙说：“我知道这条路对，但是我不能干。每年中国移动有数以百亿计的话费收入，你说不要就不要，你对国家负责吗？你对股东负责吗？”
再比如说，很多人指责微软不创新，所以让谷歌这样的公司超过了。是，如果微软能像现在的互联网公司那样，把所有的软件免费，然后争取下一个发展台阶，这在道理上是成立的。但现实上呢？意味着微软每年要放弃数百亿美元的收入，它做得出来吗？任何职业经理人胆敢拿股东的钱、拿公司当年的营收额做这样的放手一搏，那这个人一定是个浑蛋，一定不可信任，股东一定会把他开除。
所以有存量的时候，那些高素质的人是不可能搞创新的。
第79章 个人崛起的力量（7）（）
创新：低素质者与高素质者的双人舞
我们再看一眼“创新”这个词，正本清源地讲，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双层结构。第一，要靠那些没素质的野蛮人拼命去闯、去冲，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就像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没什么可失去的，要失去的只是锁链。所以，试一试有什么不好呢？虽然这样的创新大多数是不靠谱的，是不会有收获的。大量这样的人消失在历史深处，他们的创新没有成功，没有人知道。我们知道的都是我前面讲的爱迪生、洛克菲勒、弗里德曼等人。像弗里德曼这样的人只能是九牛一毛，而且这样的人是无法从芸芸众生当中预先被识别出来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不是说由没素质的人创新就一定会成功。今天非洲的索马里，到处都是没素质的人，甚至是海盗，也没搞出什么创新。每年海盗抢的那些钱，如果拿来正经做生意的话，没准儿一次贸易就能够挣回来，但是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国家。
所以创新一定要有第二步，就像当年大航海时代，刚开始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前面冲。后来，身为生意人的荷兰人素质就高得多了。再后来，真正把全球形成一个大的整体的是谁？是英国人，而英国人的整体素质相对来说要高得多。
其实创新有两种。第一种叫从0到1，真正的大创新往往就是从0到1的过程，就是说这类东西世界上原来就没有，所以这类创新就得靠我们刚才讲的野蛮人去冲、去试，用大量的失败来换取最后的硕果仅存，形成从0到1的创新。
紧接着，必须要接上一种叫从1到n的创新。给大家举个例子，哥伦布是一个素质很低的人，但是人家有勇气、有执着的精神，人家还有运气，所以他就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
可是光发现有什么用？要把这个地方建设成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就得等到华盛顿、富兰克林那一代人出现了，因为他们才可以在“1”的基础上，持续地添砖加瓦，可以调动人类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的存量，扑上去搞建设。这个时候，什么周密计划、事先设计、持续改进、及时调整、顺畅沟通，都得有素质的人去干。
我并不是讲素质低的人和素质高的人谁更重要，只想说，这是一个创新进程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阶段。我们现在又面对着一次大航海时代的机会，就是所谓的it革命。这一次大航海和几百年前的那一次比，有区别吗？有。
首先，不需要靠死人来完成创新，死公司就可以了。那么多创业者，那么多创新公司，靠死公司自然就能够探寻到创新的方向。
再有，谁流血？不是人，而是那些资本。所以，人类在对抗风险上，又有了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就是众所周知的风险投资。
虽然有这两个重大的区别，但是有一个底层的东西从来也没有变过，那就是靠那些敢想敢干、机会成本特别低、表面看起来可能素质比较低的人，用自己的拼搏精神和机会成本去大量试错，然后找出一个可能的创新方向。此时，有素质的人再扑上去。人类搞创新，自古至今，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变过。
我们在谈论“经济”“繁荣”这些词的时候，往往看到的是数字、是货物、是景观、是城市，但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本源是什么？是人。从人的视角看经济，天大的难解之谜也就获得了答案。
就像开篇的引子，日本经济为什么会停滞？如果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全新的答案，不是什么日本央行的政策不对头，不是刺激政策不到位，而是日本人出了重大的问题。日本社会实在是太温情了，它的社会实在是太成熟了，成熟到了把有一点点不文明的东西、动物精神的东西都丧失掉了。
这个病可就太难治了，因为如果要破除邪恶、野蛮，靠时间、靠理性、靠教育就能做得到。可是如果一个社会的病是因为太理性、太文明，那这个病可怎么治？所以，很多人在问，日本经济怎么打破停滞？答案是不知道。如果你非要一个答案，那只能等待一些难得的历史契机。
比如，日本政府突然想明白了，开放国门，欢迎全世界的移民到日本来发展，这些人就会重新激活日本社会。可是这个好像太难了，因为日本本来就人多地少，已经很挤，而且它那个单一民族的排外传统又非常之发达。
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等待一场世界大战，把日本打得满目疮痍，所有人都没有了存量，家徒四壁，大家再回到野蛮人的路子上去，来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这样的历史契机会降临到日本人头上吗？那就真的是天知道了。
患上“日本病”的香港将何去何从
最后再说一件我们中国人比较关心的事，关于香港。香港这两年经济好像也陷入了停滞状态，日本的情况在香港身上重演了。很多香港人都说，内地有的政策不好，增加了竞争，等等，甚至在2014年又出现一波非常强烈的对内地人的反感心理。
这些话从情绪上不是不可以理解，但是香港人忘了去反思：过去，香港的繁荣是怎么来的？我们都知道，由于鸦片战争，香港开埠。但在之后的100多年时间里，香港没有发展起来，仅仅是一个中等城市。在1949年前，香港的发展水平肯定不如广州，就更别提上海了。
香港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其实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首先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去了一批人，然后陆陆续续又去了一批私渡者。香港政府当时对这些偷渡者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脚踏上香港的土地，基本就当你是香港人了。
有一个阶段，香港富豪榜前100名当中，有40个人是私渡者。他们有什么特点？上岸的时候身无分文，只有一颗要发财、要立足的心，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批野蛮人，或者说是低素质的人。正是他们造就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的繁荣。
要知道，那时候，香港的经济条件远远不如今天。首先，与北边的内地意识形态不同。然后，周边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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