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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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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个案子，就得回到1897年。这一年纽约州通过了一个保护劳工的法案，叫作威丝曼法案，从此纽约州的工人每天的最高工作时长是10个小时，一周最多只能工作60个小时。
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资本家还是很黑心啊，工人每天给你卖命8个小时还不够吗？但是历史是一点一点进步的，这在当时已经是保护劳工权益最先进的法案了，即使工人每天要工作10个小时，有些资本家、企业主心里还是不爽，于是就有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涉案企业是个多大的企业呢？不过就是芝麻粒大的一家面包房。面包房的主人叫洛克纳，面包房是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共二十几平方米，雇了3个伙计。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面包房嘛，都是起早贪黑的，早饭也卖，晚饭也卖，开门前要做各种准备，关了门还要洗洗涮涮。只有4个人工作，所以有时候上下班时间就不是那么严格。
威丝曼法案颁布之后，这家面包房就总是犯法，先是被罚了20美金；过了没多久又被逮着了，这次要罚50美金。这下老板洛克纳就不干了，就学中国的秋菊开始打官司，要讨个说法。一审败诉之后，他又不断地上诉。一直折腾到1905年，联邦最高法院公布了终审判决。你猜结果是什么？洛克纳赢了，联邦政府把70美金的罚金退给了他。
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是实行判例法制度的，有了这么一个判例，就意味着以后谁再想给工人的劳动时间设置上限就没那么容易了。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好不容易争取到手的这点权利，又被资本家邪恶地收回去了。
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从表决结果就可以看出来。联邦最高法院有9个法官，表决的结果是5：4。出现这种表决结果，往往说明这件事的是非对错，在社会的精英阶层里也处于一种尖锐的对立和明显的分裂之中，这个结果的达成是基于一种脆弱的平衡。
对底层老百姓讲也是一样。给大家讲个有趣的故事，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个法案的名字叫威丝曼法案，给洛克纳打官司的律师也叫威丝曼，这两个威丝曼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同一个人。
这个人前半辈子是面包师傅工会的秘书，同时也是一名律师，他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向资本家要权益，一手推动了威丝曼法案的创立。可是后来他创业了，变成了企业主，“屁股决定脑袋”，他一坐到资本家的位子上想法就全变了。他这时觉得，资本家和工人达成的协议是我们之间的事，关国家什么事？立这个法案不就是捣乱嘛。所以他就去帮洛克纳打赢了这场官司，借此机会推翻了自己原来推动成立的那个法案。可见在民间，这个法案也是尖锐对立的。
洛克纳的案子只打了几年，但是美国的历史学者居然用洛克纳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时代，叫“洛克纳时代”，就是从1905年一直到罗斯福执政期间这一段时间。在洛克纳时代，契约、劳动、资本家、自由市场经济都是自由的，国家是不能管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时工作制已经是全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一个标准了，洛克纳主义和洛克纳时代是一个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错误的东西。
右派其实是一种思想传统
在西方的政治传统当中一直有一派思想或者说一派势力，他们老是干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错误的事。什么洛克纳主义，不就是代表血腥的资本家的利益，残酷地剥削工人阶级吗？所以在很多中国人看来，历史的进程就是右派势力不断地碰南墙、撞得头破血流的一个过程。
但是奇怪的是，这种替少数资本家摇旗呐喊的右派思想，在西方的政治传统当中，不断地露头，不断借各种议题借尸还魂。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她和美国总统里根关系很好，他们俩的政治思想、执政理念好像很一致，他们俩那个时代，就是右派很猖狂的时代。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后，镇压工人罢工那是毫不留情的，甚至派军队、警察去镇压煤矿工人罢工。
所以2012年撒切尔夫人死的时候，很多英国的底层老百姓就打出旗帜，上面写道：“这个bitch终于死了！”“bitch”在英语中是母狗、婊子的意思。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死者为大，死了还这么骂人家好像不太对。我们且不评价骂得对不对，就说撒切尔夫人虽然在西方政治界盛名卓著，政绩很好，但是普通老百姓对她的很多做法是非常不满意的，她死了之后恨不得在她尸体上踢两脚。
我们都知道，奥巴马曾试图在美国推行一个左派的法案，就是医疗保险法案，让更多的穷人享受由纳税人支付的医疗保险。有的右派议员就说，干吗要给穷人支付保险呢？他们又懒又坏，不工作，也不锻炼，长得那么胖，不得病才怪呢！这种情况下得了病，为什么要我掏钱去帮他治？我不通过。如果有政府官员胆敢在中国的微博上发表这样的言论，那肯定是要被唾沫淹死的——这好像有点儿太冷血了吧，有些公知甚至说这简直就是纳粹言论。
没错，在西方政治历史的长河当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右派思想，如果仅仅出于道德上的批判，将其解释为是坏人嚣张，那我们就看得太浅了。资本家只是一小撮，如果右派仅仅是为资本家说话，为什么在大选当中他们还经常能赢呢？
第70章 成长的坐标（6）（）
最典型的就是小布什，小布什是共和党人，是个典型的保守主义右派。但是他赢了，当了8年总统，虽然离任的时候声名狼藉，而且有人给他测智商，说他智商只有91，他老爹老布什98，就是俩笨蛋，话都说不清楚。他从来不掩饰自己极端保守主义右派的这种政治立场，但是他居然在2004年大选的时候把对手民主党的克里，现在美国的国务卿，打得一败涂地，为什么？老百姓给了他选票。选民的绝大部分是穷人，穷人为什么要把选票投给这个只为富人说话的血腥右派呢？
看到这个现实，我们就不能说这只是出于道德上的因素了。我想说的恰恰是，所谓右派其实是一种思想传统。既然是一种思想传统，它就有根、有源、有流。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爱知求真的人，我们应该了解这个传统，并且从这个传统当中吸取有用的东西，来作为我们人生成长的一个可资借鉴的坐标。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核心理念。
右派有自己的道德高地
这个右派传统其实不局限在每个时代、每个话题的是非对错，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高地，比如说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人拍的电影铁娘子中，她的老爹就是个英国小店主，这老头在电影里振振有词，他认为自我奋斗的传统，这种“虽然我可以对他人仁慈，但是国家管不着”的传统，不仅是生活正当性的来源，也是国家、民族力量的来源。拿破仑怎样，希特勒又怎样，不都被我们这些小店主给搞败了嘛！他有一种道德自豪感。
有历史学家说，这种右派传统源远流长，英国中世纪的时候，萌芽就已经出现了。我给大家讲一位奇葩，这个人是1729年生人，就是法国革命论的作者埃德蒙伯克。这个人虽说是政治家，但实际上官当得并不大，最高只做到首相的秘书。他的观点很奇葩，他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居然赞成美国独立。他说不要把大英帝国暴露在这么大的风险下，美国要独立，就让它独立好了。
埃德蒙伯克就敢说这样的话，这出现在他另外一本书美洲三书里面。在这本书当中，他赞成美国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要知道，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同时期的姊妹革命，法国大革命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埃德蒙伯克作为一个老辉格党人，也就是自由派人士，居然反对法国大革命，是不是很奇葩？
当时他有一个法国小兄弟叫杜邦，杜邦写信说，你作为老自由党人，给我们点个赞吧。埃德蒙就回了一封信，洋洋洒洒，越写越长，最后就写成了这本书。
在这本书当中，埃德蒙说法国大革命斩断了右派的传统，我凭什么给你点赞，我得看到你们整个革命的结果，以及新时代的军事、民生、经济、法律、秩序这些东西磨合好，我才能判断。然后一条一条把法国大革命骂了一个狗血淋头，包括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洞见了后来法国大革命的一系列恶果。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奇葩？埃德蒙伯克生存的那个年代有一个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在19世纪30年代才出现，而这个词发明出来之后，就奉埃德蒙伯克为开山祖师爷，这个词叫“保守主义”。
埃德蒙伯克开创了这一派思想传统之后，其实争议也很大。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就恨透了他，说这个人是个流氓，说他骂法国大革命，肯定是拿了英国国王的贿赂才会站出来骂；他支持美国独立，就是因为拿了美国殖民者的贿赂，他就是个资产阶级下流胚。
但是也有一派西方的政治学者、政治家很崇拜他，比如说丘吉尔和撒切尔夫人，就认为埃德蒙伯克是他们保守主义思想传统的祖师爷，甚至是精神导师。
所以，我们触及到了一派源远流长的传统，他们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都是以反面人物或者跳梁小丑的角色跳出来，喊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完全不正确的话。但是，他们却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传统，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呢？
保守主义者的知识论
这个传统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就是保守主义者的知识论，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知识。关于知识其实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叫建构论，一个叫扩展论。建构论就是说人类很牛x，我们是有能力用理性的光芒照亮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有可能去设计一个天堂。面对北京城，我们说这边是海淀区的学校，那边是朝阳区的工厂，然后进行设计，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美的图画，这叫建构论。
还有一种叫扩展论，就是说人类其实很卑微，每个人知道的东西、人类的理性光芒能够照亮的地方只有那么一丁点儿。但是，扩展论并不悲观，它认为如果让这些细碎的知识自发生长，一点一点地拼接，没准儿也会长出一个很繁盛的东西。
简单地讲，建构论就是我想建造一个天堂，而扩展论是我要等待一棵大树的生长。这是对人类知识的不同前景以及不同禀赋的两种认知。
保守主义者当然属于后者，他们觉得，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一点。比如说撒切尔的执政方略当中就遇到了一个天大的问题，当时就欧洲统一的局势，有一个方面她非常赞成，就是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她凭着英国小业主的经验，觉得搞共同市场是对的。但是一听别人说要搞欧元，撒切尔就赶紧摇头——这个不行。
她后来会下台也有这个原因，因为她坚定地反抗这样一个用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跟传统完全脱节的一个天堂般的图景。她有一次在下议院做讲演的时候说：“我的政府只相信英镑，因为英镑是人类历史一点一点靠经验、知识堆出来的一个东西，而欧元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东西。看上去不错，但我怎么知道到底好不好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主义者的态度。
埃德蒙伯克当年就是这样，他在美洲三书法国革命论里批判法国大革命，说这帮第三等级，拿着几本知识分子的书就天天要闹革命，你们有什么经验？你们的知识系统与这个国家怎么对接，你们自己搞清楚了吗？路易十六看着也不是很坏，你们杀他干什么？要想学宪政，先看看我们英国人怎么玩的，我们从来不搞什么宣言、宪法，到现在英国也没个宪法。我们英国所谓的法律都不是为了建造天堂而设立的，我们都是为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一代一代根据一件件最具体的事设计出来的。所以让我们英国人把现有的法律系统打翻，造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我们办不到。
人类历史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路径就此出现了。相信理性的力量的一派，觉得人类迟早有一天会把知识搞清楚，有了牛顿这样的底子，总有一天世界的真容会暴露在我们面前。
但是保守主义者不相信这一套，他们老觉得那个设计出来的东西不可靠。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教训，几次成功的改革的共同特征就是，没有一整套完善的理论设计。比如唐代的杨炎改革，明代的张居正改革，都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根据当时具体的情况，一点一点拱，搞出了一点成就，完成了一个盛世或者王朝的起死回生。
那些轰轰烈烈、有伟大理想的革命，反而结果都不太好。最著名的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王莽觉得，我们还搞什么理论设计，圣人周公当年玩的那个周礼不就够用了吗？后来经历史学家考证，周礼不过是战国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写的。但王莽不知道，他觉得既然是圣人写的，那还有错吗？就照着做，结果天下大乱。
王安石是不信什么圣人的，他只信自个儿——我聪明，你们都傻，我要来设计一套东西。我严重怀疑王安石是现代搞金融的基金经理“穿越”回去的，因为他那套东西太具有现代金融学的雏形了，实在太牛了。但是又如何呢？最后一推演下去，发现面目全非。
我简单给大家讲一下王安石变法最后是怎么变形的，因为这个会导出保守主义者关于知识论的一个认知。
王安石变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叫青苗法，什么意思呢？政府粮仓里放着银子，放着钱，放着也是放着，还不如去生点儿利，老百姓青黄不接的时候也需要借点儿钱。正好，我们搞一个互联网金融，把这笔钱贷给老百姓，等秋天长出粮食来，老百姓加点儿利息再还给我，这样官府也收到点儿钱，老百姓也得利，多好。王安石在家里打着草稿，越想越兴奋，最后开始在全国推行。
可是，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很好的理性的设计，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了无数次变形。先看第一次变形，那些地方上的官老爷一看，王相公要搞青苗法，我们的前程都攥在王相公的手里，当然要执行好了。假设你是一个宋代的县官，你会怎么把款贷下去呢？你怎么知道哪个老百姓需要贷款呢？很简单，摊派，把各个地方的乡长、保甲长全叫来进行摊派。因为缺乏需要贷款的农户的具体数据，所以好的法令产生了第一次变形。
第二次变形紧接着就出来了，那些保甲长拿着这个任务回到村里，平时看张三不顺眼，就对张三说，朝廷有令，让你们贷款。张三敢不贷吗？不需要也必须贷。这成了害人的一种手段。
第三次变形，有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觉得，这一进一出，就可以从中挖上一勺，利润就是他们的了，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
有些老百姓被迫贷了款，秋天的时候把自己的口粮都还进去了，导致没饭吃。怎么办？只好找当地的土豪劣绅、地主大户借高利贷，这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市场。这是第四次变形。
所以，王相公在东京汴梁自己家书房里设计出来的完美无比的大方案，在民间发生了几次变形后，就全完了，这次变法走向了它的反面。
这话当时有没有人说？当然有人说，富弼、司马光、苏轼、范纯仁这些有经验的大臣，早就跟皇上讲过，王安石这套搞不得，想得挺好，一下去就会完全变形。皇上不听，偏要相信理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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