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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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皇帝一看就明白了，紧接着12月又下了一份谕旨。这份谕旨虽不是罪己诏，但是口气简直就是罪己诏。大概意思是，当时大行皇帝升天，所以我的心情非常不好，干了这么一件错事。现在经过忠臣的提醒，我发现确实我年纪太轻了，不懂政事，所以我要收回成命。

　　　　这道诏旨的口气看着让人心酸，不是替道光皇帝心酸，这意味着几千年中国官场中，皇帝在和官吏就陋规、就贪污腐败问题的搏斗中，正式认输。这也确实是我在清代史料中看到的最后一次清查陋规。

　　　　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我讲了这么多中国古代的故事，而且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你肯定会问，罗胖你什么意思？是说贪污腐败就没法根治了吗？我还真不是这意思。

　　　　前面这些故事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针对中国古代科层制的官僚系统。要知道这个系统的本质，不仅仅是一个权力系统，同时也是一个信息系统，是二者同构的。

　　　　皇帝想要了解民情，得通过官僚系统；民情想要上达天听，也得通过官僚系统。而官僚系统内部形成了一个有规则、有价格的贪污腐败的市场网络，割断了上下政情，这个贪污腐败还怎么治理呢？

　　　　可是现代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有广播、电视、报纸，还有最先进的互联网，造就了更多的信息回路，让信息系统和原来的权力系统发生了剥离，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系统。所以，中国古代皇帝和臣子玩的那套心眼儿，在现代社会就玩不下去。

　　　　治理贪污腐败有很多种方法，道德治理当然不靠谱，严刑峻法也不靠谱。有人说，只有实行民主才有根治贪污腐败的可能，哪有这回事？你去看看印度，好像有民主，但是根据国际上的评估，贪污腐败也是非常厉害。

　　　　贪污腐败说到根源处就是一个生态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说到更根本的根源上，是一个信息问题。只要我们有了更开放的信息通路，只要我们能够把更多的事实放在新闻媒体面前供大家监督，只要官僚系统内部敢于做类似官员财产公示这样的事情，把内部的信息暴露在阳光之下，贪污腐败当然就可以根治。

　　　　那么多治理贪污腐败的理论，分析来分析去，看来只有一句话是靠谱的，那就是：阳光是最好的杀毒剂！

　　　　03权力与生意

　　　　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

　　　　十几年前的一天，一个朋友突然兴冲冲地告诉我一个内幕消息，说中国移动马上要推出一项新的互联网服务，这玩意儿可厉害了，叫飞信，它不仅可以替代腾讯qq的所有功能，而且有一项好处，就是可以免费发短信。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心里拔凉拔凉的，因为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在腾讯上班。我就赶紧给他们打电话，说兄弟们，赶紧撤吧，腾讯快玩不下去了，中国移动杀过来了。

　　　　正好当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当时通信业几个大佬的聚会，有专家、学者、老总，我当席就把自己这个担忧说出来了。结果我话音刚落，满桌人哄堂大笑。其中一个老师指着我说：“罗胖，你怎么能那么幼稚呢？移动怎么可能竞争得过腾讯？”我说：“为什么不能啊？移动有那么明显的优势。”他说：“当然不能，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它是国企。”

　　　　说实话，这番理由当时没有说服我，但是没办法，十几年来的现实说服了我，腾讯的qq现在活得好着呢，而飞信安在哉？

　　　　这就引出了中国舆论界30多年来一直在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国企到底搞不搞得好？常识认为，国企容易滋生贪污腐败，效率很低，所以应该撤出市场经济。但是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不要轻易地否定国企，要知道中国人的经济战场不仅仅是国内市场，还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必然需要那些大规模的企业。共和国60多年来好不容易搞出这些上规模的国企，你们这帮败家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它们否定掉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改，国企是可以改革的，国资委也不是吃干饭的嘛。这样的争论我们听了很多年。

　　　　最近我看了一套书，叫改革现场：晚清经济改革始末，它的作者李德林先生是一个老媒体人，他花了几年时间搜集资料才写出了这本大作。看完之后，我掩卷长叹，原来关于国企改革，我们连病根都诊断错了。

　　　　国企的百年发展史

　　　　我们先看一看100多年来的国企是什么样的。1840年之后，洋务派运动兴起，建立了中国近代的第一批国企，最著名的有两家，一家是福建的马尾船厂，另一家是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马尾船厂的主导人是左宗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主导人是李鸿章，但是他们背后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于1864年灭掉了太平天国，八年之后，也就是1872年，死掉了。也可以说，这一批国企有着八年的建设期。但是就在1872年，内阁学士宋晋给同治皇帝上了一份奏折，说马尾船厂不要搞了，左宗棠在骗您老人家。左宗棠当年说，给他300万两白银，他给朝廷造16艘战舰，对吧？可是现在五六年时间过去了，花了四五百万两白银，只造出来5艘船，而且都是破船，有那银子还不如直接找外洋人去买呢。

　　　　宋晋讲的确实是事实，这两家企业都太不争气了。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造出来的枪，连它的主办人李鸿章自己率领的淮军都不用，因为准头不够。更重要的是，江南制造总局造一艘船，且不说技术水准如何，它的费用居然是洋人的两倍！

　　　　为什么？因为太浪费，尤其是人员费用。比如说马尾船厂一个工头的月薪居然开到了30两银子，一个普通工人能开到12两银子。当时如果不在这种官办企业，一个工人的月薪大概也就3两银子。如果是农村的贫苦人家，1两银子足够过一个月了。当时皇后一个月的月利钱，也就是1000两银子。

　　　　他们为什么要花30两银子雇一个工人呢？很简单，有人托塞到这个企业的。这种情况，其实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国企里也到处都是，现在也有不少。

　　　　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马尾船厂的高管就已经达到了59个，每个高管都要配一堆杂役人员伺候。现在看到的记录是，有60多个杂役来伺候这些人。江南制造总局也是一样，仅高管、会办、经办人、主办人，就有80多个人。所以马尾船厂的账里，一个月有三分之一的花费是用于人员开支和伙食费，你说这个企业还怎么办下去？

　　　　问题出在哪儿呢？当然有技术水准不够的问题，有管理技术不到位的问题。当时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说自己就是外行领导内行。“督艺员者，匠首也”，就是工匠头子，管小工的；“督匠首者，绅员也”，就是那些士大夫；“督绅员者，臣也”，就是我。但是一层比一层不懂，工人比匠首懂，匠首比士大夫懂，士大夫比我懂，你说这个企业怎么办？

　　　　但是当时的人不认为问题出在管理制度上，都认为既然是贪污腐败，人浮于事，那一定是出在吏治上，就是人的品德上。还真不能这么说。比如马尾船厂的领导人沈葆桢，他当时是福建巡抚，在近代历史上可是一代名臣。他不仅是林则徐的女婿，跟林则徐的女儿一辈子感情都很好，而且他在经营台湾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福州办船政学堂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比如思想家严复，北洋舰队的将领刘步蟾、方伯谦。左宗棠当年就讲，做这件事，要么就不干，要干就一定得用沈葆桢。

　　　　这么一个能干而且操守又不错的人，又如何呢？翻开马尾船厂的员工名单会发现，他的两个妹夫、女婿、幕僚、家庭教师全部都在上面，担任总办、会办这些职务。按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不就叫裙带关系吗？这不就是贪污腐败吗？但是在当时的道德标准里，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我为官一方，有一些故人请托往我这儿塞一个人，我能不帮忙吗？像沈葆桢这样道德品质过关的官员，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一风气。

　　　　是军人出身的国企高管品德有问题吗？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张之洞。当时人开玩笑说，张之洞就是“张之皆洞”，他干的事只要展开来看，全是窟窿眼。他最大的一个窟窿眼，就是办汉阳铁厂。

　　　　有一次他跑去视察，翻看账簿，突然发现不对，怎么一个煤矿一个月就吃了1000斤盐？这个煤矿叫王三石煤矿，一共66个人，这66个人一天要吃掉33斤盐，要烧掉10箱灯油，这不是开玩笑吗？而且他发现，这个地方连老妈子、杂役都有助理，因为这个老妈子是熟人塞进来的正式职工，正式职工都不干活儿。现在我们有些国企里面，干活儿的也都是临时工，正式职工也是不干活儿的。

　　　　你说张之洞这个人，清流出身，而且一生不贪污，但是又如何？他管理的企业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汉阳铁厂只要高炉烧一天，就得赔2000两银子，不仅没有在创造财富，反而在毁灭财富。

　　　　可见，这不是个人人品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管理技术方面的问题。

　　　　民营企业家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

　　　　民营企业的情况会不会好得多呢？这个结论你还真别急着下。当时最著名的民企是阜康钱庄，老板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是我的安徽老乡。胡雪岩非常有钱，高阳先生曾经给他写过一套。但是这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关键，胡雪岩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他好像做了很多生意，什么中药材、丝绸、茶叶，这些都是徽商经常做的生意。但是真要翻开胡雪岩的底牌来看，他简直就是一条吸血的蚂蟥，吸谁的血？当然是吸国家的血。

　　　　胡雪岩的搭档是左宗棠，左宗棠是总督大人，在西征的时候，大军出发需要粮饷，国家民穷财尽，没有钱，怎么办？只有借洋债，所以就需要胡雪岩这样一个商人，居中做各种各样的商务安排。

　　　　你知道胡雪岩给左宗棠借的洋债的利息是多高？15。8％的年利率，实在高得离谱。汇丰银行给出的利率是8％，为什么最后变成了15。8％呢？胡雪岩蒙左宗棠，说别人借的都是烂银元，都是缺边缺角的，我们虽然利息高一点，但都是完完整整的好银元。

　　　　左宗棠可不管这些，他只要能打仗，有枪有炮有粮饷就行了。至于还钱，那是国家的事，国家用海关税收去抵押来还款什么的，他是不管的，无论多高利息他都肯借。一场大仗打下来，那是金山银海堆出来的战果，有一半的利息都落到了胡雪岩的口袋里，他就是这么发的财。

　　　　胡雪岩跟左宗棠之间还有一些趣事。有一次左宗棠听说有一种德国枪特别好，就跟胡雪岩讲，你去采购一杆来，正好我在兰州有一些机床，山寨一批，这样不就省下一大笔钱吗？

第58章　现代化的本质（6）（）　
胡雪岩说没问题，既然左大帅要，那我一定马上办。那个时候没有顺丰快递，也没有手机可以监测物流。左宗棠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就写信去问他。胡雪岩说已经寄出了，你怎么没收到呢？就沿途去查。其实他根本就没寄，为什么不寄呢？因为胡雪岩自己要挣这笔钱。他给西征军在上海采购一杆枪的价格是20两银子，可是到了去跟左宗棠报账的时候，就成了100两银子，这种生意怎么能放弃呢？现在你左大帅要自己制造，这钱我还怎么挣？

　　　　这就是胡雪岩真正的发家故事，所以你甭信什么红顶商人的商业传奇，胡雪岩财富的源头在这儿。

　　　　文人做生意会一样吗

　　　　当然你可能会说，商人没有节操还可以理解，文人做生意会不会好一点儿呢？也一样。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叫刘鹗，这个人大名鼎鼎，晚清四大谴责中的老残游记就是他写的。别看他表面上是一个典型的胸怀大志、心忧天下的士大夫，但是他对做生意特别感兴趣，捎带着也做点儿生意。

　　　　可是他几乎做什么生意都赔，他一生中做得最大的一笔生意，是修京汉铁路，当时叫卢汉铁路，就是北京的卢沟桥到汉口这一段铁路。这么大一件事他一个人办？对，他就是想一个人办了。

　　　　当时他带了5万两银子跑到北京，找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行贿。翁同龢既是军机大臣，又是户部尚书，属于实权派。翁同龢也没跟他客气，5万两银子照单全收，但是在日记里记了一小笔，说刘鹗这个人品德不好，怎么能行贿呢？这5万两银子他虽然已收下，但他在日记里这么一写，万一将来东窗事发，就能证明他没收，真是个老狐狸。

　　　　就这样，刘鹗在北京运作了一圈，然后跑到湖北武汉去骗湖广总督张之洞，说这个铁路的修建我全包了。张之洞说你凭什么全包了？刘鹗说，我有钱啊。然后掏出一张1000万两银子的银票。

　　　　张之洞一看这张银票是上海一家洋行给开的，就派人到上海去问。一打听才知道，这家洋行跟刘鹗之间有个交易——只要刘鹗拿到卢汉铁路的修筑权，就借给刘鹗1000万两银子。可见，刘鹗在做一个拼缝的生意，跟今天很多商人的嘴脸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这种故事不胜枚举，当时几乎所有的商人，从最早的胡雪岩一直到晚清的盛宣怀都在这么干。但是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他们是内阁时代的人杰，甚至是心忧天下的士大夫。这些人不能说都是道德败坏之人，如果有一种“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生意摆在你面前，你会不占这种便宜吗？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对国企的批判，都认为问题的根子出在所有制上。但是我们参照晚清这些事实来看，真是这样吗？跟所有制度完全没有关系。那么一笔冤大头的买卖，你有本事你就抢，你有本事你就偷，那谁会不偷呢？所以国企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

　　　　国企改革的核心问题：政商关系

　　　　在读完了改革现场这本书之后，我有一个感悟，也许国企改革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政商关系。

　　　　当一个市场的核心是由政治权力来构筑的时候，围绕着它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旋涡。不管是国企也好，民营企业也好，哪怕是个外企，只要进到这个旋涡里，经营水准和道德水准都会被推着败坏那么一点点。比方说世界著名的军火供应商克虏伯公司，不能说德国人没有经营水准，没有管理制度，没有契约精神吧！可是想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挣钱，照样得给回扣。它跟江南制造总局做生意的时候，就给了大笔银两的回扣。

　　　　我们总不免对政治权力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寄予一份期待，以为权力的正当使用会促使这种关系变得良性起来。曾经有一句话叫“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但是这个台可不那么好搭。这几年，我们经常会看到，政府给予很多要扶植的产业大量的补贴，但是古今中外的例子都告诉我们，政府给予补贴的产业，不仅没有扶持起来，反而带来大量的问题。

　　　　我就知道南方有一个城市，政府很有钱，要把这座城市打造成一个动漫之都，每家企业补贴500万。政策一出，傻子才不来呢，至少先把500万拿来花花，花完就撤了。

　　　　政府一看这样补贴不行，把补贴政策改为每生产一分钟的动画片就补贴2000块钱。这些企业一看，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嘛，就又回来了，只要把每分钟的制作成本控制在2000块钱之内，企业不就盈利了吗？所以短短几年时间，生产了大量粗制滥造、我们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