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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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知道当代哪个大物理学家？有人会回答，霍金。对，霍金是大物理学家，可是在整个物理学家族中，除了霍金所在的天体物理学，物理学还有很多大分支，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相对论、量子物理等，这些门类里面的宗师级人物是谁？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而霍金之所以有名，跟他特定的经历和形象是分不开的，所以霍金出名其实是一个传播学现象，他那本时间简史有无数中国人买了，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读懂呢？

　　　　这就奇怪了，为什么20世纪后半叶居然没有大科学家出现？是不是我们可以获得另外一个解释：大科学家发明属于他的科学成果，是人类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如果你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诺贝尔奖出问题了。

　　　　诺贝尔奖就是这种认知的产物——所有的科学发明都可以归到具体的科学家的名下，所以接下来就讲点诺贝尔奖的故事。

　　　　胰岛素：班廷和麦克劳德

　　　　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两个加拿大学者，一个叫班廷，一个叫麦克劳德。这两个人都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生理学系的教授。

　　　　为什么要颁给他俩呢？因为他们发现了胰岛素。在没有胰岛素之前，糖尿病病人只能在饥饿中受尽煎熬而死，而有了胰岛素，算是有了一个可以暂时缓解病情的特效药。

　　　　胰岛素是怎么被发现的呢？首先应该归功于班廷。班廷虽然是教授，但他只是个普通教授，他的系主任就是麦克劳德。

　　　　班廷刚开始提出，看能不能从动物的胰脏中提取出治疗糖尿病的特效药的时候，麦克劳德觉得这个想法挺奇葩的，不是特别支持，但是大家同事一场，天天磕头碰脑地要见到，也不好意思不满足他的要求。

　　　　而且，班廷提出来的条件非常简单，一共四条：给我买10条狗的经费，给我一间实验室，给我配一个助手，给我8个星期的时间。麦克劳德大笔一挥，就满足了他的条件。

　　　　这10条狗是干吗用的呢？首先分成两组，一组五条，让其中一组的狗得上糖尿病，然后从另一组狗的胰脏里面提取出来一种东西（就是后来的胰岛素），然后给第一组的狗服下去，看其糖尿病的症状是不是得到了缓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实验，他带着一个21岁的助手，就开始干了。

　　　　很快，8个星期过去了，实验好像没有什么进展。21岁的小助手就跟班廷说：“你也没法支付我的薪水了，因为系主任不会再给你批经费了。这么着吧，万一这个实验有成果呢，你就把薪水还给我。如果没有也就算了，我认倒霉。”俩人就接着干。

　　　　没狗了怎么办？跑到屠宰场去找牛的胰腺，接着提取。一来二去，这个事居然靠谱了，发现有一条狗的糖尿病居然好了。那是不是对人也有用呢？于是，这俩人又开始拿自己做实验，然后又找一些得了糖尿病的同事做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麦克劳德根本没拿这个实验当个事，甚至跑到欧洲去搞学术活动去了。等这边突然报来消息，说胰腺提取物可能有效，麦克劳德才精神起来，开始管这个事，然后掺和了一下。比如，更进一步提纯，把这种胰岛素的生产工业化等，然后把这个成果报到诺贝尔奖委员会，最后批下来了。

　　　　于是，1923年诺贝尔奖的殊荣就落到了两个人的头上——班廷和他的系主任——什么活也没有干的麦克劳德。

　　　　后来，这两个人都觉得特别不好意思。于是，班廷把他的一半奖金分给了那个21岁的小助手。麦克劳德也觉得太轻松了，把自己的一半奖金也分给了自己的助手。这就是19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故事。

　　　　宇称不守恒定律：杨振宁和李政道

　　　　我们再举一个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例子，华人最早得到诺贝尔奖的是两个物理学精英，一个叫杨振宁，一个叫李政道，都是大科学家。这两个人现在都是90岁上下，一个住在清华大学，一个住在北京大学，算是邻居。

　　　　这两个人，一个出生在安徽合肥，一个出生在上海，远赴美国留学的时候，又在同一个系，毕业后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还是邻居，关系能不好吗？

第19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5）（）　
当时，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是奥本海默。这个人在当时美国学术界的地位可不得了，他是主持“曼哈顿计划”的人，也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当时岁数也不小了，看着这两个小年轻打心底里高兴。他讲过一句话：“在普林斯顿大学，看见这两个中国年轻人坐在草地上探讨学术问题，简直就是学校的一道景观。”

　　　　这两个人的学术水平确实非常高，年纪轻轻就开始合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可是发表论文的时候，问题就来了，谁的署名应该排在前面呢？按照英文世界的惯例，应该按照姓名首字母在字母表里面的排列，谁在前就在前。李政道是l，杨振宁是y，所以应该是李政道在前。

　　　　但是，杨振宁觉得，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规矩，应该谁年纪大谁在前，杨振宁出生于1922年，而李政道出生于1926年，相差4岁。发表第一篇论文的时候，杨振宁就提出来这个观点，李政道忍了，就这么发表了。

　　　　但是，排第一和排第二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别人祝贺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的。所以，发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李政道就说：“要不咱们换过来吧，按照国际惯例，我应该排在前头。”这次，杨振宁忍了，所以又颠倒了一下。

　　　　但是，这两个人从此就留下心结了，有好多年都不再合作，但是天天还能遇到，还要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渐渐地又开始合作了。时间一长，渐渐地就出现大成果了，就是他俩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宇称不守恒定律。

　　　　这个成果得了诺贝尔奖，两个人到底要怎么署名呢？还是那个老问题：按照英文世界的惯例，李政道应该在前；按照中国人的惯例，杨振宁应该在前。但是，到瑞典去领奖的时候，总得有一个先后次序。

　　　　据说，杨振宁当时说：“我把我老婆带来了，我老婆应该走在第一个，因为是瑞典国王陪着进场；而我岁数比你大，我应该站第二个，是瑞典的皇后陪着进场；你就屈居第三吧。”李政道当时心里也不舒服，但在现场还是忍下来了。

　　　　后来，诺贝尔奖颁完之后，美国杂志纽约客来采访他俩，要写一篇稿子。这个时候，杨振宁再一次提出来，所有的排名都应该在李政道之前。李政道可就没法忍了，两个人的矛盾开始大爆发，大吵了一架。后来，李政道彻底离开了普林斯顿大学。

　　　　两个人的关系从此再也无法复合了。据说，那个非常珍惜这两个年轻人的奥本海默教授就对李政道说：“你要是这么处理问题，你这辈子就不应该再搞物理学。”然后，对杨振宁说：“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这话见于李政道传，作者是季羡林先生的公子，也是一个物理学家，所以我相信他不是胡扯。

　　　　这一件旧事提出来，并不是想说杨振宁、李政道到底谁是谁非，他们俩闹掰了到底怪谁，只想说明一件事：即使我们穿越回20世纪50年代，站在普林斯顿大学，全程旁观这两个人讨论问题的现场，可能都没有办法判断，这两个人谁对宇称不守恒定律的贡献比较大。

　　　　功劳到底应该属于谁？

　　　　当代最著名的科学史研究者莫顿说：“诺贝尔奖把每一个科学成果归因到一个人，这是诺贝尔奖的一个结构性的缺陷。”

　　　　我们貌似是把诺贝尔奖黑了一下，但是请注意，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可不是孤例，越往后，诺贝尔奖中这种争议就越多。比如，2015年，中国的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就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有人说她是贪功，将功劳占为己有，霸占了她的合作伙伴的功劳。

　　　　这个现象说明，把一个人的功劳从整个协作网络中切割出来，几乎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难道诺贝尔奖设错了吗？没有错，它是人类创新、创造活动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就是要把功劳归于个别人。此前没有这个现象，此后也会越来越难。就像烧一锅开水，这锅水被放到火炉上之后，刚开始仅仅是平均升温，我们看不到什么气泡现象，但是在一个特定阶段，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灿若星辰的小气泡开始冒出来。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气泡就连成了一片，再也分不清楚泡和泡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了。

　　　　在人类科学时代到来之前，我们真的搞得清楚哪个创造发明属于谁吗？强烈建议大家看一看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它驳斥了我们很多认知。

　　　　科学时代来临的时候，某些杰出的创造者用自己夺目的才华，从那个普遍不创新的社会中脱颖而出，成为星空中灿烂的星辰，所以我们都认得他们。但是越到后来，这种创新活动就越来越连成了一片，再也分不清楚谁跟谁了。

　　　　比如，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分明知道电报是谁发明的、电话是谁发明的，但是电视是谁发明的，你说得出来吗？真要去查书的话，会找到一个人名，贝尔德。但这是后人追认的结果，在贝尔德发明电视之前，电视的很多相关技术，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在为它做准备。

　　　　继贝尔德第一次用电视播出图像之后，还有很多人在继续丰满它。发明电视的年份是1926年，但真正能够播出电视是1928年的事情，甚至还有人与贝尔德同步发明了电视。

　　　　所以，如果不是我们这个认知框架一定要为一个东西找出一个发明者，贝尔德也会在茫茫人海中沉下去，再也没有人把发明电视的桂冠戴在他头上。

　　　　说一个更近的例子，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手机有发明人？它实际上是人类创新、创造网络在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中的产物。现在，抬眼四望我们身边的东西，比如，洗衣机是谁发明的？空调是谁发明的？冰箱是谁发明的？再也找不到一个光辉灿烂的名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放弃了这个努力，不再把一项创造归功于某个人。当然，要想全人类把这个认知都改变过来挺困难的，而且需要一点时间。

　　　　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和创造？

　　　　1978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把物理学奖颁给了两个工程师，因为他们发现了宇宙大爆炸的微波背景辐射。这个词听起来很高大上，简单说就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们提出来一个假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宇宙大爆炸假说。

　　　　整个宇宙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猜是一个点，起名为“起点”，然后发生了大爆炸，变成了一个温度极高的大火球。火球在慢慢冷却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星际物质开始远离它的爆炸中心。

　　　　如果这个假说成立的话，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宇宙，仍然处于持续的爆炸中。

　　　　这就需要找到一个证据，证明现在宇宙空间的温度不是绝对零度，因为既然是在冷却的过程中，多少就会残余一点温度。这个温度如果找不到的话，宇宙大爆炸学说就不成立。

　　　　但是，天体物理学家死活就是找不到。最后，谁找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两个工程师歪打正着找到了。这两个人在接收一个卫星信号的时候，发现有一个信号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好像就是宇宙中一个恒定的信号。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俩也搞不清楚，但是既然发现了，就写了一篇论文发表了。

　　　　远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们看到这个论文后，发现这不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证据吗？于是，把它作为一个成果呈报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1978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就把这个奖颁给了这两个工程师。

　　　　整个事件好像挺无厘头的，因为发现这个微波背景辐射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现了什么。而普林斯顿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们好像发现了这个重要的发现，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找到，最后他们找到了一个别人的发现，所以功劳好像也不应该属于他们。

　　　　这个例子最贴切地说明了什么是现代社会的创新和创造。我们谈互联网的时候经常提到一个词——涌现，就是指很多宏观现象其实和构成它的微观个体之间没有什么关系。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水，水分子里面是不包括波浪这个现象的，只有把一大堆水分子搁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涌现出一个叫波浪的宏观现象。

　　　　创造和创新活动也一样。每一个科学家和工程师面对的都是他眼前那个最具体的问题。即使解决得很漂亮，也谈不上有多伟大。只有放眼于整个人类的创造之网，独具慧眼地发现很多小创新之间的关系，然后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才是伟大的创新。什么是重要的革新和创造？它是一堆小革新、小创造的中间关系。

　　　　越到现代社会，构建这种中间关系的人就越伟大，但是很可惜，他们一般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创造这本书的作者阿什顿，号称“物流网之父”。社会认不认咱们不管，但是他确实做出了一个对现在的物流网络，甚至是物联网络有重大贡献的小发明。

　　　　他年轻的时候在一家超市当售货员，他发现这个超市对货品的管理只有三个状态，就是进货、销货和存货。对于一个传统的超市来说这就够了，但是有一次宝洁公司的一款口红特别好卖，刚刚放到货架上很快就会断货了，大家就搞不清楚这批货到底是在货架上还是在仓库里。

　　　　阿什顿就提出来，给所有货品加一个纬度参数，这样就能找到它到底在哪儿了。就是在货品上安装了当时非常便宜的芯片，来标定这个货品的位置。要知道，超市原来对物体的管理是没有位置这个参数的，就是因为阿什顿这个小发明，现在整个物流网络全部被激活了。

　　　　我们现在在网上买了一件物品，可以通过手机清楚地追踪到它的物流流程，过程清清楚楚，这就是现代物流。现代物流和此前的物流有什么区别？就是每个货多了一个位置的参数而已。这是一个连接型的创新，阿什顿就做了这么一个小贡献，但是我们能说它的意义不大吗？

　　　　从可口可乐看现代创新的两个维度

　　　　我们现在再来看人类的创新图景，会发现它呈现为两个面向。第一是在时间维度上，它是在一棵创新之树上慢慢长出来，最后结成的果子。第二个是空间维度。而在空间维度上变成了一张创新之网，它是各种节点连接到一起后涌现出来的总体现象。

　　　　为了说明这两个维度，再举一个大家天天都见得到的例子——可口可乐。可口可乐每天在全球要销售7000万罐左右，可以说20世纪工业化最好的一个成果就是可口可乐，它就是时间之树上长出来的东西。

　　　　可口可乐不就是糖水吗？动物都需要喝水，所以我们的老祖宗在没有任何文明的时候，只好贴近河流居住。后来，出现了一点文明的时候，我们发明了储藏水的工具，比如兽皮、葫芦、陶器，这个时候就可以远离水源生活了。

　　　　这只是第一步，打井大概是一万年前出现的事情。再后来，很多人发现往水里面放一点花花草草或者水果，有草木茶的感觉。可乐的祖宗不就是草木茶吗？各民族、各地都有，没有什么稀奇的。

　　　　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有一个药剂师在配药的时候配错了，把一种治疗头疼的糖浆和一种苏打水混到了一起，就搞出来这么一个东西，还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