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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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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甚至把他老婆的手放进去也拍了拍,看见了骨头。后来,就凭这张照片和这个发现,伦琴得到了第一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直到他得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射线到底是什么,所以给它取了一个名字——x射线。这难道不是重大的科学发现吗?
坚持做,持续地做,系统地做,用死磕的匠心精神去做,这本身恰恰就是创新。
2015年年底,我想干一件事情,就是搞一次跨年演讲。我跟很多朋友说:“这次跨年演讲只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能坚持。我至少要做它20年,从每年12月31日晚上8点半开讲,一直讲到第二年第一天的凌晨一点半,四个小时。也许我讲的东西并不精彩,但是重要的是我会一直坚持这样做,而且市场上没有类似的产品。”我这番话说完之后,所有朋友都觉得,这件事肯定能干成。
我自己也预期,也许第一年卖票都很困难,但是做到第三年,卖票的问题就会解决。做到第五年、第八年,没准儿电视转播权都会值一点钱。如果我真的坚持了20年,它一定会成为中国市场上的一个地标,甚至是一个奇迹。
2015年,我也许只是一个傻呵呵的坚持者。如果我真做了20年,做到了2035年,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创新者。
关于创新,有一个朋友给我打了一个比方。人类就是一窝老鼠,往一个迷宫里一散,每一只老鼠都在夺路狂奔。有三种老鼠,第一种老鼠糊里糊涂的,别人往哪儿走,自己就往哪儿走,这种老鼠跟创新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还有两种老鼠。有一种特别聪明,他们知道怎么能走出迷宫,也总能走对。这种老鼠太少,人类中只有牛顿、爱因斯坦这种级别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才能做得到。
还有一种老鼠,就是笨老鼠,甚至是缺心眼的老鼠。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肯定能出去,怎么就变成了一个死胡同呢?于是,他们拼命地拿头撞,没准儿哪一天就真的能撞出来一条道路。
什么是创新?创新既会眷顾那些聪明的老鼠,也会眷顾我们这些笨老鼠。
02创新:是树,也是网
智商越高,社会竞争力就越强?
为什么我对创新和创造这个话题这么感兴趣?就是因为它太神秘。我们一般都认为,创新和创造出于人的大脑活动。大脑很轻,只有1。5千克,而且每个人都有。但是,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看脑科学搞得热热闹闹,其实到现在进展还是有限。
前不久,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一篇文章,叫人类的脑科学还缺乏一个牛顿。什么意思?在牛顿之前,人类的物理世界也是一团糟,直到出现了牛顿,他在黑板上写写画画,写下那么几个公式、几条定理,于是万物归位,复杂的物理世界就变成了简单的几个原理。
人类的脑科学也是一样的。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车载斗量,但是连一些基本的东西还是没搞清楚。比如,人类的大脑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神经元?有人说120亿个,有人说800亿个,还有人说1000亿个。连这样的东西我们都没搞清楚,更何况那些比较高级的大脑神经活动呢?比如,知觉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情感是怎么来的?我们的梦境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就更搞不清楚了。创新、创造这种人类大脑最简单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机理?我们依然一片混沌。
但是,人类的科学有一个特点,就是搞不清楚它的内在机理没关系,还有一种研究方法,叫“灰箱研究法”。就是根据输入和输出总结出一种规律。
从19世纪开始,人类有无数科学精英都在搞这套东西。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这个现象:有的同学就是学什么会什么,就是有创造力,有的同学看起来却是笨笨的。能不能通过我们已经掌握的进化论的原理,把这种优生优育、智商高的人的基因往下传?
所以,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都流行一门学问——优生学。而优生学的底层逻辑其实有那么一点点残忍。现在,我们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了,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那些笨家伙原来应该被饿死的,可是现在饿不死了,侥幸地逃脱了进化论残酷的“自然选择剪刀”。怎么办呢?你本人可以继续活,但是你别生孩子了,把生孩子的权利交给那些聪明人、那些优秀人种吧。这样数代之后,我们人类的整体素质不就提高了吗?这就叫优生学,或者叫“积极的优生学”。
这套原理在我们今天看来简直惨无人道,就是搞种族歧视,但是20世纪上半叶,德国纳粹的理论不就是这个吗?德国人的雅利安人种、北欧人种是最优秀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这些地中海人种差得好远,再往东边的斯拉夫人就是垃圾,更不要说什么中国人了,这些人种都不行,最好都淘汰掉。
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搞优生学的科学家是相信纳粹主义的,他们是本着一种非常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做优生学的事的。只不过,今天在政治上已经不正确了,他们那时候觉得是带着全人类的正义感在研究这门学问。
其中一个人叫刘易斯特曼,这个人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纳粹,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一生做的事都带有强烈的商业味道——智商测试。如果我们把人的大脑看成一个灰箱,要搞出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进行测试,这不就可以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了吗?
第18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4)()
比如,75分以下,干点粗活就行了;75~85分的人,可以搞技术工种,比如理发师;85分以上的人应该去搞创造性活动。如果你想出人头地,成为社会精英,你的智商一定得是115分、120分以上。特曼一辈子就想搞出这么一个计划,不仅是一个科学研究,也是一个商业项目:每一个人生下来之后,长到一定岁数,就到他那儿测一下,拿一个分数,然后参加社会分工。
如果这套方法靠谱,那还了得?整个人类社会的协作成本将会大幅度降低。我们今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甄别人,如果智商测试靠谱,那就再也不用进行高考了,大学直接按这个分数录取。大公司招聘也就简单了。
当然,特曼本人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家。在那么早的时代,他就做了可以说是当时人类最漫长的一个社会实验。这个实验从1921年开始一直做到他去世的1956年,前后长达35年。
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他先跑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选了16000个儿童做智商测试,其中1500个儿童的智商在151分以上。他帮这帮儿童建立了档案,然后长期跟踪。这些儿童甭管是上学还是入职、是跳槽还是升职,或者发表一篇论文,全部都跟踪记录,一直跟踪到1956年。此时,这些人有的岁数已经挺大了。
他得出三个结果。第一,这帮人的平均创造力并没有优于平常人。第二,这帮人的智力虽然都很高,但是有的人还是混成了我们今天说的loser(失败者)。他们做着普通的工作,甚至还有住精神病院的,这怎么解释?
更要命的一点是,他淘汰的那些儿童当中,反而诞生了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更有趣的是,也许特曼在长期跟踪的过程中跟这帮小孩建立了感情,或者他也希望这些人做出更好的成就,所以在漫长的35年中,他经常跳出来帮助这些人,帮他们上个好学校或者找一个更好的工作等。
即使这样干涉,实验结果仍然是令人失望。特曼临死的时候留下这么一句话,应该被我们认真地汲取——“看来智商和社会成就没有什么关系”。这好像跟我们普通人的直觉是相悖的,一个人智商高,将来的社会竞争力就应该更强。
优生学真的成立吗?
优生优育是不是可能的?当然是可能的。我们通过现代的生物技术来筛选狗,我们希望它跑得快,就真的能造出那种跑得快的狗;我们希望它长得漂亮,它真的就能长得漂亮,每年国际上还搞各种各样的赛狗大赛。
中国人培养金鱼不也是如此吗?我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它就能变成什么样。为什么这个原理在人类身上就不适用了呢?因为对动物做这件事情,我们要的是一个单一的标准,可是人类能用单一的标准来筛选吗?
比如,我们现在筛选赛马,确实可以把马变得越来越敏捷,可是赛马脾气不好是出了名的。再比如母鸡,我们人类用单目标来筛选它,就是要它多生蛋、生育能力强就可以了。但问题是,这种母鸡也经常歇斯底里、脾气不好、攻击性比较强。
如果全人类因为这套优生学的方法变得智力奇高,但是脾气都不好,都不愿意跟他人协作,人类的创新、创造还真的存在吗?
而且,即使基因学说已经发达至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基因工具不是一把手术刀,而是一根大木棒。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以基因为工具改变人的某些性状的时候,做不到手术刀那么精准,想切哪儿就切哪儿。它其实像一根大棒,一棒子扫下去,连带着一大片因素。
这个很好理解,基因是我们内在的一个特质,它表达出来的性状也许是非常多的。而我们现在局限于我们的科学,只能看到其中的一两种,对于其他危险,我们其实是不知道的。比如,有一种遗传病叫台…萨氏综合征。得了这种病的小孩两三岁的时候智力就停止发育,然后很快就会死掉。
很多遗传病学科的学者觉得这个病太奇怪了,它不符合进化论的原理。在人类多少亿年的进化过程中,带有这种疾病基因的人应该早就被淘汰掉了,怎么还能留到现代社会呢?后来研究发现,原来引发台…萨氏综合征的基因不见得一定会发病,所以就有人会幸存下来。另外,带有这种基因的人,抗肺结核杆菌的能力非常强。
什么叫进化?进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是多害相权取其轻。当肺结核多发的时候,带有这种基因的人能够抵抗,再担一点台…萨氏综合征的风险,是划算的,所以这种病一直流传到了今天。
这说明基因不是一个超市,我们进去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当我们想要一个好处的时候,也不得不接受它附带的那些坏处,而且这些坏处我们未必明确知道。当我们消除掉一个坏处的时候,没准儿一棒子也扫死了那些好处。所以,从尊重人类这个物种的多样性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积极的优生学本身就不成立。
智商测试靠谱吗?
第二个话题,就是智商。智商难道真的可以通过测试测出来吗?直到今天,还在流行智商测试。很多学者是这样反对的:“智商测试没准儿就适合那些愿意或者善于智商测试的人。”
讲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美国有一个著名的律师叫博伊斯。别看博伊斯是个大律师,但他从小就得了严重的阅读障碍症。翻开任何一本书,他连一个单词都拼不出来,要想连篇地读一篇文字,难比登天。这样的人如果到了智商测试的考场上,肯定是零分,连卷子都看不懂,对吧?
但是,他怎么成了大律师呢?一个律师在上学的时候,得阅读多少法律文献,办案子的时候,至少得看卷宗吧?这样的人居然当了大律师,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会阅读。
第一,不会阅读的人,注意力一定非常集中。博伊斯没法阅读,所以做任何事的时候,注意力都极其集中。
第二,他特别善于倾听,对语言特别敏感。
第三,他的记忆力特别好,跟他说什么他都记得住,只有看书记不住。
第四,他在法庭上和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细小动作的感受力非常强。
第五,他能把任何复杂的事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是天生的能力。
所以,我们不要看有那么多智商测试的体系,智商这种东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神秘的事物:居然有人不会阅读,也能够成为大律师,拥有这么高的成就。
给大家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要说明人类各个层次的活动:底层的基因这个层次,比较表浅的智商这个层次,还有万人瞩目的创新、创造。这些其实都不是一个点状的现象,而是一个网状的现象。我们想判断任何点的价值,都要把它还原到它当时所处的网络中,才能判断得出来。
当一个人拥有一个基因的时候,如果不还原到他的生活环境中,我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个基因到底是好是坏。一个人的智力特征,如果不和他的工作、生活等整个社会网络连同起来看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笨还是聪明。回到创新、创造这个层次也是一样,不存在什么单点的创造活动,只存在一个属于全人类的创新、创造之网。
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
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就叫创造,它的作者叫阿什顿。在这本书里,他第一次创新地提出来什么叫作创新、创造的机制,无非两点。
第一点,每个人面对自己那个具体的问题,然后解决掉它。这个问题也许很不起眼,但是这不重要,关键是第二点,就是全人类形成一个全新创造的线,然后再把它连接成一个网,一个巨大的创造没准儿就出现了。
中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周其仁。他写了一本书,叫收入是一连串事件,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借用周教授的书名,什么是创造?创造就是一连串的事件,它是一个网,绝不是一个点。
如果你觉得前面讲的这套原理有说服力的话,再回到我们的日常认知,很多东西就要出问题了,也许就站不住脚了。
比如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教室里挂满了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头像,从伽利略、牛顿到爱因斯坦;上中学的时候更多,甚至还有一些中国人,张衡、祖冲之等。
为什么要挂这些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告诉小孩好好学,将来成名、成家;第二层意思其实是暗示,这些人构建了我们这一代人关于创新、创造的认知框架。也就是说,每一个创新、创造都“冤有头,债有主”,可以归到一个一个具体的发明家和创造家的名下。
可是,这张名单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变过。我们到中国任何一所小学,挂的还是这张名单上的人。此前的人和此后的人去哪儿了?弓箭是谁发明的?轮子是谁发明的?大量的农业技术到底是谁发明的?渔网是谁发明的?
你可能会说,在漫长的历史烟尘中疏于记载,所以没有留下这些发明家的名字。文明是副产品这本书中,郑也夫先生讲得很明白,发明是一个偶然性的现象,是歪打正着的现象,很多我们知道发明者名字的发明未必是那么回事。
比如,造纸是怎么发明的?众所周知,造纸术是中国的蔡伦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之后就知道,在蔡伦造纸之前,中国早就有纸了。再比如,活字印刷术是毕昇发明的,你看完这本书就知道,也不是那么回事。
此前的事我们就不说了,此后呢?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科技繁荣昌盛,科学家一定是层出不穷,再加上我们的传播手段更加发达,为什么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挂到我们小学的墙上呢?科学不是更繁荣了吗?为什么反而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们可以扪心自问,自己知道当代哪个大物理学家?有人会回答,霍金。对,霍金是大物理学家,可是在整个物理学家族中,除了霍金所在的天体物理学,物理学还有很多大分支,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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