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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辑思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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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我们得从政治格局上看。
19世纪初期，拿破仑失败之后，奥匈帝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政治家，叫梅特涅。他通过外交手段，拼凑出了一个叫“神圣同盟”的机构，控制住了拿破仑时代之后的欧洲秩序。当时，有人送了这个机构一个外号，叫“布娃娃帝国主义”。就是看着很强大，其实是个布娃娃，在力量上不太行。但在那个阶段，奥匈帝国就是欧洲的核心，维也纳自然也就是隐隐然的欧洲首都，文化极其发达。
当时，维也纳有一家维也纳总医院。这家医院不是普通的收治病人的医院，而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这样的医院肯定是医疗效果最好、安全性最有保障的，因为医疗设备最齐全，医护人员水平最高。
当年的维也纳总医院，其他的病房都很正常，唯独产科病房的死亡率奇高，达到了10％。当年的欧洲妇女和中国妇女一样，都知道生孩子是鬼门关，但是10个人进去，就有1个不能活着出来，这也太吓人了。维也纳妇女宁愿去一些小诊所生孩子，也不去这家大医院。
而这家医院里面最倒霉的大夫叫塞麦尔维斯，因为他负责的产科病房，产妇的死亡率在这家医院里又是最高的。“塞大夫”觉得冤枉，因为其他产科病房都是助产士看管的，唯独他的病房是他自己看管的，如此尽心，死亡率却是最高。他百思不得其解，一心想把这个原因查出来。是不是通风设备不正常？是不是我们的接生流程出问题了？最后，他把一切流程都标准化了，甚至连接生孩子的动作都跟其他医生保持一致，但是死亡率依然没有降下来。
一个母亲刚刚生完孩子，高烧不退，呕吐、恶心，过了几天就死了，这是家庭的伦常惨剧。我们今天都知道，这就是典型的产褥热，是产后致病菌侵入女性生殖器官而引起的疾病，但是当时的人不知道。
我们人类知道微生物的存在是17世纪的事情——列文虎克制造了一台显微镜，发现在放大透镜下能看到这些小生物。但是，这些小生物和人体疾病之间的关系，一直到19世纪中期，我们其实还是不清楚的。
塞麦尔维斯死活都找不到原因。有一次，他出门四个月，到其他医院去考察、学习。他不在医院的这四个月里，病房产妇的死亡率居然下降了！说白了，原因就在他自己身上。
他琢磨来琢磨去，发现有可能是自己这双手惹的祸。我们前面讲到，维也纳总医院不是普通的医院，是一家研究型的医院，很多大夫都是学者，而当时的医学学者往往都要解剖尸体。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在他解剖尸体的过程中把什么东西带进了病房，带到了产妇身上，导致了这种疾病？
然后，他要求自己病房的所有助产士在接生之前都要洗手，而且是用那种绿溶液进行洗手。说白了就是消毒，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这一招果然奏效了，他病房里的产妇死亡率立即从10％下降到了1％。他觉得找到病根了，虽然他未必知道那是什么微生物，但知道洗手这一招管用。于是，他就从1847年开始在维也纳医学界宣传这件事情。1850年，在维也纳医师公会的一场演讲当中，他把产科病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谜底揭开了，说其他医生：“你们如果不洗手，就是罪人。你们以为那些产妇是怎么死的？就是我们这些医生亲手把她们葬送的！”
医学界顿时哗然，谁都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医生是什么人？我们悬壶济世，我们治病救人，你现在把这个责任归到我们身上？所以，大家就把他轰下了台。光下台还不行，维也纳总医院也容不得他，把他解雇了。
塞麦尔维斯的情商特别低，想说服别人，完全可以用一个别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可他偏不，动不动就给别的医生写信，说人家不洗手就是屠夫，就是这场大屠杀的同谋者，等等。
当然，他后来又找了一份工作，在匈牙利的一家医院。在那家医院，他天天站在洗手池旁边看着别人洗手。他又不是院长，凭什么制定这个规定呢？所以，他的同事们心里越腻烦，就越加不洗手。
推广洗手这件事情，塞麦尔维斯持续了十几年都未见功效。但是，到现在为止，医学界仍然公认他为流行病学的鼻祖，因为这件事情是由他发现的。
医学界正式意识到洗手的重要性，要到20年之后，主要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现在我们还经常看到他的名字，就是巴斯德——鲜牛奶杀菌用的巴氏杀菌法就是他发明的。这个人是医学界的奇才，微生物和致病之间的关系就是他发现的。
还有一个功劳很大的人，是英国医生李斯特。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很高，因为他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外科大夫，他说的话大家自然就听得进去。1867年，李斯特发表了一篇论文，正式地、严谨地阐述了洗手消毒和病人致病菌感染之间的关系。这才算在医学界形成了一个共识：外科大夫做手术、照顾病人前后，一定要洗手消毒。
我们不妨算算看，距离1847年塞麦尔维斯提出这个问题到此时，整整20年才形成这么一点共识。你以为故事就此结束了吗？没有，直到今天，在医院里洗手消毒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医院是社会的一部分。在那么小的建筑物里面，有医生、病人、护士那么复杂的互动关系，要把洗手这一件小事坚持到底，其实是很难的。
现在，好医院的外科手术室里面，杀菌消毒一定是非常严格的。从病人用的被单，到医生的帽子、口罩、手术服，包括双手、手术器械，都是要严格消毒的。但是，出了手术室进入病房，甚至医院的大厅里，都是病菌非常集中的场所，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严格规程去洗手，太难了。
病菌往往存在于我们手部皮肤的深层，用普通的肥皂根本就洗不掉。如果你经常去医院，会发现有所谓的“七步洗手法”，大概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把手表、戒指全摘掉，然后用杀菌肥皂在手上涂满泡沫，一定要涂到手臂上三分之一的位置；15～30秒后，用水龙头冲洗30秒；然后用无菌毛巾擦干，再用毛巾把水龙头拧上。这么复杂的流程一般人哪有这个耐心？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一般都是能省几步就省几步。
有人算过，如果一个医生或者护士严格按照这个流程洗手的话，那他一天几乎什么也不用干了，洗手就会占用他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而且，人们的皮肤也受不了，会得皮炎，反而会滋生细菌。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执行下去的流程。所以，直到20世纪，大医院里面病人的细菌感染率一直都降不下来。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医生的修炼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例子：美国匹兹堡的一家医院，居然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大幅度降低了病人对细菌的感染率，有的细菌品种感染率甚至为零。这太神奇了，怎么做到的呢？
这跟医疗设备的升级、重大的理论突破没有任何关系，就是通过日常细碎的管理做到的。新上任的院长说：“我们要把医院的感染率降低作为首要目标。”大家就头脑风暴，医生、护士、病人凑在一起就得出了很多方案。这些方案每一条都平淡无奇，谈不上什么重大的创新，但是如果一条一条做到了，它就管用。
比如，那个高浓度的酒精凝胶的挤液器，有人说数量不够，没关系，买；有人说摆放的位置不合理，没关系，调整；有的护士看见医生不洗手，平时不大好意思提醒，现在咱们就发扬医风、医德，提醒一下；还有的护士从来不忘记洗手，这样的人一定要立为典范，给大家传经送宝。再比如，把各个科室、各个场所洗手的状况，作为考核指标纳入医院的总体管理的标准等。
我们在中国的工厂、公司到处可以看到的办法，居然让这家医院登上了人类医学史的顶峰，居然把医院的感染率降低到近乎零的程度。这不是创新，什么是创新呢？
且慢，我们一般都以为，创新都是重大突破，但是在洗手和医学这件事上，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在重大的原理搞清楚之后，我们仍然要花将近150年的时间，把这个创新落实到地，最后它才能变成一样人们可以享受其福祉的创造和创新。有的时候，创新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时候，创新就是这么难。
第16章 创新，升级认知的工具（2）（）
产钳：创新不等同于高科技
我是想用洗手这个例子来说明，人类医学的很多重大进步和创新，和什么科研大突破、智力大爆发没有什么关系。一旦追溯到源头，往往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发现。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做到极致，最后拯救的人命也不少，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医学创新。
再举一个例子，产科可能是人类医学中最古老的一个部门了。为什么产科这么重要呢？因为人类自从直立行走之后，生小孩就变成所有物种中最困难的一个。
生孩子的时候，母亲的产道要打开到一个婴儿的头部可以通过的程度，大概是10厘米。仅仅是生产过程痛苦也就罢了，最后母子平安也是一桩喜事。可是，在过去医疗技术还不发达的时候，妇女生孩子往往是过鬼门关，因为还有难产。难产往往是婴儿太大，头部出不来，或者是胎位不正。
正常的胎位是婴儿的头部先出来，然后是颈部，接着是肩部。但是，很多时候是屁股在下面，叫臀位。臀位又分很多种，甚至还有一种古怪的体位，叫膝位，就是婴儿要跪着出来。这怎么生得出来？
我们在很多狗血电视剧里面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节，接生婆问家里的人：“现在难产了，你们是要保大人还是保孩子？”听着好像是一道选择题，但是往深一想，这是多残酷的事情啊！
欧洲的产科医生发明了一种碎颅钳。在选择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时候，一般有人性的肯定是先保大人。孩子虽然也是个活物，毕竟将来还能再生。医生就会把这种碎颅钳伸到母亲的产道里面，把新生儿的头部活活捏碎，然后再把碎片取出来，来保大人的平安。
举个例子，19世纪早期，英国王室就遭遇过这么一幕惨剧。当时，英国国王乔治四世有一个独生女儿——夏洛特公主，她也是王位的继承人。夏洛特公主最后就是因为难产而死的。她生了四天四夜，因为胎儿太大，重达4千克，实在生不出来。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6个小时之后，夏洛特公主也死了。
这件事情对英国当时上上下下的刺激都非常大，社会舆论疯狂地谴责那个接生的医生，他最后不得不开枪自杀。这件事情也影响到英国的王位继承顺序，乔治四世没有继承人，只好把王位交给了他的弟弟威廉四世。威廉四世死了之后，又交给了他的侄女，也就是维多利亚女王。为什么英国最鼎盛的19世纪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就是这么来的，如果夏洛特平安产子，那么本来应该叫夏洛特时代。
这个现状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仅仅是因为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工具的发明，这就是产钳。现在在医院的妇产科都能见到，就像一个大号的蛋糕夹子。它的作用就是伸进产道，固定婴儿的头部，然后一点一点地把婴儿抠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发明。
它的发明者是17世纪的一个医生——钱伯伦。但是，整个家族严格地保守着这个秘密，作为他们家的独门绝技。当时的很多富家大户发现，钱伯伦医生接生的成功率很高，都花重金去请他。他来的时候往往是乘一辆马车，下车的时候抬下几个雕花的大箱子，里面装的就是他们家制作的产钳。抬到产房之后，让产妇的家人都出去，不能偷看他的独门绝技，甚至产妇也要用一条床单盖上，然后他蹲在底下操作。
产钳的秘密，钱伯伦家族保存了好多代，直到18世纪才被泄露出来，19世纪才被大规模地推广运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产钳救了无数妇女的命。今天，很多大医院的产房里那些光怪陆离的机器、瓶瓶罐罐的药水，所有这些东西加起来，对于产妇的生命安全来讲，意义都不如一把产钳来得重要。
产钳有什么高科技含量呢？不过是一把大号的蛋糕夹子，它对一个产科医生的意义，跟一把称手的工具对于一个木匠的意义没有什么区别。
疾病也是副产品
借洗手和产钳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一个有用的、真实的创新和进步，和高科技也许没有什么关系。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讨论往前推一步，我们对于医生的认识往往是有误解的。我们过去总是把医生、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放在一起讨论，觉得他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玩的我们都不懂。但是，医生和他们都不一样。化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的内在规律，那是确定的，虽然我们眼下搞不清楚，但是可以一点一点往前拱。而医生面对的对象是人以及人身上的病，这两个对象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普通人对疾病总有一些误解，觉得疾病是人和环境互动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产物。比如前面讲到的难产，难产是怎么来的？其他动物怎么没有难产，只有人类有？因为我们要直立行走。为什么要直立行走？因为我们的智力发达，所以头部就变得越来越大。而人类的头部变得越来越大之后，产道已经通不过了，怎么办？我们只能在婴儿的头部还没有长成之前，以一个胚胎的方式把人类生出来。
小牛、小马生下来几个小时就可以乱跑乱蹦、吃草，可是人类的婴儿就不行，一岁之前基本上走路都成问题，6岁之前基本上没有自我生存的能力。就是因为我们演化出了这么一个庞大的大脑，人类的身体特征、疾病特征、文化特征，跟其他物种就截然不同了，这是一个漫长的反应链条。如果你对这个反应链条感兴趣的话，强烈推荐郑也夫老师的新作文明是副产品。
这本书讲了一个道理：人类刚开始奔着某个目的发明了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漫长的演化，这个东西达成的效果真是连“亲妈”都不认识了。我们刚开始没奔着这个目的，但是它居然就出现了，所以文明是副产品。我们借着这本书的书名也可以说，疾病也是副产品。
如果你懂得一点进化论，知道什么是自然选择的话，就会知道这背后有多残忍。如果我们当年的老祖母，就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那个无数代之前的先祖身体健康的话，就要把胎儿养到足月，那她就会被难产折磨而死，她的基因是传不下来的。
基因传下来的老祖母，当年正好有病。什么病？早产。她把胎儿还没有养到那么大的时候就生下来了。恰恰是有病的老祖母成为我们的老祖母，她的基因传下来了。难产是病还是早产是病？这事儿还真说不清楚。
我想用这个事来佐证：疾病并不是一个客观实在，它是人类和环境复杂互动的一个产物。一个高明的医生眼里绝不仅仅只有疾病这一个敌人，他的眼里还有另外一个对手，那就是由病人、环境、医院、医生共同构成的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系统。
对系统进行优化也是一种创新
你以为针对疾病本身才叫治病？不是，针对这个系统进行优化，也是一种治疗方法，而且没准儿效果会更好。
20世纪50年代，纽约的医生发现，为什么经过100年的折腾，产科病房里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一点都没有下降呢？1850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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