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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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营则沿自明朝，都以汉人充选，用绿旗为标帜，以别于八旗，所以谓之绿营。皆隶于提督、总兵。总兵之下，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等官。提镇归督抚节制。督抚手下，亦有直接之兵，谓之督标、抚标。其兵有马步之别。

　　　　乾隆以前，大抵出征则用八旗，平定内乱，则用绿营。川楚教民起后，绿营旗兵，都毫无用处，反藉乡兵应战。于是于绿营之外，另募乡民为兵，谓之练勇。太平军起后，仍藉湘淮军平定。于是全国兵力的重心，移于勇营（勇营的编制，以百人为一哨，五哨为一营。马队以五十人为一哨，五哨为一营。水师以三百八十八人为一营）。法越之役，勇营已觉得不可恃，中日之战，更其情见势绌了。

　　　　于是于勇营之外，挑选精壮，加饷重练，是为练军。各省绿营，亦减其兵额，以所省的饷，加厚饷额，挑选重练。

　　　　练军之中，最著名的，为甲午战后所练的武卫军。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驻扎畿辅。而其改练新操最早的，则推湖北的自强军。张之洞总督湖广时所练。

　　　　征兵之制，实行于一九○七年。于各省设督练公所，挑选各州县壮丁，有身家的，入伍训练，为常备兵。三年，放归田里，谓之续备兵。又三年，退为后备兵。又三年，则脱军籍。其军官之制，分三等九级。上等三级，为正副协都统，中等为正副协参领，下等为正副协军校。

　　　　水师之制，清初分内河、外海。江西、湖南、湖北战船，属于内河。天津、山东、福建战船，属于外海。江、浙、广东，则两者兼有。以水师提督节制之。太平军起后，曾国藩首练水师，以与之角逐，遂成立所谓长江水师。而内河水师亦一变。事平以后，另练南北洋海军，而外海师之制亦一变。从前《广智书局》出有夏氏所著《中国海军志》一册。于清代海军沿袭，叙述颇详，可供参考。又甲午以前海军情形，亦散见《东方兵事纪略》、《中东战纪》两书中。

　　　　火器沿革，见《明史》卷九十二，和《清朝全史》第十四第三十七两章。文长不能备录，可自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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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9章　法律（）　
明清两朝的法律，也是一贯的。日本织田万说：

　　　　支那法制，与国民文化同生。悠哉久矣，唐虞三代，既已发布成文法（《尚书·舜典》之“象以典刑”云云，即当时成文法制定之证）。至编纂法典，在春秋战国时代。魏李悝作法经六篇，是为法典之嚆矢。秦商鞅改法为律，汉萧何据之，成律九章。……尔后历朝皆有刑律之编纂；至于后世，益益完备。……至行政法典，起原何时，殊难确定。要其大成，端推唐代。唐作《六典》，载施政之准则，具法典之体裁，为后代之模范。以视汉以来之所谓律，所谓令，所谓格，所谓式者，大有殊焉（《六典》作于开元十年，经十六年而始成。为卷三十。曰六典者，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也）。明及清之会典，以之为蓝本焉。

　　　　由是观之，支那古来，即有二大法典：一为刑法典，一为行政法典。清国蹈袭古代遗制，……用成《大清律》及《大清会典》二书：二书所载，为永久不变之根本法。其适用之界限颇宽。且其性质以静止为主，不能随时变迁。故于法典之外，为种种成文法，以与时势相推移。详其细目，以便适用；而补苴法典之罅漏。……《清国行政法》，据法学研究社译本。

　　　　这几句话，于中国法律的沿革，说得很为清楚。便是：（一）中国历代的所谓法典，只有行政法、刑法两种。（二）而这两种法典，只有唐、明、清三代编纂的较为整齐。

　　　　法律要随时势为变迁。中国历代，变更法律的手续太难；又当其编纂之始，沿袭前代成文的地方太多，以致和事实不大适合，于是不得不补之以例。到后来，则又有所谓案。法学家的议论大抵谓“律主于简，例求其繁”，“非简不足以统宗，非繁不足资援引”，“律以定法，例以准情”。这也是无可如何之势。但是例太多了，有时“主者不能遍览”，人民更不能通晓，而幕友吏胥等，遂至因之以作弊。这正和汉朝时候，法文太简，什么“比”同“注释”等，都当作法律适用，弊窦相同。参看第二篇上第八章第五节。都由法律的分类，太觉简单，不曾分化得精密的原故。

　　　　明朝的刑法，就是所谓《大明律》，“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行天下”。详见《明史》卷九十三。当草创之初，律令总裁官李善长说：“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旧。太祖从其言。”所以《明律》的大体，是沿于《唐律》的。其诸律的总纲，谓之名例律，冠于篇首。此外则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其刑法，亦分笞、杖，徒、流、死五等。五刑之外，又有充军和凌迟。凌迟以处大逆不道者。充军分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附近各等。又有“终身”和“永远”之别。

　　　　清朝的法律，编纂于顺治三年，全以《明律》为蓝本。名《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十八年，命刑部：“律外条例，有应存者，详加酌定，刊刻通行。”名曰《现行则例》。二十八年，御史盛苻升奏请以现行则例，载入《大清律》内。诏以尚书图纳、张玉书等为总裁。至四十六年，缮写进成，“留览”而不曾“发布”。雍正元年，诏大学士朱轼、尚书查郎阿等续成之。至五年而全成，名曰《大清律集解附例》。高宗即位，命律例馆总裁三泰等，更加考正。五年，纂入定例一千条，公布施行。自此以后，合律和条例为一书，遂称为《大清律例》。条例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有律例馆，附属于刑部。届修纂之年，则由刑部官吏中，任命馆员，事终即废。参看《清国行政法》第一篇第二章。其律分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大目。刑分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又有凌迟，充军，与明同。而凌迟之外，又有枭示。较充军更重的，则发至黑龙江等处，给戍兵为奴，谓之发遣。充军分附近、边卫、边远、极边、烟瘴五等。

　　　　司法的机关，除各级行政官都兼理刑狱外，在内则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并称为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纠察，大理寺主驳正。明清两代，都是如此。亦系慎重刑狱之意。而明朝最野蛮的制度，则系镇抚司、锦衣卫、东西厂，并起而操刑狱之权，其略已见上篇第二章第一节。详见《明史》卷九十五。清朝时候，对于八旗，本来不设治民之官，所以其刑狱，亦由将军副都统兼管（八旗包衣，由内务府审理）。外藩如蒙古等的诉讼，则各由该部长自理。不服上诉，则在理藩院。这个都可称为特别审判。

　　　　五刑之制，定于隋代。虽然远较秦汉时代的法律为文明，而比诸近世的法律，则尚不免嫌其野蛮。且如裁判制度，诉讼手续等，亦觉其不完备。所以从海通以后，各国借口于我国的法律不完，遂都在我国施行领事裁判权。末年有改良法律之议。乃将枭示、凌迟删除，军遣、流、徒，改为作工。笞、仗，改为罚金。又编订《刑律》、《民律》、《商律》和《刑民事诉讼法》。且拟改良审判制度。然均未及实行。参看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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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章　赋税制度（上）（）　
明初赋役的制度，却较历代为整齐。这个全由于有“黄册”和“鱼鳞册”之故。明朝田赋，仍行两税之法。分为夏税秋粮。其征收之额，官田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租田八斗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杪。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役法：民年十六为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役有以户计的，谓之甲役。以丁计的，谓之徭役。出于临时命令的，谓之杂役。亦有力役雇役的区别。黄册的编造，起于洪武十四年。“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在城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编为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鱼鳞册之制，则起于洪武二十年。“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

　　　　黄册是有田有丁的，一查黄册，便可知道这一家有多少丁，多少田。而田的好坏，以及到底是谁所有，又可把鱼鳞册核对。据此以定赋役，一定可以公平的了。但是到后来，鱼鳞册和黄册，都糊涂不堪（鱼鳞册甚且没有。黄册因要定赋役之故，不能没有，然亦因和实际不合，不能适用。有司“征税编徭”，乃自为一册，谓之“白册”）。据了鱼鳞册，找到了田，因无黄册之故，无从知田为何人所有。白册上头，载了某人有田，某人无田；某人田多，某人田少；也无从考核其到底是否如此。因为无鱼鳞册，不知其田之所在，无从实地调查之故。于是仍旧弄得穷的人有税而无田，富的人有田而无税。“无税的田”的税，不是责里甲赔偿，便是向穷民摊征。而国课一方面，也大受影响。历代承平数世，垦田和岁入的数目，都要增加的，独有明朝，则反而减少。洪武二十六，即一三九三年，天下垦田八五○七六二三顷六八亩。弘治十五年，即一五○二年，反只四二二八○五八顷。于是有丈量之议，起于世宗时。然实行的不过几处，神宗时，张居正当国，才令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以三年毕事。于是“豪猾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小民无处粮”，赋税之制，总算略一整顿。但是明初量地的弓，本有大小之不同。这一次，州县要求田多，都用小弓丈量，人民亦受些小害。其役法，则弄得名存实亡而后已。案力役之法，本来不大合理。与其课以力役，自不如课以一种赋税，而官自募役之为得当。但自唐宋以来，除王荆公外，总不能爽爽快快，竟行募役。而到后来，辗转变迁，总必仍出于雇役而后已，这也可见事势之所趋，不容违逆的了。明初的役法，本来是银差力差，银差即雇役。各从其便的。当时法令甚严，“额外科一钱，役一夫者，罪至流徙”。所以役法还算宽平。后来法令日弛，役名日繁，人民苦累不堪。于是有“专论丁粮”之议。英宗正统初，佥事夏时，行之于江西，役法稍平。神宗以后，又行“一条鞭”之法。总计一州县中，人民应出的租税，和应服徭役的代价，一概均摊之于田亩，征收银两。而一切差役，都由官自募。这便竟是普加一次田赋，而豁免差役了。主张田税和差役，不可并为一谈的人，不过说“徭役应当由富人负担的，有田的人，未必就是富人。所以力役的轻重，应当调查人户的贫富另定。”然而贫富的调查，决难得实，徒然因此生出许多扰累来。傥然征税能别有公平之法，不必尽加之于田亩，自然是很好的事情。若其不然，则与其另行调查人户的贫富，以定力役，还无宁多征些田税而免除力役，让有田的负担偏重一点，因为傥使不然，徒然弄得农民的受害更甚。

　　　　鱼鳞册和黄册是一种良法；一条鞭则出于事势之自然；所以都为清代所遵循。清朝户口之法，其初系五年一编审。州县造册申府，府申司，司申督抚，督抚以达于部。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多者十人为长。十户为一甲。甲系以户，户系以丁。民年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计丁出赋，以代力役，都和明制相同。康熙五十二年，诏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丁赋之额，一以五十年册籍为准。雍正间，遂将丁银摊入地粮。于是乾隆初，停五年编审之制，民数凭保甲造册。保甲之法：以十户为一牌，十牌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各有长。每户发给印单，令其将姓名职业人数，都一一书写明白。每年十一月，随谷数奏报。八旗户口，三年一编审。由将军、都统、副都统饬属造册送部。田税亦分夏税，秋粮。当编审未停以前，州县亦有黄册和鱼鳞册，用一条鞭法征收。编审停后，就只剩一种鱼鳞册了。清朝征税之制，又有一种“串票”。写明每亩应征之数，交给纳户，以为征收的凭据。其法起于顺治十年。初用两联，官民各执其一。因为奸胥以查对为名，向纳户收回，以致纳户失掉凭据，就可上下其手。康熙二十八年，改为三联。官民与收税的人，各执其一。编审停后，造串票仅据鱼鳞册。因为丁赋业经摊入地粮，征收只认着田，所以无甚弊病。

　　　　又历代赋税，都是征收实物（明初所征收的名目还很多。见《明史》卷七十八）。英宗正统三年，一四三八年。始令折征金花银，从此遂以银为常赋了。清朝漕粮省分，有本色折色之分。折色征银，本色征米。无漕粮处，一概征银。这也是税法上的一个大变迁。其理由都在币制上，可参看第七节。

　　　　又明朝时候，浙西地方，田赋独重。其原因：起于宋朝南渡之后，豪强之家，多占膏腴的田，收租极重。其后变做官田遂以私租为官税。参看第三篇下第五章第五节。有元一代，这种弊窦，迄未革除。张士诚据浙西时，其部下官属，田产遍于苏松等处。明太祖攻张氏时，苏州城守颇坚。太祖大怒，尽藉浙西富民之田，即以私租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为浙西地味膏腴，加其税两倍。于是一亩之赋，有收至两三石的（大抵苏、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州又次之）。邱濬《大学衍义补》说：江南之赋，当天下十分之九。浙东西当江南十分之九。苏、松、常、嘉、湖，又当两浙十分之九。负担的不平均，可谓达于极点了。从建文以后，累次减少。宣宗时，周忱巡抚江南，所减尤多。然浙西之赋，毕竟仍比他处为重。以与张士诚一个人反对，而流毒及于江南全体的人民，这种政治，真是无从索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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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章　赋税制度（下）（）　
田税而外，蔚为大宗的，就是盐茶两税。明代的盐，亦行通商法，而两淮，两浙的盐，则又兼行入中法。谓之“开中”，其初颇于边计有裨。后因滥发盐引，付不出盐，信用渐失。孝宗时，乃命商人纳银于运司，给之以引。而以银供给边用，谓之银盐法。清代的盐：则由户部发引；商人纳课于运库或道库，盐法道。然后领引行盐。引地各有一定，商人亦均世袭，就变成一种商专卖的样子（这种引谓之正引。有时引多商少，则另设票售之于民，谓之票引。票引是没有地界的，商人亦系临时投资）。国家为要收盐税起见，保护这几个商人专卖，已不合理。而且（一）其初定制的时候，是算定什么地方要多少盐，然后发引的。所以引数和一地方需盐之数，大略相当。到后来，户口多了，盐便不够销。——或因特别事故，户口锐减，则又不能销。（二）什么地方吃什么盐，初时也是根据运输的状况定的。后来交通的情形变了，而引路依然，运输上也不利益。（三）因盐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