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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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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喜举兵拒命。旋为王室讨败，复降。幕府既亡，诸藩亦相继纳土。封建之制，至此变为郡县，就可以设法图治了。——攘夷之论，其初虽极愤激，后来也知其势不可行。幕府既倒之后，遂转而一变方针，以成“维新”之治。
琉球自明以来，即两属于中日间。日本废藩置县之后，把他的王废掉，以其地为冲绳县。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中国和他交涉无效，亦遂置之，是为日本夺我藩属之始。
西学的输入朝鲜，事在明末。是由中国间接输入的。朝鲜人颇为欢迎，而亦不悦其传教。于是信教有禁，而对于西学则否。哲宗时，见英法联军，攻破中国京城，大惧。自是锁国之志渐坚。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俄国派兵舰到元山津求通商。有人献议于大院君，说法远俄近，不如联法以敌俄。大院君颇以为然。乃派人到中国，招还从前赶去的法教士。后来主意又变，把他尽数杀掉。驻北京的法公使，以此诘责中国。中国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预。法使就自己发兵六百，兵船七只，前往问罪。攻破江华。朝鲜发兵抵敌，法兵大败。一八七一年，美人又以兵船五只，溯航汉江。亦被朝鲜人拒却。大院君由是志得意满。十年之中，杀掉教徒二十多万。从丰臣秀吉死后，日本仍和朝鲜通好。哲宗时，朝鲜持锁国主义，而日本人和欧美通商，朝鲜人颇疑心他，由是交聘中断。日本维新后，差宗重正前往修好。朝鲜人因他国书换了样子，拒而不受。日本又差花房义质前往。花房义质着的是汉装，朝鲜人格外不悦。把他严词拒绝。日本人大怒，西乡隆盛等，遂唱征韩之议。事情没有成功。当美国兵船受朝鲜人炮击时，亦来诘问中国。中国人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涉。于是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日本差副岛种臣到中国来，问总署道：中国人对美国人说：朝鲜的内政外交，中国向不干涉，这话真的么？总署说真的。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日本军舰走过汉江，江华岛的兵，开炮打他。日本差人质问朝鲜。这时候，朝鲜闵氏握权，渐变其锁国主义。李鸿章也对他们说：一味锁国，是办不到的。不如利用各国的力量，互相牵制。因而劝他同日本修好。朝鲜就和日本订约十二条。约中申明朝鲜为独立自主之国，同日本往来，一切礼节，尽皆平等。并得派公使驻朝鲜。于是朝鲜新进之士，颇有想仿效日本，变法自强的。而在朝的人，不以为然。新旧两党的争持，就权舆于此了。后来朝鲜又想练兵。请了个日本中将做教授。因而裁汰旧兵。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被裁之兵作乱，奉大院君为主，袭击日本使馆，把聘请来的陆军中将杀掉。闵妃逃到忠州山中，教朝鲜王求救于中国。李鸿章派吴长庆带兵前往镇定。把大院君提来，囚在保定。三年之后释放。于是朝鲜又和日本订约六条，修好续约两条。许日本驻兵京城。大院君去后，闵氏仍执政权。新进之士，忿激更甚。朝鲜国中，就分为“事大”、“独立”两党：事大党要倚赖中国，拒绝日本。独立党则想引日本为同调。一八八四年，独立党金玉均、洪英植等作乱。攻王宫，害闵妃。这时候，吴长庆退在朝鲜，代他讨定。这一次的事情，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颇有和乱党通谋的嫌疑。列国舆论，大不谓然。日本不得已，把他革职召回。明年，日本差伊藤博文到中国来，和李鸿章在天津订约，约明中日两国驻扎朝鲜的兵，同时裁撤。以后如要派兵，必须互相照会。中国和日本，对于朝鲜，就立于同一的地位了。哲宗时，忠清道人崔福述，创立“东学党”，以兴东学，排西教为名。颇有妨害治安的行为。朝鲜人把崔福述杀掉。而其余党，遍布于全罗、庆尚、忠清诸道，到底不能禁绝。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东学党作乱。朝鲜求救于中国。中国派兵前往，乱事已平。同时照会日本。日本亦派兵前往。于是中国要求日本人撤兵。日本人不肯，而要求中国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不答应。两国的交涉，就由此而决裂了。
日本人同中国人的交涉，起于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因为有几个日本人，航海遇风，飘入台湾，为生番所杀。日本人诘责中国。总署说：生番是化外之民，请你自去问他。日本就发兵入台湾。中国也在福建备兵，打算渡海。日本人有些胆怯，就渐渐的软化了，以抚恤了事。这一次，却是处心积虑，打算来同中国开衅的了。而李鸿章仍一味托大，靠着英俄调停，以为可以无事。战端一开，事事皆落人后。胜负之数，就不待言而可决了。谈判既无头绪，日本兵就据朝鲜京城，令大院君主国事。六月二十一日。我国的兵，则叶志超守公州，聂士成守成欢驿。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的兵，还没有到。日本一面令海军击沉我国运械的高升船，一面发兵攻击聂士成。聂士成退走公州，和叶志超都退到平壤。和马玉昆、左宝贵、卫汝贵等续到的兵合。八月，日军陷平壤，左宝贵死之。诸军退渡鸭绿江。海军亦败于大东沟。入旅顺修理。旋退到威海卫，自此蛰伏不能出。日军渡鸭绿江。宋庆总诸军守辽东，屡战皆败，九连、安东、宽甸、凤皇城、岫岩，次第陷落。宋庆退守摩天岭。日本第二军，又从貔子窝登陆。十月，陷金、复、大连，攻旅顺。宋庆把摩天岭的防御，交给聂士成。自率诸军往援，不克。旅顺陷落，日军遂陷海城，宋庆把大军分布从山海关到锦州的路上。日兵乃分扰山东。十二月，陷荣城。明年正月，攻破威海卫。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军舰降敌，而自己服毒身死。山东巡抚李秉衡，从芝罘退守莱州。日军遂陷文登、宁海。二月，日本一二两军，并力攻辽东。营口、盖平皆陷。辽阳、奉天，声援全绝。日本舰队，又南陷澎湖，逼台湾。中国不得已，以美公使调停，派张荫桓、邵友濂到日本去议和。给日本人拒绝。乃改派李鸿章前往，定和约于马关，其重要条款是：
（1）中国认朝鲜为独立国。
（2）割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
（3）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4）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许日本人于内河通航。
条约既定，俄德法三国，出而干涉。日本不得已，才许中国把银三千万两，赎还辽东。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做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独立。不多时，抚标兵变，景崧逃走，日兵遂陷台北。永福据台南苦战，到底不敌，内渡，台南亦亡。中日战争，姚锡光所著《东方兵事纪略》，颇为翔实。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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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章 教士保护权的变迁和德据胶州（）
藩属完了，就真正要剥床及肤了。光绪一朝的朝局（内而练兵，外而交涉），差不多是李鸿章一个人主持的。参看第四章第二节。所以中日之战，有人说：日本人不是和中国打仗，简直是和李鸿章一个人打仗。李鸿章半世的心力，都花在练兵和交涉上头（虽然也举办别样新政，只是为达强兵的目的的手段）。忽然给一个“向来藐视他为小国的日本”打败，如何不气？就一心想报仇，就不免有些急不择路了。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行加冕礼，李鸿章前往道贺。就和俄国人订结密约，许俄人筑造东省铁道，并许租借胶州湾为军港。密约不曾宣布，而意外的变故又起了。原来中国对于传教徒（1）身体，（2）财产，（3）宗教上惯例的执行的切实保障，都规定在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的《中法条约》上。这条文中所规定的，是“欧洲教士”，不是法国教土，所以以后欧洲到中国来传教的教士，都由法公使独任保护之责（游历内地的“照会”，也都由法使馆发给。遇有教案，总是法公使独当交涉之冲，中国人颇以为苦）。其中尤甚的，就是一八七○年，即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这件事，因有个拐匪，在天津被破获而起。当时“教党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谣言大盛，人民就群起而焚毁教堂，并且把法国领事丰大业打死。这时候，曾国藩做直隶总督，和法公使交涉。法公使要把天津知府知县偿命，国藩不答应。交涉的结果，乱民正法的十五人，军流的二十一人，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都遣戍。这件交涉，并没丧失别种权利，比后来的交涉，究竟还强些。而当时的人，还沸沸扬扬，大不以曾国藩为然，这件交涉的结果，国藩的名望，几乎为之大减，——而北京陷落之后，法国人又在京城里造了一个教堂，以为《天津条约》的纪念。其影子，恰恰落在清朝的皇宫里。日曜日祈祷唱歌之声，在宫里也听得逼真。孝钦皇后觉得心上很多感触，要想除去了他，而又无法可想。警敏的德国公使，不知怎样，把这件事打听到了。就对李鸿章说：教士是得教皇管的，要想他拆掉教堂，只要和教皇交涉就得了。李鸿章一想，不错。历来教案的交涉，都很受法公使刁难，傥使换了和罗马教皇交涉；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就不至于如此棘手了。就派赫德手下的一个英国人，去见教皇。运动他派公使到中国来。教皇听得东方最大最古的中国，传教的事务，一旦归他直辖，如何不喜欢呢？然而法国不以为然。教皇是没有兵船，没有大炮的。在欧洲，也要靠法国的保护，如何敢十分违拗法国的意思？此事就成为画饼。然而德国人要想破坏法国人“这种专有的保护权”的念头，始终未息。这时候，德国恰有两个教士，在山东传教。一八八七年，光绪十三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就起而自任保护之责，以后德国教士游历的照会，就在德使馆领取。关于德国的教案，也要和德国人直接交涉了。一八九七年，光绪二十三年。山东杀掉两个德国教士。德国就以兵舰闯入胶州湾（这件事情，欧洲的舆论，有说他是海盗行为的）。明年春，订租借九十九年之约。
胶州湾突然给德国人占去了，俄国人却怎样呢？就和中国人再行订约，租借旅顺、大连湾。东省铁路，并得造一支路，以达旅顺。英国人也租威海卫以为抵制。法国又以兵船突入广州湾，然后议租借之约。而筑路、开矿等事，又纷纷而起。中国人到此，也就不能不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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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0章 革新的原动力（）
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反复到第五次了。五胡、辽、金、元、清。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便是对于向来社会的组织，根本怀疑。却是这时代，闭关独立，并没有外国的情形，可资比较；怀疑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想从根本上改革，求一种参考的资料，就只得求之于古。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思想。
（一）觉得向来支配社会的义理（社会上人人承认的），并无当于真理。向来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怀疑。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是精神上的。
（二）其在物质上：则觉得当时所行的治法，彻底不妥，无可修改；欲图改善，非从根本上变革不可。就有极端复古之论。当时主张封建的人，便是这一种心理。顾亭林的《封建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吕晚村、陆生柟等，也是主张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复的事情，然而至于疑心到郡县，几乎要主张封建，就真可算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根本怀疑了。
有了这一种趋势，就是没有西力东渐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慢慢儿也要生根本上的变动的；不过变得慢些，又不是现在这种变法罢了。
宋学在当时，是支配全国人心的。东汉以来儒家的道理，虽不和宋学一样，究竟还同宋学相近。清朝时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趋向：始而汉学发达，对于宋朝人的话怀疑；继而汉学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对于东汉之学也怀疑。至于疑心到东汉之学，定要追求到西汉；争有许多义理，和现社会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极端的变动了。
至于具体的办法，要提出方案，却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事情。恰好这时候，西力东渐，和西洋人的社会，渐渐的接触多了，关系密了；始而认识他的社会，和我们组织不同；继而认识他那种组织，我们实在不可不仿效；于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轩然大波。
所以近世的改革事业，来源是很远的，蓄势是很久的。这种变动，不发则已；一发之后，就如悬崖转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顿挫，其实算不得什么），非达到目的不止。所以现在正是个变动的时代；正是个变动了，方在中途的时代。要讲什么保存国粹，什么变动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说掉的话。这个无关于是非，且亦无所谓是非，只是大势如此。本节请和第五章第八节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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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章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但是虽然如此，变革之初，总还是发端于政治上。那么，我们要讲近世中国的变革，就不得不托始于戊戌政变；要明白戊戌政变，就不能不晓得咸同光三朝的朝局了。
文宗即位之初，颇为振作。这时候，承五口通商屈辱之后，主持和议的人，颇不为清议所与。而国家经过这一次大创，当时议论政治的人，也觉得有刷新的必要（自然不是要效法西洋）。文宗于是把耆英、穆彰阿等斥退，前经贬谪的林则徐等起用。又下诏求直言，通民隐（当时应诏陈言的很多）。总算有振作的意思，而且是能顺从当时舆论的趋向的，所以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无如前此的乱源，种得太深了，一时间收拾不来。即位之初，太平军就已起事。连年用兵，未能平定。英法交涉，更为棘手。就此弄得心灰意懒，抱着个“且乐主人”的观念，就不免纵情声色。于是载垣、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肃顺，端华的兄弟。一面引导他游戏，一面结党揽权。这三个人，也不是绝无道理的近幸。其中肃顺尤有才具。恭亲王和这三个人的起仆，咱们也只认他是满洲亲贵，争夺政权的事情，用不着替他分什么是非曲直。况且恭亲王究竟是个无能为的人。傥使当时争夺的结果，肃顺等获胜，后来的内政外交，许反要好些。兴科场之狱以立威等，自然是他的坏处，也只是手段之拙。这种事情，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历来权臣公共的罪恶，不能因此一笔抹杀。军机处的权柄，渐渐的移于宫中，暗中就只在这三个人手里。端华、肃顺始末，请参看薛福成都《庸庵笔记》。
文宗从一八六○年逃到热河之后，就没有回京。明年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就矫遗诏，自称辅政大臣。当时辅政大臣，共有八人。禁遏在京王公，不叫他们奔丧（这就是忌恭王前去的意思）。然而在京留守的恭王，也不是没人附和他的。当时的政治中心，就分为两处：一处在热河，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中心；一处在北京，以恭亲王为中心。
文宗正后钮祜禄氏，孝贞后。无子。妃那拉氏孝钦后。生穆宗。当时还只八岁，就有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王公辅政。而恭亲王也乘机走到热河，“得间独见”两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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