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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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官。诸帐官则好比中国的王府官属。皇族是宗室；国舅是外戚；遥辇氏是前代君主之后；渤海奚王，都是大国，而奚王又是同种；这都是契丹的贵族。“宫”则“辽国国法，天子践位，即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宫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老弱居守。”这是天子的禁卫军。诸宫官，好比隋唐时候的卫官。宋朝的殿前和马步两指挥司。“部族”则“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就是“分地而居”谓之部，“合族而处”谓之族。其中有“族而部者”，就是因其同族，所以合居一处的。有“部而族者”，就是同居在一处，向来又算做一族的。有“部而不族者”，就是虽同居一地而非同族，有“族而不部者”，就是虽同族而不合居一处。这是契丹国里的游牧之民。“属国”则北方游牧之族，不直接归辽国治理的。但就其酋长，授以官名，按时或者不按时来通朝贡。有兵事时，也得向其征兵；诸国但随意出兵或助粮饷，并无一定的义务。有些像中国的土司。

　　　　北面的政府，是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南北院，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而北南二宰相府总之。这都是北面官中，又分南北，和“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政”无涉，不可误会。南面的官，亦有三公、三师、枢密院、省、台、寺、监、卫。外官则有节度，观察，防御，团练诸使，和刺史，县令。大概摹仿中国的制度，无甚足述。又有一种头下州军，是宗室外戚大臣之家，自行筑城，而朝廷赐以州军之名的。这个好像古时候大夫的私邑，和普通的州军不同。

　　　　金朝的情形，又和契丹不同。契丹本来是个大部族，服属他的部族也多。金朝则自己是个小部族，用不着设官。别的部族，也没有归他统辖的。所以《金史本纪》说：“生女直之俗，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几乎给部众杀掉。景祖做了生女直部族节度使，才“建官属以统诸部”。然而他的官制，也极为简单。《金史》说：“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今据《金史》所载，不过都勃极烈，“总治官，犹汉冢宰”。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期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移赍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赍”。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官”。昃勃极烈，“阴阳之官”。迭勃极烈，“倅贰之职”。等，寥寥数官而已。《桓赧·散达传》“国相雅达之子也。雅达之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徒撤改亦居是官焉。”《百官志》“太祖以都孛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孛极烈居守。……其次曰国论忽鲁孛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孛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案“忽鲁”，就是“期鲁”的异译。“国论忽鲁孛极烈”，并不是一个官名。所以移赍孛极烈，位居第三。盖言其居国论孛极烈，和忽鲁孛极烈之次。至于都孛极烈，谙版孛极烈，则系临时设置之官，并非常制。阿买孛极烈，要拓土渐广，然后有之。乙室孛极烈，亦要有了归顺的部族，然后用得着。移赍孛极烈，也总是事务繁了，然后添设的。然则金初之官，只有国论孛极烈和期鲁孛极烈而已。而这两者，又或许以一个人为之。所以《金史·百官志序》，误为一官。据此看来，全初设官的简单可想。“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则不过是个称号，就固有的酋长，而加之以称号。算不得特设的官。只有都元帅府里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却是金朝行军时候的制度。后来改为枢密院。这枢密院，不是仿汉制设的，是把旧有的都元帅府改的。其余的官，便都是摹仿汉制设的。大率循辽宋之旧。金朝的模仿汉制设官，起于平州叛后，其颁定官制，则在熙宗时。

　　　　元朝初起时候，官制也极为简单。《元史》说他只有万户以统军旅，断事官以治政刑。就是达鲁花赤。到太宗，才立十路宣课司（这是因为蒙古人最讲究理财，所以特立此一官。其余则毫无措置）。凡金人之来归者，都就以原官授之，如行省元帅等。以致错杂得不堪。到世祖，才厘定官制。以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秉兵柄，御史台司黜陟。江南陕西，都有行台。其余也都模仿汉制。所特别的，便是（一）诸官或汉蒙并置，譬如翰林兼国史院之外，又别有蒙古翰林院等。（二）则关于宗教上的官，比别一朝注重。当时设立了一个宣政院，虽说为治理吐蕃起见，其实一大半，由于自己的迷信喇嘛。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兼治吐蕃之境。遇吐蕃有事，则设分院往镇。其用人，“别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三）则关于工艺，设官甚多。大都和各路，都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此外又随处设局，如织造、绣、染、毡、皮货、窰、梵像、玛瑙、玉石、油、漆等，均各设专官。有人说：元朝这种设官。很有提倡工艺的意思，是历代所无。其实不然。元朝这种举动，不过是供给王室，于民间并没有什么影响。（四）则关于理财的官，也较别一朝为详密。但看户部属官可知。这是由于元朝始终没有脱离部落思想，总想损下以益上之故。而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于路，府，州，县之上，别设行省。明朝虽然把行省废掉，而各布政司的区画，都仍元行省之旧，遂致成了现在的一种庞大的行政区域。参看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一节。元朝的行政区画，是以省统路府，以路府统州县。但府亦有隶属于路之下的。州有在路府之下，而又统县的。又有与路府并列的。诸路府州县，都各置达鲁花赤，算做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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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7章　学校选举（）　
学校选举制度，当宋朝时候，也起了一次大变迁。

　　　　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摧破贵族阶级之功，第二篇下第三章第二节，已经说过了。但是这种制度，也有个显而易见的毛病，便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简而言之，便是所治的，都是“无用之学”。唐朝的科举，得人最多的，是明经进士两科。所以所谓无用之学，就是“诗赋”和“帖经墨义”。“经”是从前的人，不承认他是无用的。以为治经而无用，只是治经的法子不好罢了。至于诗赋的无用，却是无人能替他辩护。所以当时改革的法子，便是废掉诗赋，对于经，则改变其治法。这种主义，实行的便是王荆公。

　　　　王荆公是不赞成用“科举取士”，而赞成用“学校养士”的。他的理论，可看他仁宗时《上皇帝书》。所以当他执政的时候，便从事于整顿学校，增广太学校舍，设立三舍之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渐次升入内舍上舍。上舍生得免礼部试，特授以官。这便是渐次以学校代科举的办法。徽宗崇宁时，曾办到罢科举而令天下的州县都立学。县学生升入州学，州学生升入太学。但是徽宗的推行新法，都是有名无实的；此法又行之未久，无甚影响。但是学问和功名，本是两事，既然以利禄诱人，来的人当然都是志在利禄的，那里有真希望“学以致用”的人，所以这种法子，行之到底没甚效果。

　　　　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其要点是：（一）罢诸科而独存进士；（二）对于进士科，则废掉诗赋而改帖经墨义为大义。这便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参看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二节。当时的进土科，共试四场：第一二场，试本经各人所专治的经。和兼经大义，共十通。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另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以待本应“诸科”试，不能改应新进士科的人。宋初的科举制度，和唐朝大略相同。除进士之外，其余总称为“诸科”。

　　　　大义是自己可以发抒心得的，就要明白道理的人才能做，自然比专责记忆的帖经墨义好些。策论虽则旧时的进士科亦有，然而并不注重。学习诗赋，是最费工夫的，穷老尽气于此，自然没有工夫再研究别的学问。现在把诗赋废掉，注重策论，自然也比旧时好些。这都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然而理论总不能与事实相符。因为还有别种原因掺杂在里头，科举的特色，便是（一）以利禄诱人，（二）以言取人。为利禄所诱的人，当然只志在利禄；你又以“言”取他，他当然只要会“言”就够了。有学问才能的人，固然未必不会“言”；无学问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不会“言”。总而言之，要靠了“言”以判定人的有才能学问没有，本是极难的事。况且利禄之途所在，自然有人专力去研究，到后来，这“应考试的言”，就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成为另一件事了。研究这种“言”的人，当然不必再发达才能，研究学问。到这时候，而要靠着“言”以判定人的才能学问，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当王荆公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行了好几百年，这种趋势，早就成功了。荆公虽能改变所试的东西，却不能禁止人家，不把这一种“言”，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研究。所以到后来，来应科举的人，仍旧都只会发“应科举的言”（王荆公是注重经义的，又颁了一部自己所著的《三经新义》，应科举的，就都只会说《三经新义》的话），荆公也叹息道：“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变秀才为学究。”秀才是隋唐时最高的科目。应运一科的人，非极有学问不可。因为实际上无人能应，其科目遂成虚设。学究就是只会做帖经墨义的。——这是科举制度根本上的毛病。历代要想“改革科举制度，以求真人才”的人很多，所以终于失败，其原因都在于此。

　　　　既然以言取人，而这种“言”，又是个个人都会发的。于是看卷子的人，颇觉为难，就要找个易于去取的法子。于是有“诗赋声病易考，策论汗漫难知”的议论。而且科举里头，要试诗赋；而大家又独看重试诗赋这一科；原是社会上崇尚文学的风气使然。这种风气未变，始终还是要影响到制度上。所以法行未几，就仍有改试诗赋之论。然而押牢了天下的人，都做诗赋，也是难的（大概南人长于诗赋，北人则否）；而诸科又猝不易复；于是一○八九年，元祐四年。把进士分为“诗赋”和“经义”两科；南渡后也沿其制。一一四三年，即绍兴十三年，曾并做一科。但到一一六一年，仍分为两科。两科既分之后，做诗赋的人多，专经的人少，这是“看重应诗赋科的进士”的风气，还没有变的社会里，当然的结果。

　　　　还有一件事，在科举制度的变迁上，也颇有关系的，便是“殿试”。原来唐时的考试进士，本以考功员外郎主其事，后来因其望轻，被黜落的人，有哗闹的事，乃移于礼部。宋初还是如此。九七三年，开宝六年。知贡举李昉，被人攻击，宋太祖遂御殿重试。从此以后，礼部试之后，又有殿试，就成了常制。原来唐朝时候的科举，规则并不如后世之严。考官和士子，并不绝对禁止交通。固然有得以采取誉望的好处，然而私通关节，也是不免的。用科举摧破贵族阶级的功用，还不能十分完成。到有了殿试，情形就又迥然不同。所以宋太祖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今临试，尽革其弊矣。”可见“科举制度的进化”，始终是望一条路上走的。

　　　　契丹的开科举，始于圣宗统和六年。其制度，《辽史》不载。据《契丹国志》：则三年一开，有乡府省三试。圣宗时，分诗赋法律两科。诗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后来改法律科为经义。《辽史·耶律蒲鲁传》：“重熙中，举进士第。主试者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上以其父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则契丹之设科举，是专以待汉人的。《天祚纪》说耶律大石登天庆五年进士第，或者后来此制在实际上，又成具文。

　　　　女真却又不然。金世宗是很希望女真人保守质朴尚武的旧俗，而又很希望他的文化，渐次进步的。太宗天会元年，就设词赋和经义两科，又有策试一科。海陵时，罢策试及经义，增设律科。世宗时，又恢复经义科，这都是所以待汉人的。又有经童科，年在十三以下，能背诵二大经三小经，又诵《论语》诸子及五千字以上者，为中选。凡应词赋经义两科中式的，都谓之进士。应经童律科中式的，则谓之举人。制举当章宗时也曾开过。所以合女真进士科算起来，金朝取士之科，共有七种。大定十一年，添设女真进士科。初但试策。二十八年，于经内增试论一道。世宗又特设女真国子学，这都是所以保存他本族的文化的。金朝的科举，也是三年一开。由乡至府，由府至省，由省至殿廷，凡四试。皆中选，则授以官。其廷试被黜的，亦赐之以第，谓之“恩例”。特命及第的，则谓之“特恩”。

　　　　元朝对于学校，颇为注重。当世祖时，即于京师立国子学。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各有定额。又特立蒙古国子学，以教随朝蒙汉百官，和怯薛子弟。又立回回国子学。这是因为元起漠北，最初的文化，即系受之于回族，后来征服西域，和回族关系更深之故。——这种“回回学”里头，一定包含着许多西洋文化。可惜当时养成的人材，除供朝廷之用外，在社会上，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在国子学中，蒙古色目人和汉人，所事的权利，是不平等的。蒙古人试法最宽，及格的授六品官。色目人试法稍密，及格的授七品官。汉人则考试全用科场之法，而不过授从七品官。诸路各设教授一人，学正一人，学录一人。府及上中州，都设教授一人。下州设学正一人。县设教谕一人。从南宋以后，私人所设的书院，颇为发达。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除诏诸路州县都立学外，又命儒先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许立为书院。书院中掌教的，谓之山长。诸路亦有蒙古字学，以教民间子弟。回回学之外，又有阴阳学和医学，各行省所在地，都设一儒学提举司，以统诸路府州县的学校。江浙、湖广、江西三省，有蒙古提举学校官。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省，又有官医提举司。总之，元朝对于学校，是颇为注重的。其制度，也颇为完备。这种制度，在元朝，固然未必有多大的效果。然而实在开明清两代学校制度的先声。参看第四篇下第五章第二节。

　　　　其科举之制，则始于仁宗延祐二年。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蒙古人由科目出身的，授从六品官。色目人和汉人，递降一级。至元元年罢科举。六年复之。每试三场：第一场，蒙古色目人，试经问五条；汉人南人，试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蒙古色目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蒙古色目人无。汉人南人，试策一道。蒙古色目人，应汉人南人科目中选的，注授各加一等。这是仁宗时的制度。顺帝废而再复。小有改变。也有乡会试及御试。

　　　　元朝的用人，是极为驳杂的。他不问那一种人，只要有才具的就用。所以蒙古人和汉人、南人之外，色目人也蔚然成一阶级（当时回回人被用的最多。欧洲人被用的，当亦不少。马哥博罗等，不过是其中最著的），颇有立贤无方之风。这是由于蒙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