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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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丫⑽蟆V痢妒樾颉贰耙烈嗵婪ヨ睢I躁z,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这个陑,本来是无可考的,伪孔硬说汤都偃师,桀都安邑,《正义》勉强附会,才生出“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种种曲说来,参看第四章第二节自明。还有舜封象于有庳一事,也极为可疑。孟子答万章的话,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圆其说。顾炎武就说“上古诸侯之封万国,其时中原之地,必无闲土可以封也”。(《日知录》)然而古人所说万国、三千、千八百,实在是个虚拟之词,并不是真有这些国度(参看第七章)。有庳苍梧,地极相近;舜放象的地方,就是后来自己逃去的地方,这个疑团,更无从解释了。
(三)《新序·节士篇》:“禹问伯成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吾子犹存焉,及吾在位,子辞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尧之治天下,举天下而传之他人,至无欲也;择贤而与之,至公也;舜亦犹然,今君之所怀者私也,百姓知之,贪争之端,自此起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见,是以野处也。”这一段,竟说禹有私天下之心,和孟子答万章的话,大相反背。刘向是个博极群书的人,《新序》又是杂采古书而成的,自然不能谨守家法。这也是今古文家,互相违反的一证。《书·甘誓序疏》:“……盖由自尧舜受禅相承,启独见继父,以此不服,故伐之。”这个说法,也必有所本。
(四)以上都是儒家说话可疑之处,还有他不说话的地方,也很可疑。《史记·伯夷列传》:“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太史公这一段文字,是深苦于载籍上的话,和《书》义不合,《尚书》:虞夏同科(见义疏),太史公说“虞夏之文”,是指尚书而言可知。“尧将逊位……然后授政”是述书义;“尧让天下于许由,……何以称焉”。是述非儒家的载籍,“示天下重器……若斯之难也”,与“此何以称焉”句相呼应。既不能一笔抹杀,因为有许由冢等实迹可证。《五帝本纪赞》:“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可见得太史公的学问,极注重实验,他亲眼看见了一个许由冢,又听见许多传说,然而六艺无征,自然要委决不下了。而又六艺阙然,无可考信的意思。然而据清朝宋翔凤所考究,许由实在就是伯夷。他说尧舜时候的四岳,一共有三起人:第一起就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第二次分做八伯,四个是兜、共工、放齐、鲧,余无可考。第三起就是伯夷等八人。见《尚书略说》,原文……“《周礼疏序》引郑《尚书》注云:四岳,四时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时,主四岳者,谓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惟兜共工放齐鲧四人而已。其余四人,无文可知矣。案上文羲和四子,分掌四时,即是四岳,故云四时之官也。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夏伯弃掌之,秋伯咎繇掌之,冬伯垂掌之,余则羲和仲叔之后,《尧典》注言兜四人者,郑以《大传》所言,在舜即真之年,此在尧时,当别自有人,而经无所见,故举四人例之。……案唐虞四岳有三:其始为羲和之四子,为四伯;其后共等为八伯;其后伯夷诸人为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先王老臣不名,亲与先王戮力共治国,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书》曰:咨尔伯,不言名也。案班氏说《尚书》,知伯夷逮事尧,故在八伯之首,而称太岳。《春秋左氏》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原注“本《庄子》”)正附全咨四岳巽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周语》大子晋称共之从孙四岳佐禹。又云:胙四岳国,命曰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氏。此云四岳,皆指伯夷:盖伯夷称太岳,遂号为四岳,其实四岳非指伯一人也,……”据他这个说法,尧让天下,就是让之于四岳;和《尧典》“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的话正合;然而四岳里三个,倒就在“四罪”之中,《尧典》(伪古文的《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岂不可骇。儒者于此,没有一句话疏通证明;让国的许由,也不提及一字,一任非儒家去传说,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又《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正义》:“《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云:陶子,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据此,则益是皋陶的儿子,禹是行禅让,而皋陶死后,任政于益,反有世及的意思,这一层也很可疑。
以上所举几条,不过是彰明较著的;要是仔细搜寻起来,一定还有许多证据。总而言之:“唐虞揖让”,“汤武征诛”,都是为公而不为私。孟子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实在是儒家的学说,并非实有其事。所以儒家是这样说法,别一家却并不是这样说法。就是儒家里头,古文家也还时时露出马脚,只有今文家弥缝得完密——这是因为今文家的老祖师,都是亲受口说于孔子,纯粹是儒家的学说;古文家却有些不纯粹的古书做根据。请看近人井研廖氏的《今古文考》,南海康氏的《孔子改制考》,自然明白。咱们因此可以悟到两种道理:
其(一)儒家的学说,都是孔子所创造,并没有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的圣人。后世实行儒家之学,便是实行孔子之学;其“功罪”、“祸福”,一大部分,应当由孔子负其责任。且勿论其为是为非,为功为罪;孔子这个人理想的博大;他这学说组织的完密(看《孟子·万章上篇》便见;这一篇的话,都是孔门的“书义”,上文已经说过了)却很是可惊;所以当时有一部分人,很佩服他;说他是“集大成”,是“生民所未有”。一小部分的责任,后世的儒家,也应当分负的。
其(二)世界究竟是“进化”的,后世总比古人好。譬如“政体”,断没有后世是“专制”,古时候反有所谓“禅让”之理。其余各事,都是如此;一部历史,都要用这种眼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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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禹的治水()
禹的治水,也是当时一大事。水患的原因,《尧典》上只有“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二十个字。看不出什么道理来。《吕氏春秋·爱类篇》说“古者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似乎仍旧是河患;但是《吕氏春秋》这句话,是原本《尸子》的;《尸子》已佚,只有辑本,所以现在就引《吕氏春秋》。尸子是晋国人,他单说龙门吕梁,是就他眼见的地方立论,参看胡渭《禹贡锥指》卷三。再看《淮南子·本经训》“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流通,四海溟滓”。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水患,实在是“弥漫于中国大平原”之上了。原来古时候,江淮河济诸水都是相通的。这个说法太长,不能细讲;欲知其略,请看孙星衍的《分江导淮论》。《白虎通》:“谓之渎河?渎者,浊也;中国垢浊,发源东注海,其劲著大,故称渎也。”《风俗通》引《尚书大传》:“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水经·河水注》“自河入济,自济入淮,自淮达江,水径周通,故有四渎之名”。则四渎之渎字,实在含有“通”、“浊”二义;“通”字之中,又含有“通垢浊”同“周通”二义。这都是相传的旧训,决非郦道元所能造的。所以一有水患,就灾区极广。尧时候的水,据《尧典》看起来,似乎“是多年的积害”,那么,自然情形更重大了。《孟子》上说:
《滕文公上》: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
《滕文公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淮南子》也说“民皆上丘陵,赴树木”。就可以见得当时的情形了。孟子既然是用的书说,见上节。这许多话,一定有所受之,不是随口乱道的。这许多话,却不是儒家文饰出来的;因为用不着文饰。
禹的治水,《史记》总叙他道:“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孟子》说“禹八年于外”,这些琐细的问题,且别去考据他。过家门不敢入。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与众庶稻,可种卑湿;令后稷与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和《孟子》“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之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后稷教民稼穑,……”的说法相合。可见得当时治水,实在是禹为主而益、稷佐之。《史记·殷本纪》载《汤诰》“古禹皋陶,旧劳于外,”大概皋陶和益,是父子继业的。至于治水的法子,大概是疏导诸水,使之各有去路。当时江淮两流域的水,本来都是相通的,就其天然的趋势,叫小水归入大水,大水东流入海,那么,江、淮、河、济四水,就是诸水的纲领,所以这四条水,就唤做四渎。《风俗通·山泽》引《尚书大传》:“江、淮、河、济为四渎。”《汤诰》:“东为江,北为汉,西为河,南为淮;四渎既修,万民乃有居。”《孟子》:“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因为当时诸水互通,所谓四渎,不过是举出四条大水,以为诸水之纲领,所以济汉也不妨互言。然而孟子的意思,也不是凿定,把江、淮、河、汉算做四渎;所以“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又是把江淮河济并举,却因为诸水本来都相通,所以“而注之海”,“而注之江”,又不妨互言。大概古人这等处,观念本不是精密确定的,不必泥定字面,生出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禹治水的方法,大概是如此;《孟子》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这十一个字,最能得概括的观念。上句是治水的方法,下句是水的统系。至于详细的情形,要带起许多麻烦的问题来,现在暂不必讲他。禹贡里的地理,有一部分应当讲明的,见第七章。如要晓得详细的情形,可把胡渭的《禹贡锥指》先看一遍。这部书,虽不很精,然而汇集的说法很多,很容易看;看了这一部,傥要再看别种,也就有门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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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
“三王”就是“三代”,似乎应当算到东周之末;但是《孟子》已经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古人所说的“三王”、“三代”,大概专指夏殷西周。我如今也图立名的方便,用个“三代时代”,来包括夏殷西周三朝,和五帝时代对举。
要讲三王时代的事情,自然要从夏朝讲起。然而禹的治水,已经编入五帝时代;启伐有扈,第三章第三节,也已经略说;这件事情的详细,是无可考见的;此外夏朝的事情,较为著名的,只有“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一件事。我们现在要讲这件事,且请先看夏朝的世系图。一、二、三、四等字,系表君位继承;所用的线,是表血统上的统系。
据下文看起来,这个图,未必尽可靠;然而现在他无可据,只得姑且照他。
羿的代夏和少康中兴,是夏朝一件著名的事,却又是一个考据问题。这件事,《史记》上只有“帝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十八个字,和《书序》相同,其余一概不提。《伪古文尚书》说:“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伪古文的不可信,无待于言;这一篇,尤其荒谬可笑。别的且勿论,各种书上都说太康兄弟五人,他却说“厥弟五人”,那么,连太康倒有六个了。羿的代夏,详见于《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咱们现在,且把他钞在下面。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庞圉,而用寒浞;《杜注》:寒国,北海平寿县东有寒亭,如今山东的潍县。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烹之,《孟子·离娄下篇》: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杜注》:今平原鬲县。如今山东的德县。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残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杜注》:二国,夏同姓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乐安,寿光县东南有灌亭。如今山东的寿光县。北海平寿县东南有斟亭。如今山东的潍县。处浇于过,《杜注》:东莱掖县北有过乡。如今山东的掖县。处豷于戈。《杜注》:戈,在宋郑之间。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浇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襄四年魏绛告晋悼公的话。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杜注后缗相妻。逃出自窦,归于有仍,梁履绳《左通补释》,《春秋经》桓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谷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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