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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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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在当时司法界已成为风气。《汉书·刑法志》说:文帝时候“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宣帝留意刑罚,特置廷平,又“常幸宣室,齐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都只是救济一时,不是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然则根本解决的办法何在呢?那就在于“删定律令”。案汉朝的法律,是沿袭自秦的,秦朝所用的,却是李悝所定的六篇之法。汉初,萧何改为九篇,叔孙通又益以律所不及,为十八篇。后来张汤又加了二十七篇。赵禹加了六篇,共为六十篇。而又有汉朝的例案随时编集起来的,谓之《令甲》、《令乙》……《决事比》,大概其初苦于法文太简,不够用,于是不得不随时增加;而其增加,绝没有条理系统;以致也有互相重复的,也有互相冲突的。司法的人,就大可上下其手。《汉书·刑法志》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因为法律太杂乱,难于使用之故,于是解释的人很多,到后来就也都承认他可以引用。《晋书·刑法志》说:“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再合起《正律》和《令甲》、《决事比》来,就是“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简直是不可收拾了。
删定的必要,前汉时人,就知道的,所以汉宣帝留心刑狱,而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这是一时的事,“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宣帝未及措置,到元帝、成帝手里,才下诏议行。班固说“有司……不能……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所以到后汉时,还是错乱得那么样。直到魏文帝手里,命陈群、刘劭等删定,才定为新律十八篇。新增十三篇,旧有的六篇,废掉一篇。晋武帝还嫌他“科网太密”,再命贾充等修定,共为二十篇,于二六八年泰始四年。颁行。是为《晋律》。我国的法律,从李悝手里具有雏形,直到这时候,才算发达完备。参看《晋书·刑法志》。
《晋律》现已不传,然据近人余杭章氏所研究,则其单辞只义,有很文明的,转非隋唐以后的法律所及。章氏说:隋唐以后的法律,是承袭北魏的,夹杂了鲜卑法在里头。他文集中有一篇文章论这事,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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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学术()
两汉的学问,从大概说起来,可以称为儒学时代。从儒学之中再分别起来,又可以分为今文时代和古文时代。
汉初是“黄老”、“申韩”之学并行的。《史记·儒林传》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大概当时的休养生息,是取黄老的主义;参看第三章。对待诸侯王等,则实系取申韩之术。到汉武帝,任用赵绾、王臧、田纷、公孙弘等一班儒臣;又听董仲舒的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于是战国时“百家之学并行”的现象,至此就“定于一尊”了。
儒家之学,所以独盛,近人都说因其明君臣之义,而且其立教偏于柔,《说文》训儒为柔。便于专制,所以世主扶翼它;我看这也不尽然:(一)儒家之学,利于专制,是到后世才看出来的;当时的人,未必有此先见。(二)无论什么学问,都是因其环境而变迁的。儒家之学,二千年来受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自然有许多便于专制的说法。西汉时代的儒学,确和后世不同;这点子便于专制之处,就别一家的学说,也是有的。假使当时别一家的学术,受了专制君主的卵翼,在专制政体之下发达变迁,也未必不生出便于专制的说法来。况且到后世,反抗君主的议论,道源于儒家之学的很多,近世讲今文学的人,就是一个好例。别一家的书,主张专制的话也还在,岂能一笔抹杀。若说法家的便于专制,显而易见,容易招人反抗;不如儒家之术,隐而难知,得“吾且柔之”之道。则全是用后世人的眼光议论古事,实在是陷于时代错误的。然则儒家之学,所以独受世主的尊崇,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说这个在后世是全然出于因袭,并没有什么道理,儒家之学,在社会上势力已成,做君主的人,自然也不去动他。况且君主也是社会里的一个人,他的思想也未必能跳出社会以外。全社会的人,都把孔教当作“天经地义”,他如何会独想推翻孔教呢?至于汉武帝所以尊崇儒术,则和秦始皇说“吾悉召文学……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史记·泰始皇本纪》。参看第一章。是一个道理。原来一个人治天下,无论怎样凭恃武力,总不能全不讲教化。而讲教化,只有儒家之学最长。因为他“治具”最完备。《七略》说儒家之学,出于司徒之官,是不错的。而且汉武帝,是个喜欢铺张场面的人,而巡守封禅……典礼,也只有儒家知道。秦始皇焚书坑儒,仍要留着博士之官(他出去封禅,也是教儒家议礼),也是这个道理。不必过于深求,反生误解的。
西京儒学的传授:最初,就是《史记·儒林列传》所说:“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到后来,则分为十四博士。就是:
诗:鲁、齐、韩
书:欧阳、大夏侯(胜)、小夏侯(建)
礼:大戴(德)、小戴(圣)
易: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
春秋:公羊{严(彭祖)、颜(安乐)}、谷梁
以上十四家,都是元帝以前所立,《书》的欧阳、大小夏侯,同出伏生;《礼》的大小戴,同出后苍;《易》的施、孟、梁丘,同出田何;《公羊》严、颜二家,同出胡毋生;只有《诗》的鲁、齐、韩三家,没有公共的祖师;然而三家的说法,总是大同小异。
到平帝的时候,才另有一派学问。其源出于刘歆,歆移书博士说:“……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于是别立《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又有毛公的《诗》“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汉书·艺文志》。这一派为“古文之学”。
“今文”就是汉时通行的隶书。西汉诸经师,都是口耳相传;所传经文,就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到刘歆等,才自谓能通史籀所造的“大篆”,和大篆以前的“古文”。参看第一编第十章第二节。所传的经,别有古文本为据。于是人家称这一派为“古文学”,就称西汉经师所传为“今文学”以别之。所以今文古文,是既有古文之学以后,对待的名词;古文未兴以前,今文两个字的名词,也是没有的。
东汉之世,古文之学,比今文为盛:卫宏、贾逵、马融、许慎,都是古文家的大师;而郑玄遍注群经,尤称为古学的“集大成”。其实郑玄是兼用今文的,不过以古文为主。三国时代,出了一个王肃,专和郑玄为难,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部书,以互相引证。又有一个注《左传》的杜预,和他互相影响。于是古文之中,再分出郑王两派,互相水火。古文家本没有师法可守,个个人是互异的,但不如此的互相水火。遭晋永嘉之乱,两汉经学传授的统绪中绝,于是今文家的书,只传得《公》、《谷》和《韩诗》,而并无传他的人;古文之学,也几乎中绝,而魏晋人一派的学问大行。现在所传的《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只有《公羊》的何休《注》,还是西汉今文家言。其余《诗经》的《毛传》,是纯粹古文家言。郑《笺》虽兼采今文,然而既没有师法,就和他所注的《三礼》,和赵岐注的《孟子》,都只算得古文家言。此外《书经》的《伪孔传》、《易经》的王弼《注》、《谷梁》的范宁《集解》、《左传》的杜预《集解》、《论语》的何晏《集解》、《尔雅》的郭璞《注》,就都是魏晋人的著作。
咱们原不必有什么“薄今爱古”之见,就看了儒家之学和其余诸家,也是平等的,难道还一定要考出什么“今文家言”来,以见得“孔门口说”之真?然而这其间有一个很大的关系。生于现在,要考校古代的历史,不能不靠古人所传的书;而古人所传的书,也有个分别。大概其说法出于从古相传的多,则虽看似荒唐,而实极可靠,把后人的意思掺杂进去多的,骤看似乎可信,其实仔细考校,总和古代社会情形不合。从这一点看起来,却是西汉今文家的话,价值最大;东汉古文家次之;魏晋时代的人,价值最小了。百家所传的书,只有儒家最多。咱们现在,要考校古史:其势不得不借重于儒家的经,要借助于儒家的经,其势不得不借重于汉以后经师之说,要借重于汉以后诸经师之说,就对于汉朝的今古文,和魏晋人所造的伪书,不能不加以分别。本书里头,论到学术派别。书籍真伪的地方很多,都是把这种“分别史材”的眼光看的。
汉朝人还有别种学问,并入别一篇里讲,以便有个条理系统,免得琐碎。
中国通史第二篇中古史(中)第一章后汉的灭亡和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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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后汉的乱源()
两汉时代,总算是中国统一盛强的时代;两汉以后,便要暂入于分裂衰弱的命运了。这个分裂衰弱的原因也甚多,追溯起来,第一件便要说到“后汉时代的羌乱”。
羌族的起源和分布,已见第一篇第六章第四节,和第二篇上第四章第二节。这一族分布的地方,是很广的。现在专讲后汉时在中国为患的一支,《后汉书·羌传》说: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注》:“黄河湟水赐支河也。”案赐支就是析支,就是河曲之地,不能另算做一条河。所以注引《续汉书》作“河湟之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尊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云。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威,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帯际且玻蝗缃袼拇ǖ奈鞑亍;蛭茁碇郑愫呵际且玻蝗缃袼拇ǖ墓愫合亍;蛭卫侵郑涠记际且玻蝗缃窀仕嗟奈涠枷亍H碳暗芪瑁懒翡抑小2⒍嗳⑵薷荆蝗躺抛樱胖郑晃枭咦樱咧帧G贾耸ⅲ哟耸家印
《后汉书》说越帯⒐愫骸⑽涠贾钋迹际请冀V螅饩浠翱治幢厥挚尚拧5蛘庖欢挝淖郑梢灾っ髁胶菏贝泄嫉那既巳肥蔷愉抑姓庖恢Аd抑惺歉龇饰值牡胤剑冀S质歉龃又泄映鋈サ模奈拿鞒潭龋艿帽热獾那既烁咝础敖讨镄螅旒鹦拧卑烁鲎郑涂梢悦靼住
这一支羌人的根据地,是从河湟蔓延向西南,包括青海和黄河上游流域。他的文明程度颇低,而体格极其强悍;《后汉书》说他“堪暑耐寒,同之禽兽”。而且好斗。部落分离,不能组织大群;又好自相攻伐,要到一致对外的时候,才“解仇诅盟”;事情一过,就又互相攻伐了;这也是羌人的一个特色。这个是因为他所处的地方,都是山险,没有广大的平原的原故。羌人在历史上,始终不能组织一个强大的国家,做出大一点的事业,也是为此。
汉朝和羌人的交涉,起于武帝时,这时候,匈奴还据着河西,参看第二篇上第四章第一节。和羌人所据的湟中,只隔着一支祁连山脉;武帝防他互相交通,派兵击破羌人,置个护羌校尉统领他。羌人就弃了湟水,西依西海青海盐池。在青海西南。王莽时,羌人献西海之地,王莽把来置了一个西海郡,莽末内乱,羌人就乘此侵入中国。后汉时羌人一支占据河北大允谷和大小榆中一带,在如今平番导河一带。颇为边患,和帝时,才把他打破,重置了西海郡;而且夹着黄河,开列屯田。从此从大小榆谷到西海,无复羌寇。然而降羌散布郡县的很多。在安定、北地、上郡的,谓之东羌。在陇西、汉阳、金城的,谓之西羌。中国的吏民豪右,都不免“侵役”他。一○七年,罢西域都护和校尉,发羌人去迎接他。羌人颇有逃散的。郡县到处“邀截”,又不免骚扰。于是各处羌众,同时惊溃。“东寇三辅,南略益州”。凉州的守令,都是内地人;见羌势已盛,无心战守,都把郡县迁徙到内地来;百姓有不愿意迁徙的,就强迫“发遣”;死亡流离,也不知多少。直到一○八年,才把三辅肃清,凉州还没有平定,而军费已用掉二百四十亿。到顺帝时,凉州也算平定了,才把内徙的州县,依旧回复。不多时,羌人又叛。用兵十余年,又花掉八十多亿的军费。到桓帝即位,才用段颎做校尉,去讨叛羌,这个段颎,是以杀戮为主义的。他说:“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梗,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蛇虺于室内也。臣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于是从一五九年起,至一六九年止,用兵凡十一年。把西羌直追到河首积石山,东羌蹙到西县如今甘肃的秦安县。山中,差不多全行杀尽。这历年的羌乱,才算靠兵力镇定。羌乱的详细,可参看《后汉书·本传》,和任尚、虞诩、段颎、皇甫规、张奂等传。
后汉的羌人,并不算什么大敌,他的人数,究竟也并不算多,然而乱事的蔓延,军费的浩大,至于如此。就可见得当时军力的衰弱,政治的腐败。这件事情,和清朝川楚教匪之乱,极其相像。军费自然十之七八,都是用在不正当的方面的。却是(一)凉州一隅,因此而兵力独厚;(二)其人民流离迁徙之后,无以为生,也都养成一个好乱的性质,就替国家种下一个乱源。
政治腐败,他的影响,决不会但及于凉州一隅的。咱们现在,要晓得后汉时代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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