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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娱乐1971-第2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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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一大早，王梓钧就来到拍摄点，不过有记者比他来得更早。
“王先生，昨天台湾新闻局公布了一份禁歌名单。你创作的《东风破》和《橄榄树》名列前两位，你有什么感想？”
“王导，新闻局禁你的歌，有没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
“梓钧，你的歌被禁了，以后创作的时候会不会有压力？”
“……”
一连串的提问让刚刚赶来的王梓钧应接不暇，不用问就知道，新闻局那份禁歌名单终于正式公布了。
王梓钧公式化地笑道：“新闻局要禁哪首歌，自然有他们的理由，我完全支持配合。至于压力，没有什么压力，我以后还会带给大家好歌，不会受此影响。好了，我还要拍戏，大家要采访的话，等拍摄结束后再说。”
一个记者见王梓钧不想多说这个问题，便问道：“王导，那你能谈谈您这次的新片吗？听说你让‘郭靖’周润发来演主角，你自己却自毁形象演奸角反派。”
王梓钧笑道：“这没什么，我只是想给新人更多的机会而已。至于演奸角，这纯属个人爱好，也是对自己演技的一种挑战和考验。”
王梓钧朝李京浩打了个眼神，后者立即组织人来清场。
399【诗人王梓钧】
399诗人王梓钧
王梓钧的两首着名歌曲被禁，在台湾只有个别先锋一点的杂志才有提及，所有报纸都默契地不予关注。而在香港，这则消息却引发不少人的关注，普通歌迷只是抗议，而一些媒体则是大做文章。
一直以来，王梓钧透露在外面的形象都是比较右的，跟国民党政fu很是亲密。这一次突然禁了他两首歌，而且是传唱得比较广的两首歌，难免会引起人的联想。
八卦媒体猜测王梓钧得罪了权贵，这次禁歌是台湾当局要封杀他的前奏，并且煞有介事地点到某某姓氏的官员，什么争风吃醋啊说得头头是道，连日期地点都罗列出来了，仿佛是亲眼所见。
这些新闻非常抢眼，不少普通民众看了之后，都当做茶余饭后的谈资，传来传去不停地人为加料，说得好像王梓钧在台湾呆不住了一样。
至于理性一点的，说得就稍微靠谱了。比如《明报》直接把对此的评论归于政治版，而非娱乐版，说道：“台湾方面的禁歌、禁文由来已久，这次将台湾头号明星王梓钧推到前面当靶子，无非是给其他歌手和音乐人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千万不要越界，当局准备清查严管歌坛了。这一次的事件应该不是专门针对王梓钧，而是针对以王梓钧为代表的一批自由创作者，书迷们还喜欢看：。台湾当局的这种做法，无异于给台湾歌坛绑上了一个枷锁，所有的音乐创作人以后都只能戴着镣铐跳舞……从六十年代以来，香港的乐坛一直被台湾歌曲所压制着，这次事件放大了来说，对香港的音乐人来说是一次超越，甚至是取代台湾流行乐领导地位的有利机会……”
关于台湾禁歌的消息，以前也有不少次，不过远远没有这次引起的反应大。不仅香港媒体议论纷纷，就连东南亚都传过去了。
与此消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台湾绿岛某人的出狱，并未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陈启礼收拾好自己的行李，满满两大箱的书籍，至于一些衣物和生活用品，则全扔给了同监的李敖。
“走了，再见这本《明史》送你了。”陈启礼将一个箱子扛在肩膀上，另一只手又拎起一个箱子。
陈启礼走出囚室，李敖在后面喊道：“我还欠你两包烟，等我出去再找你。”
“再说吧。”陈启礼头也没回。
坐着船渡过海面，刚上岸，陈启礼就看见三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那里。
吴敦最先冲了过去，给陈启礼一个拥抱，开心地笑道：“老鸭，你终于回来了”
陈启礼笑着拍了拍吴敦的肩头，王梓荣带着一帮堂主也走了过来，说道：“帮主，兄弟们都等着你回来主持大局呢。”
“白狼呢？”陈启礼问。
王梓荣道：“安乐在美国念书。”
“念书好。”陈启礼笑笑。
吴敦自豪地说：“启礼哥，咱们竹联帮现在风光得很，地盘已经快要打到中部了，书迷们还喜欢看：。现在荣哥是总堂主，帮主的位置给你空着，就等你回来。”
“干得不错。”陈启礼对王梓荣道，“帮主还是你来做吧。”
吴敦是陈启礼的铁杆心腹，急道：“你说什么呢，大家都等着你回来，我们说好要扫平整个台湾的。”
陈启礼语气平淡地说：“混这条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已经想清楚了，出来后做点小生意，打打杀杀地事情就不要来找我了。就这样吧。”
吴敦还要说话，陈启礼按住他的肩头，看了他一会儿说：“跟着阿荣好好干。”
陈启礼向来说一不二，吴敦想劝又不知道怎么开口，转头看向王梓荣。
王梓荣道：“既然礼哥不愿意，帮主的事以后再说吧。反正这个位子给你留着，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吴敦，我们先送礼哥回去。”
吴敦闷闷不乐地帮陈启礼般行李，王梓荣在他心里只算是有能力的义气兄弟，陈启礼才是真正的领袖。
其他堂主则是松了一口气，他们在陈启礼的时代只能算小头头，是后来王梓荣把他们提拔起来的。陈启礼对他们来说是精神领袖，王梓荣却关系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若陈启礼真答应回去做帮主，他们为了自己的地位，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陈启礼是聪明人，只看这些堂主的眼神就能猜出大半来，怎么会同意回去做一个傀儡帮主？
何况，陈启礼确实有洗心革面的意思。另外一个时空，陈启礼出狱之后，不少以前的小弟找他回去重振竹联帮，他都拒绝了，一心一意地做他的生意。
陈启礼出狱后做过搬运，搞过推销，一点一点的起步，几年之后居然生意越做越大，被评为台湾十大杰出青年，其他书友正常看：。
而当他事业有成后，不少以前的兄弟碰到难处，都来找他接济，遇到纠纷也都找他调解。陈启礼的仗义和公平，即便是与他敌对堂口的元老都要竖起大拇指，这才有后来八十年代，陈启礼出来振臂一呼，一盘散沙的竹联帮众纷纷归附，一些小帮小派携众来投。
只是，此时的竹联帮已经走上正轨，不再是一盘散沙，恐怕以后就没有陈启礼复出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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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场。
“啊”钟镇涛在脚手架上猛地踩滑，一声惨叫声中，整个人都掉了下去。
落了两米多的高度，才终于被身上的保险绳拉住，吓得他一头大汗。
“拉着，快往上拉”作为动作导演的程小东也吓了一跳，幸好这几个镜头绑了绳子的。
工作人员手忙脚乱地忙活着，王梓钧建议道：“要不少用中长镜头，把那些危险动作拆开来拍吧。反正整部电影的卖点也不在这里。”
“不行。这些动作都是我们原先商量好的，要么不拍，要么就要拍好。”程小东坚持到。
王梓钧妥协道：“好吧，你是动作指导，你说了算。”
钟镇涛不是专业的动作演员，许多高难度动作都要找替身。在王梓钧看来，这些替身演员简直在玩儿命，实在是让他心有不忍。
这些动作戏拍得很慢，几分钟的戏，细嚼慢咽地整整拍了五天才收尾。
应付完一路跟踪的香港记者，王梓钧满身疲惫的回到别墅。
刚洗完澡，李京浩便上楼来问：“老板，外面有两个男的要见你。有个说自己是《明报》的副刊编辑，要不要轰走？”
“《明报》的副刊编辑？难道是来找我做专访的？”王梓钧想拒绝，又不好抹了金庸面子，便说道：“让他们进来。”
很快李京浩把人领进来，走前面的是个中年人，王梓钧隐约记得叫蔡炎培，是亦舒的好友，以前见过两次面。后面那人斯斯文文的，年轻得很，却不知道是什么来路。
“你好，王先生，冒昧打扰，请多多包涵。”蔡炎培不好意思地笑道。
“蔡兄请坐这位先生也请”王梓钧道。
蔡炎培介绍道：“这个叶辉，我们香港文坛的新秀才子。”
“叶先生好。”王梓钧点头道，心里却想着这两人今晚到底来干嘛。
王梓钧对香港文坛不怎么了解，却不知这二位以后的成就，蔡炎培做了《明报》三十年编辑，作品无数，后来还被提名了诺贝尔文学奖。而那个只比王梓钧大一岁的年轻人叶辉，也是日后香港文坛响当当的人物。
特别是蔡炎培，性格跟古龙差不多，是个性情中人，只不过比古龙收敛一些，没那么癫狂，前两年还和亦舒玩三角恋爱。
随便聊了几句，年轻的叶辉忍不住了，说到了来意：“王先生，实不相瞒，鄙人准备创办一份诗刊，想向你邀一篇诗稿。”
“我？”王梓钧乐了，“我哪会写诗啊。”
叶辉道：“王先生就不要妄自菲薄了。您的处女作《搜神记》中，那首《刹那芳华曲》可是流传甚广，还有《东风破》的歌词也是诗意盎然，其他书友正常看：。您写诗的功底，恐怕比不少所谓的诗人还要深厚。”
“不行不行，我可不会写诗”王梓钧连连摆手。
蔡炎培朝叶辉苦笑了一下，他是被叶辉强拉来做引荐人的，找王梓钧要诗，这本身就让他觉得有些搞笑。
叶辉沉默了一阵，看着王梓钧诚恳地说：“王先生，实不相瞒，这次向您邀稿，主要就是想借你的名气，为这本新诗刊增加人气和关注度。我知道你不缺钱，我也给不起太高的稿酬。我办这个诗刊，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要为如今凋敝的香港文坛做一点贡献。如果您实在不愿意地话，我也无法勉强。”
日后谈起香港，都说这里是一片文化的沙漠。但事实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坛，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涌现了不少高质量的文人。但从六十年代末期以后，内地“文革”时的极左文艺思潮对香港文坛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部分香港作家（主要是南迁作家，走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的文学主体和审美意识淡化，作品出现主题先行、人物概念化和充满说教的流弊，令读者望而生厌。
同时，因为一些东南亚国家相继关闭华校，禁止华文刊物入境，以东南亚为主要市场的香港纯文学刊物销量锐减，难以为继，纷纷停刊，如创刊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文坛》、《纯文学》等刊物都宣告不支而倒闭。
失去了生存的物质条件，许多靠笔杆子为生的文人开始转行，到了七十年代后，整个香港文坛迅速滑入低谷，但也有一部分文人苦苦支撑。
这个只有24岁的年轻诗人叶辉，在眼下这种恶劣情况下，居然想要办一本纯文学的诗刊，简直是稳赔不赚。
看着叶辉诚恳的眼神，王梓钧有些不好意思拒绝。
“这个，你办诗刊在资金上困难吗？如果缺钱的话，我可以资助一些。”王梓钧说，“至于写诗嘛，那玩意儿好久没写了，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书迷们还喜欢看：。”
“资金虽然有点困难，但还可以克服。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刊物没有知名度。”叶辉咬咬牙说：“要不我写一首，署上您的名字？”
“你这不是叫我作家吗？”王梓钧哈哈大笑。
叶辉满脸失望，蔡炎培对他办诗刊也不看好，这次来陪他来找王梓钧也并不抱希望。见王梓钧拒绝，蔡炎培道：“阿辉，我看还是算了吧。王先生拍戏很忙的，我们可以再去找余光中先生试试。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和余先生也打过一些交道。”
“也只好这样了。王先生，那我们就先告辞了，打扰您休息了。”叶辉叹口气站起来道。
王梓钧送两人离开，一边走一边搜脑子里存的资料，可都是一些关于影视、音乐，以及台湾七八十年代经济政治方面的东西，居然找不出一首诗歌来。
就在两人即将出门的时候，王梓钧脑子里灵光一闪，居然还真发现一首，忙说道：“两位稍等，我突然想起以前高中时候写过的一首诗。”
“真的？”叶辉惊喜道，他可不管王梓钧这首诗写得好还是烂，只要能借王梓钧的名头吸引眼球就可以。
“是首情诗，不知道你们要不要。”王梓钧又将两人请回来。
“要，情诗更好。”叶辉连忙道。这几年被大陆的左派文学害得不轻，那种正儿八经的诗反而让读者腻歪。
等王梓钧坐下，叶辉连忙从自己的包包里拿出纸笔，铺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王梓钧一边写，叶辉一边小声念道：“《飞鸟与鱼》：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书迷们还喜欢看：。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好诗，真是好诗，几十年难得一见的好诗啊。王先生你真是太谦虚，能写出这种诗歌，居然说自己不会写诗”
叶辉欣喜若狂，刚才的赞美也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发自真心的喜爱这首诗。而作为副刊老编辑蔡炎培，这时也面露惊讶，他没想到王梓钧还真能拿出一首，而且质量非常之高。
“哪里哪里，少年时候的涂鸦之作而已。”王梓钧厚着脸皮道。
这次抄袭他倒是心不亏，反正这首诗也没有准确的作者。
后世以讹传讹，说这首诗出自于泰戈尔的《飞鸟集》，甚至连《读者》这种杂志都这么说，其实纯属扯淡，《飞鸟集》里根本没这首诗。
此诗的最早出处来自于香港女作家张小娴的《荷包里的单人床》，不过只有前面那么几句，并不完全。后来台湾阳明神农坡医学院的学生在学校的bbs论坛上，以张小娴那几句为基础玩诗歌接龙，集体把这首诗创作出来。
鬼知道怎么传来传去，这首诗就成了泰戈尔的大作，搞到后来居然有人责备张小娴抄袭泰戈尔老爷爷。
叶辉拿着诗稿反复朗诵，越读越是喜爱，丢下王梓钧和蔡炎培在旁边聊天。
王梓钧和蔡炎培东拉西扯地说了一大堆，叶辉才反应过来，笑道：“不好意思，王先生，我有些失态了。对了，我们的诗刊叫做《罗盘》，最迟下个星期就能出来。至于稿酬……”
“稿酬就不必提了，”王梓钧抬手道，“就像你说的，算是为香港文学出把力。”
或许叶辉真的能借他的名头捞一把，但以目前香港文坛的情况，这种诗刊最多能撑一两年就会倒闭，这是大势所趋。如今的香港文坛有点像九十年代的大陆，那种黑格尔都能卖脱销的日子早一去不复返，人们都忙着赚钱，消遣也是看电影电视，谁会去读书啊，特别还是纯文学的书。
叶辉拿到王梓钧的诗后，隔％％大学去找余光中。道明来意后，又把王梓钧的诗拿出来，请余光中写点评鉴赏。
“王梓钧写的？”余光中诧异道。
“对，是他读书时候的作品。”叶辉道。
余光中道：“节奏有点小问题，不过胜在情感动人，也算是难得的佳作了。你明天再来找我吧，我把我的诗和赏析一起给你。”
“谢谢余老。”叶辉连忙称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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