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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故事-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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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这一路走得好辛苦。他本来挺春风得意的，26岁当选弗吉尼亚议会议员，33岁起草独立宣言，36岁成为弗吉尼亚州的战时州长。可是，就在他任州长的时候，本尼迪克阿诺德带领英军入侵弗吉尼亚。由于杰斐逊决策失误，弗吉尼亚损失惨重。在民兵与英军对阵里士满时，他这个州长大人居然弃城而逃，别提多丢人了。为这事，弗吉尼亚议会差点弹劾他。极度沮丧的杰斐逊辞去州长职务，想与妻儿在蒙蒂塞洛共度余生。可是，六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夭折，最后只剩下两个女儿。1781年，邦联议会想让杰斐逊去巴黎参加美英和谈，但杰斐逊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卧病在床的妻子玛莎。1782年，33岁的玛莎在生完最后一个孩子几个月后离开人世。杰斐逊与玛莎感情特别好，她临终前，杰斐逊拉着她的手，向她发誓，他将终身不娶。他坚守誓言，果真没有再娶。玛莎的离去让杰斐逊陷入极大的悲哀和痛苦中，他把自己关在屋里整整三个星期，好像魂魄散尽。等好不容易缓过点劲儿，他就骑着马，沿着与妻子一起走过的路默默地徘徊，沉浸在无尽的思念和回忆中。
1784年，邦联议会任命杰斐逊为驻法公使，接替即将卸任回国的富兰克林。这一次，杰斐逊很痛快地接受了任务，因为蒙蒂塞洛已经没有他的牵挂，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似乎可以减轻他的痛苦。他把两岁的小女儿托给亲戚照料，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奴隶，远渡重洋，来到巴黎。他受到富兰克林和拉法耶特的热情接待。富兰克林是杰斐逊的偶像，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热爱。法国外交大臣弗吉尼斯接见他时说：“我听说你来代替富兰克林先生。”杰斐逊说：“不，我是来接替他。没有人可以代替他。”
杰斐逊刚到巴黎时，被法国社会的贫富悬殊惊呆了。在革命前夕的法国，你要么拥有无限的权力，要么没有任何权利。上流社会极度腐败，下层平民极度贫穷；一边是金碧辉煌的宫殿，一边是破旧不堪的贫民窟和衣衫褴褛的流浪者。这种绝对的不平等让杰斐逊不禁为自己的家乡感到骄傲。在那里，至少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再穷也不至于吃不上饭。而且，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有收获和成功。杰斐逊认为，这就是共和精神带来的幸福。可是，渐渐地，法国在杰斐逊眼中变得不再那么黑暗，特别是当他看到那些精美的建筑和艺术品时，他完全被法国人的思想和才华征服了。还有那美食，那时髦的女人，那热闹的沙龙。杰斐逊本来就多才多艺，再加上他出众的人品、优雅的气质和美国公使的身份，很自然地成了社交沙龙的宠儿。在不知不觉中，他爱上了法国。
在法国的五年让杰斐逊的心灵得到很大的抚慰，他终于从丧妻之痛中走出来。他刚到法国时觉得很孤单，正好约翰亚当斯夫妇也在巴黎，于是，杰斐逊成了亚当斯家的常客。他与亚当斯夫妇建立起非同寻常的友谊。除了对政治的兴趣，他们都饱读诗书，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亚当斯的孩子都把杰斐逊当亲叔叔，特别是他的长子，未来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跟杰斐逊好像比跟他爹都亲。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瑞士读书，学校放假时，他总要去杰斐逊那儿住几天才回家。有时候，他跟父母吵了架，也跑到杰斐逊那儿去诉苦。杰斐逊总是耐心地倾听他所有的烦恼，然后向他讲述自己的人生体验。后来，亚当斯调任驻英公使。美英刚打完仗，关系当然不好。英国报纸天天拿亚当斯开涮，对他和他身后那个“半调子”国家冷嘲热讽。杰斐逊休假时专门赶到伦敦，在亚当斯最难过的时候守在他身边。这两位美国在海外最重要的外交官就这样互相鼓励、互相扶持着共度艰辛，他们凭着自己的才华、品德和对新大陆的热爱，在他们各自的位置上出色地代表了他们的国家。
联邦政府成立后，亚当斯回国，当选为副总统。1789年9月，杰斐逊回国述职。他本来打算修整一段时间后再回巴黎。他的船刚靠岸，总统的信已经在等他了。华盛顿正式邀请他出任国务卿。杰斐逊一点也不激动，他根本不想要这份工作，他就想回法国继续当公使。他磨磨蹭蹭地不愿做决定，一会儿说女儿要结婚，走不开；一会儿又说要照料一下庄园的生意。华盛顿等了三个月还没动静，不得不又写了一封信，很温柔地催了他一下。他的好朋友麦迪逊也劝他接受这个职务。1790年3月，杰斐逊终于决定出任第一任国务卿。他对华盛顿说：“我接受此职完全是因为你。我不会为其他人工作。”
杰斐逊对华盛顿的感情多了一点敬，少了一点爱。当初，华盛顿向国会辞去军职的时候，杰斐逊就坐在议员席上，目睹了那永载史册的一幕，感动得稀里哗啦的。他高度赞扬华盛顿的人品，但似乎无法产生更亲近的感情。他们之间没有化学反应，远远比不上华盛顿与汉密尔顿那种生死与共的情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会“偏心”。他超级理智，绝不会让私人感情影响他的判断力。华盛顿是个非常难伺候的老板，严肃、苛刻、不近人情，一般人受不了他。但是，在用人方面，他有一双火眼金睛。他很高兴两个天才都愿为他效劳，有了他们，还愁国家治理不好吗？古弗纳莫里斯说：“华盛顿最大的天才就是他能最好地运用那些天才之光。”
随着华盛顿内阁的形成，年轻的国家一步步走上正轨。人们满怀期望地憧憬着新国家的前途，他们的想象力在辽阔富饶的新大陆上似乎永无止境。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后人眼中的“战略资源”，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拥有的是一片锦绣江山。1789年，美国人口将近400万，中间年龄值是17岁，也就是说，一半的人口小于17岁，一半大于17岁。在大于17岁的人中，绝大部分小于40岁。“朝气蓬勃”是对当时的美国最货真价实的写照。
美利坚民族是个年轻的民族，华盛顿总统的内阁也是个年轻的内阁。最年长的华盛顿57岁，国务卿杰斐逊46岁，战争部长诺克斯39岁，总检察长伦道夫36岁，最年轻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34岁。
这就是第一届联邦政府的行政权。应该说，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小的政府。上面几位行政长官加上下边办事的，比如外交官、收税官、海关官员等，一共才几百号人。而且，不设常备军，临时有事儿就招各州的民兵应付。可以想象，政府的行政开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联邦政府根本不需要征收个人所得税，敛点进出口税和商业税就够吃够喝了。美国社会高度自治，平时大家也想不起那个被现代人叫作“山姆大叔”的家伙。当时流行的治国理念是“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或者说，“最好的政府是最小的政府”。然而，这一切就要改变了。当美国人必须面对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和平与战争的抉择、利益与原则的交换，他们也就必须面对权力的膨胀和斗争的漩涡。他们准备好了吗？
1789年10月，国会在休会前给财政部长布置了“家庭作业”，他必须在下一次国会开会时，也就是1790年1月，提交一份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以便国会决定新的财政年度的计划。汉密尔顿不仅要把那一大堆“垃圾债”算清楚，还要提出打扫“垃圾”的办法。他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在别人眼里，这是天方夜谭。但在汉密尔顿眼里，一切皆有可能。乐呵呵地回家休假的议员们哪里知道，财政部长将要给他们的，不是一份财务报告，而是一颗重磅炸弹。它将迅速撕裂本来还算“一团和气”的国会，催生两大政党，永远结束华盛顿“无党派政治”的幻想。
汉密尔顿的报告提出了什么样的经济政策？它为什么会引起轩然大波？他能达到目的吗？请看下一个故事：晚餐。
第65章 晚餐（）
1790年6月的一天，刚刚上任三个月的国务卿杰斐逊在华盛顿的总统府门前“偶遇”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杰斐逊觉得汉密尔顿看上去有点不对劲儿。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财政部长今天却阴沉、郁闷、垂头丧气的，就连穿着也不像平时那么光鲜和时髦，显得随意甚至邋遢。杰斐逊看他好可怜，就问：这是咋啦？汉密尔顿就像找到知心人似的开始吐苦水：我的财政计划在国会触礁了。麦迪逊领着一帮南方议员把最关键那一条锁住了，以至于整个计划无法实施。如果我的主张不能实现，要我这个财政部长有何用？我马上辞职不干了。如果我不干，总统独木难支，咱这个政府肯定垮台。什么“共和国”，什么“美国实验”，见鬼去吧！
虽然杰斐逊心里想的是：哼，危言耸听。没有你，地球照样转。你那个“坑爹”的计划不要也罢。但他嘴里说的是：老弟，别灰心嘛！总统需要你，我们大家都需要你！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啊？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先和麦迪逊先生沟通一下。这么着吧，过两天我请你和他到我家来吃饭，你们好好聊聊！呵呵。
于是，6月20日傍晚，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来到杰斐逊家。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国历史上“最值”的一顿晚餐，有些人说它的“学名”应该是“1790年妥协案”，因为它足以与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和“1850年妥协案”相媲美。那么，他们仨到底谈了些什么？他们是怎样坐到一起的？他们达成的妥协对年轻的美国为何如此重要？这就要从汉密尔顿的财务报告说起了。
1790年1月14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份51页纸的报告标志着美国金融制度的诞生，或者说，是美国金融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因为他随后还要用第二份报告来完成整个体系。在此后的二百年里，这个制度的效率和威力已经被一再证明。这份报告应该听上去很伟大吧？其实，在当时人看来，它不但不“伟大”，而且简直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节奏。别忘了，1790年的美国是典型的农业国，90％的gdp来自农业，95％的人口住在农村。财政部长不好好琢磨琢磨怎样扶持农业、怎样“重农抑商”，整那些“公共信用”的幺蛾子干啥？事实上，国会因害怕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影响，不允许财政部长亲自到国会宣讲他的报告，这份报告是由国会的秘书念给议员们听的。等秘书把51页纸念完，台下鸦雀无声，那些不说话就会死的议员似乎突然无话可说。有的是因为听呆了，有的是因为听晕了，有的是因为听睡着了，大部分是因为没听懂。
其实，对于每天都被“科普”着金融知识的现代人来说，汉密尔顿的计划一点也不出奇，因为他阐述的那些经济规律都变成了今天的“游戏规则”。在报告的开头，汉密尔顿说，政府现在的债务是“自由的代价”。当初，北美为反抗英国的税收而闹起了革命。在资助革命的时候，各州并没有增加人民的纳税负担。那么，打仗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呢？只有一个办法：借债。“债”和“税”毕竟不同。“税”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债”总是要还的。所以，政府在战争中债台高筑无可厚非，在和平时期负债也很正常。
“债”又分“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自己的人民借的钱，包括那些以“打白条”的方式发的工资和征用的私有财产。外债是从外国银行或政府借的钱。美国的债务总和大约7900万美元，其中5400万属于联邦政府（大部分是外债），2500万属于各州政府（大部分是内债）。
负债不可怕，可怕的是疏于管理。政府管理债务最有效的办法是设立专项资金，把固定份额的税收拨进这个账户，用这些钱按时还本付息。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公共信用。有了信用，别人就愿借钱给你，借贷的成本也将大大降低。不仅如此，当人们愿意把钱借给政府时，说明他们对政府有了信心，会自然而然地关心政治、支持政府，国家也就有了凝聚力。政府债券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为所有的人提供了投资的机会，也为市场注入了极大的流动性，它将最终转化为财富和资本。所以，公共信用不只是经济问题，它也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公共债务就是公共福祉”。
债务合同是双方在自愿和诚信的基础上签订的契约，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个成熟的政府绝不能赖账。过去，由于邦联没有征税权，它无力偿还外债，很多州也无力偿还内债。美国政府毫无信用，“美债”当然是“垃圾债”。怎样扭转这个局面呢？两个办法：第一，联邦政府将以海关税收为抵押，承诺偿付所有现存公债的本金和利息。如有必要，联邦将征收“酿酒税”（“威士忌税”）。第二，联邦政府将把各州还没有还清的债务“接收”过来，统一管理，统一偿还。各州将“无债一身轻”，开始新生活。
以上就是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不是听上去合情合理？你可能会说，就这点事能填满51页纸？部长先生也太小题大做了。如此平淡无奇的文章怎么会引起轩然大波呢？真正触动人们神经的不是报告的主题，而是其中的两个具体操作，也就是上面说的那两个改善信用的办法。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做。还是那句话，不要用现代人的眼光看二百年前的故事。
2月8日，终于回过味儿来的众议院就此议题开始辩论。2月11日，麦迪逊发言，反对汉密尔顿的第一条措施，也就是偿付债务的方法。首先，他说，汉密尔顿关于政府偿还内债的办法“背叛了美国革命”。帽子扣得够大的，但麦迪逊有充足的理由。汉密尔顿的计划看上去很简单也很直接：联邦政府将向债券现在的持有人支付100％的面额本金和所有的利息。比如，你有一张国债，面值100美元，利息5％，一年到期。在到期日，政府付给你100美元外加5美元的利息。至于你这张债券是买来的、偷来的、抢来的还是骗来的，不关政府的事，它只管付钱。麦迪逊说，这样不公平！
各州的债务都是很多年前发行的，债券最原始的持有者都是普通公民，特别是那些大陆军退伍老兵。当时，各州没钱给战士们发工资，只能用债券代替现金，承诺若干年后兑现。可是，战后的经济一团糟，很多退伍老兵的生活难以为继，州政府的信用又大打折扣，大家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能力还债，债券的价值暴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兵和其他持有人不得不以远远低于面额的价钱将债券出手，换取现金维持生活。所以，现在的债券持有人大多是那些以低价从老兵手中收购债券的专业投机者和银行家，他们赌的是政府最后能还债。自从联邦政府成立以后，这种投机活动变得特别猖獗，因为大家都认定财政部长将有大举动。那些消息灵通的人跑到偏远的农村，连蒙带骗地以低价把债券从老兵手中套出来，转手就能获暴利。汉密尔顿的政策恰恰满足了这些黑心肠的“钱商”。你对得起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战士吗？你对得起可怜的退伍老兵吗？1776年的革命精神何在？正义何在？
在理解麦迪逊的话时，你千万不要停留在字面上，那不是麦迪逊的风格。“革命性”和“正义感”确实是他想表达的思想，但不是最重要的。他真正的心思是：第一，投机猖獗会使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不利于社会公平。第二，汉密尔顿的政策显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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