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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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多次提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不信上帝的世俗国家。他说，一个世俗的中国照样可以繁荣富裕，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只有依靠上帝才能获得幸福呢？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法兰西的“国宝”。他生前备受追捧，死后享尽哀荣。1791年，当他的遗骸被送进“先贤祠”时，一百多万人见证了这个光荣的时刻。而另一位一点也不比伏尔泰逊色，又与他同年去世的伟人，似乎就不那么幸运了。这位让人又爱又恨的思想家就是卢梭。

　　　　卢梭没有孟德斯鸠那样显赫的身世，也不像伏尔泰那样左右逢源。他出身贫苦，历尽磨难。但他的才华却像纯净的金子一样，即使在最黑暗的夜色里，也能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在哲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上的成就几乎超过了同时代所有的人，他还是个天才音乐家，谱写过两部歌剧。

　　　　也许与他的出身和阅历有关，卢梭是“启蒙时代”最激进的思想家，他对旧制度的抨击是最猛烈的。在他的名著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里，卢梭把“社会契约”和“授权”理论阐述得淋漓尽致。他说，政府的出现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缔结“社会契约”的结果，人们愿意放弃某些个人自由而接受统治的唯一原因，就是使自己的权利、快乐和财产得到保护。政府不应该只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应该着眼于每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当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破坏了社会契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

　　　　当同时代的大师们还在迷恋“君主立宪”时，卢梭已经在追求一种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政体；当“人民”在别的思想家心中只包括充满理性的“精英”时，卢梭却让社会最底层的“群众”也走进“人民”的行列。他提出“主权在民”（或称“人民主权”）学说，第一次向世人宣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革命，不仅合理，而且合法。

　　　　卢梭热烈地追求自由和平等。他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也特别强调法治，认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遵守法律的行为就是自由的行为。

　　　　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不一样的是，卢梭在追求“理性”的同时，也尽情地歌颂“感性”的魅力。他的感性时代和忏悔录，把一个孤独、敏感、痛苦的灵魂诚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那细腻、激扬的情感成为“理性”至上的启蒙时代中最优美的不和谐音。

　　　　卢梭的激烈言论为他带来无数的灾难和谴责，贵族、教会、精英们骂他是“疯子”“野人”，而最有杀伤力的攻击来自与他同样伟大的伏尔泰。卢梭对下层人民的肯定使伏尔泰觉得很不舒服。他认为，那些没有知识、缺乏理性的“群众”很容易走向极端，对自由的过分追求反而会产生独裁。不幸的是，伏尔泰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在法国革命中，卢梭的思想简直被当作“圣经”，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就是卢梭的狂热信徒。随着革命热情渐渐失控，革命领袖变成嗜血魔头。“民主”不再是权利的保障，而成了专制的温床。当“自由”肆无忌惮地挥舞着屠刀时，人们才发现，原来，“革命”还有一个名字叫“恐怖”。

　　　　当尘埃落定，人们在历史的痛苦中开始反思，他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是“革命”曲解了卢梭，而不是卢梭误导了“革命”，他依然是那位燃烧自己照亮世界的英雄。尽管他得到的谩骂和赞扬一样多，在他去世16年后的1794年，他的遗骨还是像伏尔泰的一样被迎进“先贤祠”，巴黎以同样的热情拥抱了他的英灵。艺术家设计的卢梭棺木里伸出一只举着火把的手，他就算在长眠时也没忘记照亮世人前行的路。

　　　　启蒙运动的其他大师，还有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德国的康德、苏格兰的休谟等。他们对神学、哲学、伦理学、科学的贡献启迪了整个时代，使人类从此告别愚昧，走进理性王国。在北美，启蒙运动有它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富兰克林是北美与欧洲之间的纽带，他长期旅居欧洲，与伏尔泰成为密友。就在伏尔泰去世前一个月，平时已经很少外出的他还专门陪富兰克林参加哲学俱乐部的活动，他的帮助使富兰克林在巴黎如鱼得水。思想极为活跃的富兰克林以最快的速度捕捉着欧洲最前沿的理论，源源不断地把启蒙思想的火花传播到北美。他利用自己创建的印刷与出版系统，把殖民地人带进了启蒙时代。

　　　　除了介绍欧洲的思想，富兰克林自己也是北美启蒙运动的主将。他对北美社会最大的贡献来自他对“美德”的追求。出身于虔诚的清教徒家庭的富兰克林，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背离了清教正统，宣布自己是“自然神论者”。可是，他虽然反对刻板的宗教礼仪，却坚信上帝的权威，积极投身到清教徒提倡的事业中，其中包括平等、教育、创业、节俭、诚实、节制、慈善、社区服务。富兰克林对“美德”的理性思考和热情赞颂，成功地为美利坚民族打上永久的道德烙印。即使在物欲横流的疯狂年代，美国人也从未丧失过道德底线。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正是富兰克林提倡的“清教主义”美德，培育了让“资本主义精神”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自由的思想和保守的道德相偎相依，谱写了美国社会的主旋律。

　　　　跟很多其他北美人一样，富兰克林还有个本事，就是把欧洲的“贵族”思想平民化，原因很简单，新大陆没有贵族。虽然启蒙运动鼓吹“人人平等”，但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设计的抽象的“共和”体制还是以欧洲现有的等级制度为基础，国王、贵族、平民泾渭分明，只不过寻求一种力量的平衡而已。可是，富兰克林说，人的价值取决于他的德行，而不是他的等级。在欧洲，“平等”是“王谢堂前燕”；在北美，它随着富兰克林的笔，飞进了“寻常百姓家”。

　　　　作为北美思想和知识界领袖的富兰克林，凭借他的巨大影响力，让美利坚民族变得成熟和理智，也引导了一大批“精英”探索新大陆的未来。就像“国父”约翰亚当斯所说，“革命”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开始了，“它就在人们的思想和心灵中”。

　　　　启蒙运动让自由、平等、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我，认识世界。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如果没有启蒙思想的指导，独立战争只不过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跟“革命”沾不上边儿；战争的结果也绝不会是“美国”，而只是另一个拉美。历史的长河中，“战争”数不胜数，“革命”却寥寥无几，因为并不是每一场战争都有灵魂。

　　　　1730—1740年，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与启蒙运动交相辉映的，是“大觉醒运动”。这是一次基督教复兴运动，唤醒了殖民地人对宗教的极大热情，他们与上帝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这次横扫北美的“大觉醒运动”是从传教士乔纳森爱德华兹在新英格兰的布道会开始的。

　　　　爱德华兹看到，传统的牧师在布道时照本宣科，死气沉沉，大家听得都快睡着了，根本谈不上心灵的沟通。去教会成了一种毫无乐趣的负担，即使去了，也体会不到圣灵的感动。宗教变成说教，上帝变得陌生。爱德华兹觉得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驱使着他，让他把基督教信仰再次变成人们永恒的追求。

　　　　从1727年起，爱德华兹开始在马萨诸塞的北安普敦布道。他完全放弃了其他牧师刻板的模式，用渊博的知识和生动的语言，满怀激情地讲述着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妙救赎和奇异恩典。人们被他的话深深地感动和震撼，从四面八方赶来听爱德华兹布道。爱德华兹最著名的布道词是“愤怒的上帝手中的罪人”。他在宣讲时语气平静，但听众却反应强烈，有的因恐惧而发抖，有的因激动而泪流满面，他们看到了上帝的绝对权威，真切地感受到对圣灵的渴望。

　　　　爱德华兹的布道词和演讲风格很快就风靡北美，很多其他牧师也开始摒弃传统的说教，用感性与情感去唤醒沉睡的灵魂。爱德华兹的影响甚至传到英国，引起了英国人的共鸣。一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名叫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英国也掀起轰轰烈烈的“传福音”运动。他说，“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教区”。1738年，24岁的怀特菲尔德来到北美，开始在13个殖民地传教，他传播的“福音”把“大觉醒运动”推向高潮。

　　　　怀特菲尔德在传教时非常有激情，声音洪亮，语言极富感染力，听者无不动容。他所到之处，人们趋之若鹜，如饥似渴地聆听他的教导。怀特菲尔德讲的内容与爱德华兹不太一样。爱德华兹强调人的原罪以树立上帝的威严，怀特菲尔德则宣扬上帝的慈悲，让人感到获得救赎后的无限喜乐。他们都鼓励人们依靠自身的灵性去感受上帝，而不必通过官方的教会。人和上帝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连没有社会地位的女人、黑奴、印第安人也感到了爱的尊严。

　　　　“大觉醒运动”还有一个推波助澜者，就是那位无风三尺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怀特菲尔德的所有著作都由富兰克林的公司印刷出版，他认为怀特菲尔德传的“福音”体现了平等、民主和宗教自由的观念。有富兰克林煽风点火，大家想不“觉醒”都难。在“大觉醒运动”中，大量基督教新派别、新教堂平地而起，无数人受洗成为基督徒，特别是很多黑人和印第安人，也接受了基督教，还建了自己的教堂，给他们苦难的生活带来一线希望。

　　　　看上去，“大觉醒运动”似乎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启蒙运动强调“人”，“大觉醒运动”强调“神”。但实际上两者相辅相成，一点也不矛盾。虽然大多数启蒙思想家，包括富兰克林在内，都是“自然神论者”，但他们没有一个是无神论者。他们反对天主教会代表的“神权”，却不反对上帝本身，也没有怀疑上帝的权威。他们都认为宗教信仰是人类社会的支柱。当富兰克林请伏尔泰祝福他的孙子时，伏尔泰用英语说：“上帝与自由，这是给富兰克林先生的孙子的最好的祝福。”这可能也是给所有美国人的最好的祝福。

　　　　“大觉醒运动”对北美殖民地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启蒙运动，它让基督教精神渗入人们的血液，启发了北美人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为美国革命做好了精神准备。18世纪的这次“大觉醒运动”也被称为“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美国至今已有四次“大觉醒运动”，几乎每隔六七十年就有一次，最近的一次是1960—1970年间。每一次“大觉醒”都让美国人对上帝的信念更加坚定，大大加强了美国社会的宗教文化，净化了人们的心灵。

　　　　经过启蒙运动和“大觉醒运动”熏陶的北美人，开始以全新的思维认识世界。虽然他们还不完全清楚自己的归宿到底在哪里，但辉煌的英帝国似乎不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在革命蓄势待发的时候，大洋彼岸飘过来的一阵疾风暴雨立刻引发了殖民地人内心压抑已久的惊涛骇浪。

　　　　是什么让革命不再遥远？殖民地人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吗？请看下一个故事：抗税风波。

第22章　抗税风波（）　
1765年，北美殖民者们终于走到了美国革命的大门口。人们之所以对美国革命津津乐道，不仅仅是因为它催生了“美国”，从此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航程；还因为这场革命与其说是一段历史，不如说是一场梦。它开始得莫名其妙，进行得糊里糊涂，结束得出人意料。革命中的那对冤家——英国和美国，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指责对方，实在说不上谁更正义，谁更邪恶。它们之间的冲突更像家长与孩子间的争吵，做父母的过于专横，不能理解儿女的诉求，做儿女的过于刁蛮，无法体会父母的苦心，以至于最后竟然大打出手，彻底分家。当后人回顾这段日子时，不禁为英国惋惜，为美国庆幸，也不得不感叹世事难料。本来，这一切都不必发生，或不必发生得这么早，但历史没有“必然”，只有“偶然”，上帝的手让所有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美国革命因何而起？但凡革命总要有个站得住脚的理由。看看世界各国的革命史，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内部压迫，上面的人极度腐败，下面的人极度贫穷，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反抗也是死，不反抗也是死，那就反了吧。二是外来侵略，强势民族把弱势民族逼到了墙角，激起民族独立运动。可是，所有这些理由在当时的北美似乎都不成立，至少远远不到引发革命的程度。

　　　　在北美，虽然下层平民的生活不富裕，城市里也能见到四处乞讨的流浪者，但总的来说，这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移民们又很勤劳，填饱肚子不是大问题。“饥饿”对北美人来说是个比较遥远的词，似乎只有一百五十多年前那些刚刚踏上新大陆的第一批殖民者才尝过“饥饿”的滋味。到18世纪中叶，英属北美殖民地大多数下层平民的生活还过得去，比旧大陆的人们舒服多了。更重要的是，新大陆的“中产阶级”已经初具规模，他们是小农场主、小手工工场主、小商人、小企业主、律师、医生、学者等，他们过着即使不大富大贵却也衣食无忧的生活。上层社会就更不用说了，新大陆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堂。看上去，无论哪一个阶层都没有理由非要革命不可。黑奴和印第安人可能有反抗的动机，但他们力量太小，成不了气候。

　　　　大英帝国一直是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管理北美殖民地的，也就是，经济为主，政治为辅。殖民地向英国出口木材、毛皮、鳕鱼、烟草、大米、靛青，然后从英国进口家具、工具、农具、服装、酒、糖、茶叶、奢侈品和其他各种制成品，当然还有奴隶贸易。英国禁止北美与其他国家做生意，也限制北美的成品加工业。它很满意自己的杰作，因为北美是它的“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典型的“殖民地经济”。英国从北美捞足了油水，北美也从对英贸易中获利，殖民者们没觉得有啥不好的，有钱赚就行，管它买卖的是什么呢。

　　　　在政治上，英王和议会对北美采取的政策是“适当的忽视”，就是“假装看不见”的意思，只要你宣誓效忠，不闹事，其他的随便。因此，北美殖民地一直享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那8个皇家殖民地虽然由英王任命总督，但日常事务都由选举产生的殖民地议会管理，他们与总督平起平坐，没受多少限制。另外5个非皇家殖民地就更自由了，议会就是老大。对英国来说，“忽视”对殖民地的政治统治，节省了大笔行政费用和军费，连总督的工资都从殖民地的税收里出，英国一分钱不花就赢得了殖民地的忠诚，这笔买卖做得值。北美人当然也很高兴，谁愿意天天让人管着？几千公里的大西洋把殖民地与“祖国”远远地隔开，让殖民者们觉得非常舒服，他们几乎完全自己管理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殖民地政府除了没有一个主权国家的对外宣战权，其余的一样不缺。谁要说北美殖民地没有自由，那可真是没天理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这群享受着当时世界上最舒适的生活、最开明的政治、最自由的文化的人起来“造反”？殖民者们一向追求的是“自由与财产”，英国显然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可他们为什么还要闹革命呢？有人说是“性格”，美利坚民族天生的“野性”决定了他们不会久居人下。但性格强悍的民族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