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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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了下面这段话：

　　　　美国的权利和利益所涉及的原则是，美洲以其独立的环境和条件，从此不能被任何欧洲国家再次殖民。欧洲的政治制度与美洲有根本的不同为了我们自身的防御，我们认为任何干预我们这个半球的企图都是对我们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我们从来没参与过欧洲事务对于（欧洲在美洲）现有的殖民地，我们不会也不应干涉但是，对那些已经宣布独立的（美洲）国家，任何欧洲国家以任何方式进行的干涉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的不友好行为。

　　　　这就是为后人所熟知的“门罗主义”的最原始的表述，也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美国外交意识形态”。它是“孤立主义”的延伸，把“孤立”的范围从美国扩大到美洲。门罗想说的是：第一，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欧洲也不许干涉美洲事务。第二，西半球（南、北美洲）永远对欧洲的殖民主义关上大门。第三，对美洲任何国家的侵略都是对美国的侵略，美国将会介入。这确实是个充满勇气、智慧和远见的外交精品，但“门罗主义”这个名字可不是当时就有的，门罗也不知道自己居然创造了一个“主义”。直到1850年左右，“门罗主义”才渐渐地变成经典。很多学者认为，“门罗主义”的真正作者是亚当斯而不是门罗，应该叫“亚当斯主义”才对。但话不能这么说。门罗完全有资格享有这个盛誉。没有他的支持，亚当斯的“小众”观点根本不可能得到认可。况且，曾当过驻法大使、驻英大使、国务卿的门罗，外交经验和技巧一点也不亚于亚当斯，他有能力独立地做出同样的判断，只不过他的观点与亚当斯的不谋而合罢了。应该说，“门罗主义”是门罗和亚当斯亲密合作的结果。

　　　　“门罗主义”在当时没什么轰动效应，说跟没说差不多，欧洲列强根本没注意到这几句话，或者说，它们根本不在乎。原因很简单，美国太弱了，人微言轻嘛。182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英国的三分之一，法国的三分之一，俄国的二分之一，更不要说那些东方巨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说，门罗是在吹牛皮，美国无力保护拉美。但是，“门罗主义”的实施却非常成功，美国以弱制强，没人敢越过那条红线。原因也很简单，这只叫“美国”的狐狸背后站着一只叫“英国”的大老虎。虽然美国拒绝与英国发表联合声明让英国很不爽，但“门罗主义”的原则符合英国的利益，两家配合得天衣无缝。美国负责说大话，英国负责“秀肌肉”。在“门罗主义”实施的头三十年里，真正挡住欧洲的殖民步伐的，不是门罗那几句狠话，而是游弋在世界各大洋的皇家海军的军舰。皇家海军不放行，谁也去不了美洲。但英国自己还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学者们认为，“门罗主义”之所以成了气候，一是因为美国占据了道德高地，把“反殖民”说得理直气壮，赢得拉美国家的共鸣；二是因为这个原则不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不干涉欧洲事务，不干涉现有的殖民地，没有引起欧洲列强的反感。更重要的是，美国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承认英国的霸主地位，尊重它的游戏规则，愿意与它密切合作。再加上美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凑齐了。门罗和亚当斯把挑战变成了机遇，把一手中等牌打出了上等牌的效果。后来，很多国家都想用山寨版“门罗主义”锁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无一例外都变成邯郸学步，搞得连路都不会走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只看到“门罗主义”的形式，没看到它的灵魂；只看到它的霸气，没看到它的隐忍；只看到它的强硬，没看到它的灵活；只看到它的坚持，没看到它的妥协；只看到它的索取，没看到它的付出。世上哪有光占便宜不吃亏的事？

　　　　随着美国的日益强大，“门罗主义”的功效也日益彰显，它在成功地维护了美国利益的同时，也成功地把拉美变成了美国的后院。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美国的领袖们总能用“门罗主义”解释自己的外交和军事行为。对“门罗主义”第一次真正的考验是1862年到1867年的“墨西哥事件”或“马克西米利安事件”。186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入侵墨西哥，推翻共和政府，立马克西米利安为墨西哥皇帝。当时，美国内战正酣，林肯总统只能对墨西哥表示同情，但爱莫能助。内战一结束，美国立刻以“门罗主义”为由，向墨西哥共和力量提供武器、粮食、人员，陈兵美墨边境。在美国的帮助下，墨西哥于1867年收复首都，处决马克西米利安，赢得了与法国的战争。国务卿威廉西沃德说：“八年前，‘门罗主义’还只是个理论，现在，它已经变成不可更改的事实。”

　　　　19世纪末20世纪初，“门罗主义”成为不容侵犯的原则，英国也不能例外了。1895年的“委内瑞拉危机”是美国第一次因“门罗主义”跟英国杠上了。克利夫兰总统的强硬态度迫使英国同意坐下来与委内瑞拉谈判，和平解决了领土争端。美国的介入，既拉近了它与拉美邻居的关系，也让英国意识到是该尊重美国的地位了，因为此时的美国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1898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以“门罗主义”为借口发动“美西战争”，“解放”了古巴和菲律宾。他还对“门罗主义”做了新的解释：“说话低调一点，手里拿着大棒。”这就是“大棒政策”的来源。后来，“大棒政策”变成“大棒加胡萝卜”，表示“恩威并施”。1902年，加拿大总理威尔弗里德劳瑞尔承认“门罗主义”是加拿大安全的基本保障。他认为，美国海军在太平洋，英国海军在大西洋，跟着这哥俩混，加拿大还需要国防吗？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对“门罗主义”最现代化的运用。肯尼迪总统说：“自从门罗总统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对它进行阐述以来，‘门罗主义’的含义从来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渗入西半球，这就是我们反对正在古巴发生的事的原因”大概“门罗主义”唯一的例外是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战争”。里根政府对英国的军事行动保持沉默，阿根廷当然要倒霉。有时候，美英关系的分量还是可以超越“主义”的。

　　　　对拉美国家来说，也许“门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它们的安全，但它们更担心来自美国的威胁。门罗那几句冠冕堂皇的话在拉美听来就是：美洲是美国的美洲，别人不许插手。当拉美的利益真的受到损害时，美国靠得住吗？它到底是在保护拉美还是在控制拉美？

　　　　随着时代的变迁，“门罗主义”也变换着面孔。有人说它已经死了，有人说它不再适用。也许，只有当危机来临时，人们才会看到，美国是否还有那一份坚持。利益和责任孰轻孰重，就要看领袖们的担当了。

　　　　一切辉煌都有尽头，就像所有的演出都会结束。门罗和他代表的“建国年代”随着“国父”们渐渐远去，美国人将怎样表达他们的崇敬和思念？“国父”们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请看下一个故事：最后的国父。

第99章　最后的国父（）　
除了1819年的经济危机这个不愉快的插曲以外，门罗政府的统治算得上风调雨顺。当1820年的大选来临时，门罗没有对手，他是唯一的总统候选人。这种事只在华盛顿身上发生过。既然如此，门罗应该得到所有的231张选举人票。结果是，他得了228张。为什么呢？其中有两个选举人缺席。另一个，威廉普卢默，把票投给了并非候选人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普卢默的理由是：门罗不错，但亚当斯更好。后人的传说是：普卢默很爱门罗，但更爱华盛顿。如果他把票投给门罗，门罗就会像华盛顿那样成为“无异议”当选的总统。普卢默觉得，门罗再牛也牛不过华盛顿，所以，只好对不起了。无论如何，门罗仅以一票之差无异议当选，这成绩已经让人望尘莫及了。美国政坛从未有过的和谐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美国人对“国父”们的眷恋，他们似乎在竭力挽留着渐行渐远的“建国年代”。

　　　　1776年7月4日，那13个孤悬海外、默默无闻的英属殖民地宣布独立，在新大陆点亮了13束微弱的烛光。当时的美利坚邦联有13个州，200万人口，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1824年，美利坚合众国已拥有24个州，将近1000万人口，5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国父”们预计只能生存20年的国家，跌跌撞撞地走了一程又一程，转眼间就将迎来它的第50个生日。50年的艰辛、痛苦、喜悦、激情在“国父”们的手中变成了美酒，让人们沉醉其中，不愿醒来。然而，大家都很清楚，门罗是他们看到的最后一位“国父”。此后，白宫的主人将是新生代领袖。

　　　　门罗好像很理解大伙的心情。为了庆祝独立50周年，他邀请了一位美国人最爱的客人——拉法耶特。当年，19岁的拉法耶特侯爵为美国而战，为自由而战，他是革命年代最浪漫的代言人，有什么比他的来访更能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呢？法国革命时期，拉法耶特身陷囹圄，他的夫人也差点上了断头台。驻法大使门罗的妻子伊丽莎白去监狱救出拉法耶特夫人，门罗给她和孩子们发美国护照，并派人把他们的儿子“偷运”到美国，交给华盛顿抚养。现在，门罗总统和国会邀请拉法耶特作为“国家的贵客”访问这片他曾为之流过血的土地。

　　　　1824年8月15日，67岁的拉法耶特和儿子抵达纽约。距离他上一次访美（1784年），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他终于有机会亲眼看看，他当年种下的自由的种子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实。本来，他计划用4个月的时间访问最初独立的那13个州。可是，到最后，4个月变成16个月，13个州变成24个州，他的旅程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温暖、最动人的英雄赞歌。

　　　　拉法耶特一踏上纽约的土地，整个城市立刻进入节日状态。礼炮齐鸣，钟声大作，军乐响亮，国旗飞舞，成千上万人在港口迎接。纽约人上次见到这个阵势还是在1789年华盛顿就任第一任总统的时候。拉法耶特从百老汇走向市政厅的那一路，上百万的花瓣满天飞，就像今天时代广场跨年夜的“彩纸秀”。纽约把调子定得这么高，各个城市随即展开激烈的竞争，看谁搞得更隆重。波士顿在拉法耶特进城的路上搭起一个巨型拱门，费城说一个拱门算啥？我盖13个，象征当初独立的13个州。每一个城镇和乡村，不管烈日当头还是大雨倾盆，人们都会等待好几个小时，只为见他一面，握一下他的手。退伍老兵们含着眼泪亲吻他、拥抱他，母亲们把孩子抱到他面前请求得到他的祝福。美国人如此热烈地庆祝拉法耶特的归来，实际上也是庆祝他们自己的国家。拉法耶特说的每一句话都在提醒他们，他们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因为他们是当时唯一有权选择自己政府的民族。拉法耶特是他们的英雄，是他们的“国父”，是早已远去的华盛顿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儿子”，拉住他那双曾被华盛顿拉住的手，就是拉住了历史的衣袖。让思念多停留片刻吧。

　　　　在北方访问了两个月后，拉法耶特于10月12日来到首都华盛顿。24个少女，代表24个州，引领他走向国会山。少女们身穿白色的连衣裙，系着蓝色的围巾，手捧鲜红的玫瑰花。蓝、白、红，是拉法耶特亲自选定的法国国旗的颜色，也是美国国旗的颜色。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革命的理想，也是美国革命的理想。47年前，不正是共同的理想让那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舍弃荣华，远渡重洋，在新大陆挥洒他的青春和热情吗？国会大厅里，按照当年的样子搭起华盛顿的军帐，只为让拉法耶特重温他和他的总司令一起度过的炮火和硝烟。所有的国会议员都向他表达了崇敬和祝愿。

　　　　从国会出来，拉法耶特走向他的老朋友的家：白宫。白宫的简单和低调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与欧洲宫廷形成鲜明的对比。没有衣着华贵的仪仗队，只有一个仆人为他打开大门。总统和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在等他。没有一个人穿金挂银，每一个人都带着微笑。门罗紧紧地拥抱他的战友和朋友，两人的眼里都是泪水。最后一位来自革命战争的总统和最后一位华盛顿麾下的将军重逢了，这一刻是上帝的恩赐。门罗说：“我非常希望你能下榻白宫，但我知道，首都的人民需要你。他们说你是国家的客人，他们有权好好款待你但我仍然希望你把我的家当成你的家。我的餐桌上随时准备着你的餐具，只要你没有其他安排，就请来与我一起用餐。”第二天，拉法耶特父子与门罗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女儿女婿共进早餐。晚上，门罗设国宴款待拉法耶特，在座的有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国会领袖。国务卿亚当斯10岁随父亲去法国时就认识了拉法耶特，曾多次与他一起吃饭和讨论各种问题，两人交情匪浅。约翰马歇尔也是拉法耶特的故交，他出使法国时与拉法耶特过往甚密。时隔25年，他们又见面了，故友重逢的喜悦千金难换。

　　　　然后，拉法耶特去了弗农山庄。他在华盛顿和玛莎的墓前独自静静地坐了一个小时，回忆着他们一起流的每一滴眼泪、一起绽开的每一个笑容。在别人眼里，华盛顿是神，是总统，是总司令；在拉法耶特眼里，他是朋友，是父亲，是兄长。也许，不久，他们将相约在天堂。

　　　　从弗农山庄出来，拉法耶特开始访问南方各州，他的每一个足迹都是那个激情岁月的见证。10月19日，“约克镇战役”的胜利日，拉法耶特来到当年的战场。这是独立战争的最后一战，他是“约克镇战役”的第一功臣。但是，他再也看不到那两个舍生忘死跟敌人拼刺刀的小伙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劳伦斯了。在里士满，这个拉法耶特曾与英军将领本尼狄克阿诺德和查尔斯康沃利斯周旋的地方，他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双面间谍”——詹姆斯阿米斯代德。正是这个黑人青年奋不顾身的奉献确保了约克镇的最后胜利（参看048走向约克镇）。

　　　　11月，拉法耶特来到蒙蒂塞洛，拜访他的老朋友，81岁的杰斐逊和74岁的麦迪逊。在法国革命爆发的最初的日子里，驻法大使杰斐逊与拉法耶特一起讨论人权宣言。它是拉法耶特的杰作，也是法国革命最宝贵的财富。那闪光的语言，那红色的梦想，点燃了每一个年轻的生命，也点燃了一个沸腾的时代。拉法耶特在蒙蒂塞洛住了十天，老哥几个有说不完的话。他们都知道，来日无多，这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相聚。

　　　　随着冬天的来临，天气变得恶劣，道路变得难行。拉法耶特回到华府，在首都度过了三个月的寒冬，也见证了建国以来最肮脏的总统大选。在无数的阴谋和交易之后，约翰昆西亚当斯当选为第六任总统。拉法耶特的存在似乎缓解了政治斗争的痛苦，因为，只有他能提醒敌对双方，世上还有比仇恨更重要的东西。

　　　　1824年12月7日，门罗向国会递交了他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国情咨文。在文章中，他伤感地说：拉法耶特在法国革命中几乎被剥夺了全部家产，如今生活窘迫。他希望国会能报答拉法耶特为美国革命做的牺牲和贡献。12月10日，国会通过决议，奖励拉法耶特2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大约400万美元），外加佛罗里达塔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