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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故事-第1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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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商看上去可恶，却是交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首先，他们在转卖之前一般会对土地进行规划和改良，修建基础设施，无数的城市和村庄都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他们是城镇化的主力。其次，中间商提高了地价，限制了小买家的购买力，也限制了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中间商本身的信用和对市场的预期能力远远超过小买家，从某种程度上稳定了市场。但现在，所有的人都买得起大片土地，农产品价格飙升又让所有的人觉得只要买地就能赚钱。土地不再是用来种的，而是用来炒的，人们争相借钱买地，土地债从1815年的300万美元上升到1817年的1700万美元，那被贪婪点燃的欲望让整个国家陷入炒地狂潮。“1819年大恐慌”说到底就是由土地泡沫的破灭引起的。另外，低廉的地价让人们购买了自己根本种不过来的土地，客观上促成了奴隶制的扩张。
在土地之后，我们需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是银行和金融制度。1811年，第一个“合众国银行”（中央银行）被终结。同时被终结的，还有中央银行的融资和监管功能。战后重建急需资金，没有了中央银行，这笔钱从哪借？答案是：私人企业和私有银行。这期间，好几百家私有银行在各州注册。这些银行大多对公众非常友善，不必满足苛刻的条件就能贷到款。它们这样做，一是为了满足“土地热”对钱的巨大需求，二是体现了共和党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共和精神”。可是，银行并没有那么多贵金属，它们拿什么放贷呢？办法很简单：印钞票。只要几张纸和一台印刷机就够了。
虽然铸硬币（金币、银币）的权力仍然属于联邦的铸币厂，但各州的私有银行纷纷推出自己印的“银行本票”，代替硬币在市场上流通。“银行本票”是银行保证支付的承诺。比如，银行的保险箱里有价值100万的硬通货（如英镑和美元金币）或贵金属（如黄金），它就发行面值100万的“本票”，这些本票实际上就是纸币。你任何时候都可以拿着这些票据到银行换贵金属或硬币，银行保证兑现，本票流通凭的是银行的信用。由于纸币或本票用起来很方便，大家又很信任银行，不太可能出现所有的人同时到银行兑换贵金属或硬币的情况。所以，银行发行的本票数额通常高于实际的硬通货存款或贵金属，只要维持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了。那么，问题来了。
战后，大家发疯一样买地，发疯一样借钱，银行也就发疯一样贷款，发疯一样印票子，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贵金属？经济形势一片大好，银行本票畅通无阻，投资还来不及，谁能想得起来去换硬币？但是，由缺乏监管导致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精英阶层的警惕。在他们的努力下，1816年2月，麦迪逊总统签署银行法案，“第二合众国银行”诞生了，为期20年。1817年1月，当复活后的中央银行开始履行监管职责时，它才发现，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没有中央银行的日子里，联邦政府收上来的税存在哪？当然是各州的私有银行。如今，中央银行对各州的银行说：你们把税金都交给我吧，我只要硬通货。各州一听就傻了：硬通货俺没有，票子倒是一大堆。大伙赶紧组团去跟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谈判，说能不能缓缓，等俺收收债再说？经济这么好，数钱数到手软，你担心个啥？我们的本票好用得很，跟真金白银没区别！合众国银行行长是威廉琼斯。他当上这个行长不是因为他是银行家，而是因为他有政治背景。既不专业又不强硬的琼斯被银行团说晕了，不但推迟他们上交税金的日期，还接受了他们的票据。到最后，连合众国银行也开始发行本票，像其他银行那样深深地卷入房地产生意，因为它确信它最终能从各州的银行那里拿到足够的硬币。
就这样，气球越吹越大。终于，到1818年，中央银行忍不了了，各州的银行也忽悠不下去了。因购买路易斯安那而发行的外债到期，必须用硬通货还本付息。8月，合众国银行宣布，停止接受各州银行的本票，所有欠合众国银行的钱只能用硬币偿还。这一下就捅破了一个大泡沫。
屋漏偏逢连夜雨。1819年年初，英国大幅度减少从美国进口的棉花，因为它找到了更好的货源：印度棉花。印度不仅棉花产量高，而且离英国近，运费便宜。欧洲的农业也缓过劲儿来了，不再需要从美国进口那么多粮食。英国的棉花价格从每磅33美分降到每磅14美分，其他农产品也像棉花一样暴跌50％。那些下了大本钱投资在土地上的美国人忽然发现，他们的地一夜之间贬值50％～75％。东西卖不出去，地也卖不出去，银行催着要债，这不是逼人上吊吗？至此，危机全面爆发。
各州银行为了还中央银行的钱，也宣布只收硬币，所有的债权人都向债务人讨硬币。债务人到哪去找硬币？拿着票据去银行兑呗。挤兑风潮席卷各州，你就算把银行拆了也拿不到硬币，那些票子都成了废纸。结果是，企业关门，银行倒闭，城市居民失业，农民破产，经济萧条。在费城，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失业，1800人被关进债务监狱；在纽约，1300多个家庭流离失所，孩子们缺衣少食，父亲们甚至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出去工作。在辛辛那提，二分之一的房贷来自合众国银行。当房奴（地奴）们无法还贷款，银行拍卖房产和土地的收入只有原价的二分之一。各地的债务官司都堆上了天。宾夕法尼亚一个州一年就有15000个债务纠纷，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地方法院一期就得处理500多个债务案子。债务人一般是农民和卷入土地交易的人，债权人一般是合众国银行和各州的私有银行。难怪大家惊呼：整个社会都要被鲨鱼群（银行）吞掉了！而最大的那条鲨鱼就是中央银行！
其实，跟美国后来遭遇的危机比起来，1819年这一次简直是小菜一碟，但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尝到“恐惧”的滋味。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国家已经迈进现代经济的大门，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他们不知道，他们从此进入从繁荣到幻灭的永无尽头的循环周期，这是“新常态”。新大陆将像旧大陆那样在资本主义带来的“惊喜”和“惊叫”中冲向不可预测的未来。
正因为是第一次，中央银行像所有的人一样蒙圈，它在危机中表现得非常不专业，甚至起到加重危机的作用。虽然危机的元凶是土地泡沫和各州私有银行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但大伙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合众国银行，因为它是危机的导火索。正是合众国银行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停止接受各州银行的票据引发了铺天盖地的“恐慌”情绪。新司机刚上路，一脚刹车踩得太急，车上的人又没系安全带，不撞个头破血流才怪。危机爆发后，合众国银行一点也没尽到中央银行应尽的责任，没有通过货币杠杆平复动荡，反而像私有银行那样只顾充实自己的金库，收紧货币政策，变本加厉地逼迫各州银行和所有的债务人上交硬币。结果，中央银行保全了自己，坑苦了全国人民。看看今天的美联储是怎样熟练地运用货币政策管理危机的，你就会发现，合众国银行根本不会玩。经济繁荣时，中央银行应该“紧缩”，减少货币发行量，给经济降温；危机来临时，它应该“量化宽松”，适当地多印点钱，刺激消费和投资。这叫“逆向操作”。可是，合众国银行的做法正好相反。大家开派对，它跟着一起狂欢；大家遭了难，它捂紧自己的钱包，不但不救济，还抢了大家一把。汉密尔顿当政时也有几次经济和股市动荡，他就是通过逆向操作（公开市场业务）把事情摆平的。可惜，在他之后，没人懂得这个道理。合众国银行疏于监管在先，操作不当在后，这样当“家长”岂能服众？难怪各州纷纷拿中央银行开刀。
门罗政府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各州只能自己想办法。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立法免除债务人的义务。只要债务人宣布破产，欠的钱就不用还了！最省事的办法是关闭州法院，让债权人没法告状。没法告状就没法讨债，多简单！最粗暴的办法是逼着债权人接受银行票据，要不要随你，反正俺没硬币。最解恨的办法是取缔所有的银行。你们这些吸血恶魔，早就该死了！我们要造反！我们要革命！人们忽然又想起杰斐逊的“农业共和国”，自给自足，与世无争，多美！什么世界贸易，什么“美国体系”，见鬼去吧！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东西，“1819年大恐慌”留给人们更大更长远的影响是在心里。混乱、无助、绝望、愤怒，这一切不仅引起人们对联邦政府的不满，更启发他们为自己思考。“共和”是否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精英”能否为大众谋幸福？普通人的声音怎样变成当权者的声音？普通人的权利怎样变成国家的法律？“国父”们代表的旧制度似乎解决不了新问题，一个新模式、新思维悄然兴起，它的名字叫“民主”。你也许会说，美国难道不是个“民主”国家吗？当然不是。“国父”们从来没想建立民主的国家，他们想要的是“共和”的国家。不管联邦党与共和党多么针锋相对，他们都出自同一个理想——共和主义，他们都信奉同一个理念——精英治国。他们都视民主为“暴民政治”，他们都不相信普通人的智慧。现在，在天崩地裂的现实面前，每个人都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要求，每个人都有改天换地的愿望。这种要求和愿望将变成美国人对未来政治制度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将着落在一位领袖身上。他是谁？他将为美国带来什么？那是我们以后的故事。
在动荡不安的时刻，在人心惶惶的关头，在所有的人都有打砸抢的冲动时，我们千万不要忘了，美国不是一个由暴民建立的国家。那七位最重要的“国父”中有五位是律师（知道他们是谁吗？），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新国家是律师的杰作。律师们也许平时是隐形人，你不会想到他们。但每当人民发高烧时，出来泼冷水的总是律师。1819年，律师们的责任变得无限大，因为国会和总统都瘫了。谁是天下律师的“首领”？当然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他和他的法庭决心像当年阻击杰斐逊的“1800年革命”那样，阻止美国人打土豪分田地，也阻止肆无忌惮的民主进程。
1819年，“马歇尔法庭”连着判了三个“地标式案例”，铁了心给人民群众添堵。这一年也成了最高法院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就让我们看看法院是怎样在沸腾的世界中岿然不动的。
第一个是“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今天的达特茅斯学院是常春藤盟校，世界一流学府，但181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只是新罕布什尔州的一所小私立学院。谁也没想到，这个小学校的诉讼案远远超出了高等教育的范畴，竟然成了美国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案例，因为它定义了“公司”的本质。
达特茅斯学院建于1769年的新罕布什尔殖民地，是以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的名字命名的。像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及其他私立大学一样，达特茅斯由投资人选出的董事会（校董）管理。像其他新英格兰人一样，达特茅斯的校董们基本上是倾向联邦党的。1816年，共和党人威廉普卢默当选州长。他第一个就看达特茅斯学院不顺眼，认为它是“共和精神的敌人”，一定要改造改造它！同年，新罕布什尔州议会通过法律，修改学校的章程，由州长指定校董（伍德沃德是州长任命的董事会的头），并打算把校名从“达特茅斯学院”改为“达特茅斯大学”。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把达特茅斯学院从私立大学改为公立大学，让高等教育变成大众的选择，而不只是一小撮精英的俱乐部。
州长的崇高理想从一开始就遭到达特茅斯学院的顽强阻击，谁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董事会雇了个达特茅斯的毕业生，他是当时还不怎么惹眼、日后却名满天下的律师——丹尼尔韦伯斯特。此案让韦伯斯特一战成名，并进入政坛，成为与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齐名的“三巨头”之一。韦伯斯特既不是校董，也不参与学校的管理，但他在母校最需要他的时候挺身而出，为达特茅斯的儿女抗争。在州法院受挫之后，韦伯斯特把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韦伯斯特在最高法院的这场辩论可以说是司法史上最动人心弦的一刻，他的声音、口才、姿态、手势和他尽全力压抑着的强烈情感，征服了所有的心，把马歇尔和他的大法官同事们听得眼里全是泪，更甭说那些比法官泪点低得多的听众了。在他的演讲结束后的几分钟内，大厅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需要一点时间从震撼中清醒过来。那段被视为达特茅斯学院“不朽之精神”的话是：
“先生，这是我的案子。它不只是这个谦卑的学校的案子，它也是这片土地上所有学校的案子先生，你可以摧毁这个小学校，它是那么脆弱，它就在你手中。我知道，它是我们国家知识的地平线上最弱的那盏灯，你可以把它扑灭。但是，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要继续做下去！你要一个一个地消灭所有照亮我们大陆一百多年的更明亮的灯光！先生，如我所说，它是一个小学院，但有人爱它！”
1819年2月1日，马歇尔宣布了法院的判决（六位大法官对此案的意见是5：1）。这个案子要回答的问题是：达特茅斯学院的组织方式“公司”是受宪法保护的私人组织还是受立法权控制的公共机构？公司章程是不是合同？达特茅斯学院的章程能不能被州议会修改？首先，马歇尔说，达特茅斯的组织章程是合同。那么，它是私人之间的合同还是政府授予的合同？答案是，它是私人的合同，因为它的信托人不是政府官员。接着，他说：“教育是国之重器，是立法权应该关心的问题。政府可以建立教育机构，把它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任命官员管理学校，这些都无可置疑。但达特茅斯学院是这样的机构吗？它的教育是由政府控制的吗？它的教师是政府官员吗？它的经费来自政府吗？”对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关于“公司”的性质，马歇尔的定义是：“公司是一个看不见的、无形的‘人’，存在于法律的概念中。它是永恒的、个体的它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像自然人那样行使自己的权利。”正因为是“人”，公司的行为就是私人行为，公司的财产就是私有财产。建于1769年的达特茅斯学院本质上是私人公司，它是达特茅斯的信托人与英王乔治三世之间的合同。现在，虽然美国已不再是英王的殖民地，学院的章程也从英王的授权变成新罕布什尔州政府的注册，但程序的改变不能把一个私立机构变成公立机构，也不意味着州政府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宪法第一条第十款（“合同条款”）规定，政府不能通过任何破坏合同义务的法律。新罕布什尔州的立法与宪法相悖。达特茅斯学院胜诉。
对达特茅斯学院来说，这是甜蜜的胜利。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来说，这是自由的赐福。如果一个私立学校可以被随意改成公立学校，今天的美国还会有常春藤联盟吗？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缺一不可，怎能互相替代？当然，这个案子之所以如此重要，可不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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