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故事-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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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起诉的事件和理由。政府凭虚拟的推断指控被告，它指控的事件与证人的证词不符，违反了第六修正案。这种指控不可接受。

　　　　马歇尔重复了他在预审中的观点：阴谋叛国和实际叛国是两码事。宪法的制定者故意提高了叛国罪的门槛，制定了严格的证明叛国罪的标准，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这种指控会变成政治工具的危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英国普通法造成的冤案。

　　　　至于在“伯里曼案”中最有争论的那段话，马歇尔轻描淡写地化解了矛盾。他既没像“伯尔队”期待地那样承认错误并推翻自己以前的结论，也没像“国家队”希望的那样死鸭子嘴硬。他只是说：“我的意思被误解了。”不是我说错了，是你们听错了。大法官耍赖皮，别人只能哭晕在厕所，有什么办法？关于“推定叛国”，他也一笔带过：“这个问题应该由最高法院讨论。”我们地区法院就不多说了。

　　　　判词的最后一段是专门写给海伊和他背后的总统的，回应他们的威胁：“法院不敢擅权，但同时，它也不敢逃避责任。”当它必须在履行职责和逃避责任之间做选择时，谁会犹豫呢？他其实没必要用这种挑战性的语言，因为他的决定本身就表明了他的态度：“判断证人和证据的可接受性是法院的天职。”通过对双方论点的考量，我们同意被告的提议。“任何证明被告在布伦纳哈塞特岛以外的行为的证词都是无效的，因为这些证词不能证明战争行为本身，与本案无关。”既然政府无法证明伯尔的战争行为，就没必要再叫其他证人了。海伊真够倒霉的。准备了140个证人，只用上14个，这14个人的大部分证词还被判无效。

　　　　然后，马歇尔把案子转给陪审团：“陪审团已经听到了法院对此案的意见。这就是适用于本案的法律。他们将用这个法律对照事实，凭他们的良知判断被告是否有罪。”他宣布休庭，等陪审团的结论。第二天一早，陪审团递交了他们的结论：“根据提交给我们的证据，我们认为阿伦伯尔无罪。”伯尔还不高兴：这算什么？有罪无罪就俩字，你们怎么这么啰唆？还加一大堆条件，好像你们不情愿似的。马歇尔看打架已经看够了，他一锤定音：这个结论有效，等同于无罪。折腾了半年的“伯尔叛国案”总算落幕。

　　　　9月9日，法庭开始审理对伯尔的重罪指控。六天后，海伊要求撤销起诉，解散陪审团，因为50多个证人似乎都在证明，伯尔的计划是，如果美国对西班牙开战，他就带人攻打墨西哥，否则，他只想和平地移民。这跟破坏两国邦交没关系。伯尔反对海伊的要求，他坚持要陪审团做出裁决后才能解散。马歇尔同意了伯尔的请求。最后，陪审团再次判伯尔无罪。至此，政府对伯尔的指控以完败告终。

　　　　“国家队”的惨败一点也不意外。除了案子本身的特点外，“伯尔队”的实力在那儿摆着。威克姆的稳重，伦道夫的优雅，马丁的雄辩，伯尔的智谋，他们都是当时最好的律师，当之无愧的“梦之队”。他们死咬的两点，叛国的定义和政治迫害，深深地打动了马歇尔，因为这也是他的忧虑。当然，马歇尔不是一般的法官，他的权威决定性地影响了案件的结果。“国家队”连上诉的念头都没起，他们知道，即使到了最高法院，还不是又落到马歇尔手里，费那劲有意思吗？

　　　　法庭内外对“伯尔叛国案”的反应异常激烈。当伯尔走出法院时，很多人向他欢呼，他们在庆祝人权的胜利。但更多的是愤怒。报纸的宣传早就让人认定伯尔有罪，法院袒护敌人，我们不答应！在巴尔的摩的抗议集会上，马歇尔的肖像被做成纸人，吊起来烧；共和党报纸纷纷谴责马歇尔，说他为党争放弃原则，与人民为敌。马歇尔身心疲惫，案子一结束，他就带着妻子到乡下度假去了。他是豁达之人，这点事不会放在心上，但他对朋友说，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最不愉快的案件。

　　　　那么，杰斐逊冤枉了伯尔吗？也许没有。马歇尔错放了罪犯吗？很有可能。伯尔的行为让人无法相信他无辜，但也无法证明他有罪。在“无罪推定”的前提下，伯尔不必证明自己无辜，但政府必须证明他有罪。当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时，案子就是这个结果。我们只能猜测他有叛国的意图，但意图不是罪，言论不是罪，只有行动才是罪。这是宪法的定义，也是马歇尔的理由。正如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那样，马歇尔极为狭隘地解释了宪法，让叛国成为最难被证明的罪。从此，总统、国会和任何政府机构休想用叛国罪迫害他们的政敌或普通公民。就为这，美国人应该永远感谢马歇尔。你根本无法想象，当你成为“国家的敌人”，会有多少可怕的事发生在你和你的家人身上。当人们回头再看这个案子时，伯尔是否有罪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政府能否为了正义的目的不择手段？法制能否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这才是此案留给世人的启示。也许马歇尔没想太多，也许他不知道这一个又一个案例对后世意味着什么，但正是他在长达34年中积累的519份判词和对1000多个案子的审理，定义了美国的司法制度，也揭示了法治的真正追求。

　　　　也不能说杰斐逊对伯尔的穷追猛打完全出于私利或政治迫害（虽然他“未审先判”确有政治迫害的嫌疑），他与马歇尔的矛盾主要来自对政府的理解的不同。他们都宣誓效忠宪法。杰斐逊在捍卫“我们人民”，马歇尔在捍卫宪法本身。杰斐逊不是魔鬼，马歇尔也不是天使，他们都在为正义而战，也都在为权力而战。杰斐逊认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至高无上；马歇尔认为政府是法的政府，宪法至高无上。杰斐逊想让法官变成民选官员，为人民负责；马歇尔认为民意不是真理，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保护自由。他们的分歧和争斗诠释了三权分立，让新大陆真正领略了“制约与平衡”的意义。

　　　　当海伊告诉总统，陪审团判伯尔无罪，杰斐逊说：错！不是陪审团判伯尔无罪，是马歇尔判他无罪。陪审团被马歇尔绑架了！他让海伊把140个证人的证词全部整理好，交给国会。既然法院不能伸张正义，我就要让国会伸张正义，让人民伸张正义。在给国会的信中，杰斐逊说：“你们应该能看到问题到底出在证据上，法律上，对法律的管理上，还是别的方面。立法权应该能修补这个缺陷。”总统的话说得够直白了：你们给我办两件事，一是修宪，废除司法独立；二是弹劾马歇尔。独立宣言的作者似乎忘了他曾向全世界宣告的人权和自由，为除异己不择手段，而几乎从来不谈人权、只关心保护私有财产的马歇尔倒成了人权的守护者，你见过这么奇怪的事吗？

　　　　尽管总统的意思很清楚，但国会没理这个碴儿。不是议员们不想理，是因为他们太忙了，实在没工夫陪总统玩。是什么事让国会焦头烂额？他们将怎样应对危机？请看下一个故事：禁运。

第88章　禁运（）　
1807年，为了“伯尔叛国”的案子，杰斐逊总统和马歇尔大法官死掐。9月，当案件以政府的惨败告终，杰斐逊要求国会考虑修宪，废除司法独立。但是，国会听而不闻，因为眼下还有比替总统约架更重要的事。事实上，国会已经乱成一锅粥。造成这乱局的，是让大家又恨又怕的英国，具体地说，是皇家海军。1807年6月22日，在离弗吉尼亚海域不远的地方，英国军舰“豹号”拦阻美国海军“切萨皮克号”，要求登船搜寻逃兵。美国舰长拒绝合作，“豹号”便向“切萨皮克号”开炮，打死3人，伤18人。无奈之下，“切萨皮克号”投降。英军登上美国军舰，抓走4个水手，说这4个拿着美国护照的人是英国逃兵。在完成这一系列动作之后，“豹号”扬长而去。这个事件让整个美国炸开了锅。太欺负人了！我们跟他们拼啦！各地的请愿书雪片一样飞进白宫和国会，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向英国讨回公道。上哪讨公道去？弱国无外交，这不是明摆着？这事儿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要是有办法，还用等到现在？一切祸患来自美国完全不能控制的根源：拿破仑战争。

　　　　关于拿破仑战争的开始，学者们没有统一的意见，大部分认为始于1803年。这一年，英国对法宣战，结束了欧洲大陆短短18个月的和平。1804年，拿破仑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同年，英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俄国等组成第三次反法同盟。在大陆上，法军有如神助，打得盟军稀里哗啦；但在海上，拿破仑的运气就没那么好了。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纳尔逊海军上将率英国皇家海军大败法西联军，不仅彻底终结了拿破仑入侵英国的梦想，也确立了“海上霸主”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第三次反法同盟失败了，但拿破仑很清楚，他控制不了海洋。现在，他的策略已不是征服英国，而是与英国平分天下：我承认你是海上老大，你承认我是欧陆霸主。英国说：想得美！我要的是大陆均衡，岂容你一家独大？1806年，英国与普鲁士、瑞典、俄国等组成第四次反法同盟，不把拿破仑打趴下不算完。这一通折腾中最倒霉的当然是欧洲人，第二倒霉的就是美国人了。

　　　　英国军舰封锁了欧洲的主要港口，法国军队封锁了欧洲大陆的主要贸易通道，这下可苦了只想埋头挣钱的美国。从华盛顿开始，“中立”就是美国严格奉行的外交政策。那么，问题来了。英国认为中立是不能跟法国做生意，法国认为中立是不能跟英国做生意，美国认为中立是可以跟全世界做生意。结果是：英法都认为美国违反了中立立场，美国认为英法都侵犯了中立国的权利。英法的理由很简单：我不能让中立国打着中立的旗号资助我的敌人。美国的理由也很简单：自由船运自由货，你管得着吗？在这种自说自话的情况下，只有一种东西说话算数，那就是实力。1803—1812年间，英法争先恐后地在海上劫持中立国的商船，特别是美国商船。法国劫了500多艘，英国效率更高，劫了900多艘。打仗嘛，都需要钱，生意又不好做，能抢多少抢多少呗。

　　　　劫财倒不是最让美国人生气的，更让他们不能忍的是劫人，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故事开头看到的那一幕。劫人的事主要是英国干，因为它需要水手。1807年，皇家海军共900多艘船，需要十三四万名水手。英国本土的人能上船的都上船了，殖民地人也征了不少，还是不够。海军是个技术活，从田间地头随便弄个人肯定玩不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海上抓壮丁。皇家海军为何偏爱美国人呢？一是美国无力反抗，二是美国水手质量高。美国人不就是英国人嘛，他们拥有英国人的航海经验，也拥有英国人对大海的悟性和激情，把他们抓来直接上手，根本不用训练。开始的时候，皇家海军真是抓逃兵，后来变成抓跑到美国并入了美国籍的英国人，再后来抓所有不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到最后干脆连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也抓了。英国舰长说，我们听不出美国口音和英国口音有啥区别，反正想抓就抓，你还敢说“不”？

　　　　碰上英法这两个恶霸，商人成了高危职业。偏偏美国人又不安分，总想“富贵险中求”，拼命出海，被欺负了就回来控诉，搞得全国上下群情激愤，杰斐逊政府到了做选择的时候。这一幕一点也不陌生。1795年，杰伊条约前夕，气氛跟现在完全一样，联邦政府面临的困境也一样。不一样的，是白宫的主人。不管杰斐逊多么心高气傲，也不管他多么反对华盛顿，他不能不承认，“丧权辱国”的杰伊条约为美国带来了十年的和平与发展，那是美英贸易最顺利、最兴旺的十年。当年的华盛顿冒着被全国人民喷死的危险，顶着“卖国贼”的帽子，在杰伊条约上签字。他在势不两立的英法之间选择了英国，因为那是美国的利益所在。1800年，全国人民又嚷嚷着要跟法国拼命。亚当斯豁出去不当总统也要与法国和谈，避免了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如今，前两位总统忍辱负重换来的稳定和繁荣再次面临考验，杰斐逊将如何取舍呢？

　　　　第一步，当然是外交努力。1805年，杰伊条约到期。杰斐逊派威廉平克尼为特使去伦敦，与驻英公使詹姆斯门罗一起跟英国谈判。门罗在1803年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之后被任命为驻英公使，这对一向亲法的他来说还是挺有挑战性的。他当驻法公使的时候把法国捧上了天，对英国深恶痛绝。但是，自从当了驻英公使，他似乎理解了英国。对英国在海上抓人的做法，他一再跟总统和国务卿说，不要指望英国通过正式的条约宣布停止抓人，我们只能争取英国政府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逐步减少这种事。门罗和平克尼辛辛苦苦忙活了好几个月，终于在1806年12月31日草签了一份条约：门罗…平克尼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杰伊条约的续集，内容跟杰伊条约几乎一模一样，承认了英国对“中立”的解释，也没有阻止英国抓壮丁。也许真正跟英国谈过之后，门罗才知道当年的约翰杰伊是多么不容易，也认识到他自己对杰伊条约的无情攻击是多么幼稚。他再也不是那个空谈“主义”、不切实际的极“左”分子了。

　　　　门罗活明白了，杰斐逊可没有。1807年3月，门罗…平克尼条约传到白宫，杰斐逊气疯了。华盛顿愿当卖国贼，我可不想！我为杰伊条约跟华盛顿打得你死我活，你现在让我续约，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杰斐逊压根儿没把这份条约往参议院送，直接拒绝了。当国务卿麦迪逊把总统的决定告诉门罗，门罗郁闷难当，启程回国。杰斐逊和麦迪逊都跟门罗是好朋友，他们的决定对事不对人，但门罗很生气，觉得这俩不信任自己。而且，他认为，总统这么干脆地拒绝条约，主要是为保护麦迪逊在“共和党”内的地位，怕自己的风头盖过这位“钦定”接班人。其实，门罗想歪了。麦迪逊的威望根深蒂固，岂是一纸条约可以改变的。杰斐逊没有察觉到门罗的情绪，直到门罗决定与麦迪逊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他才意识到，他的朋友受伤了。他给门罗写了好几封信，详细解释决策的理由，表达对他一如既往的爱和信任。杰斐逊的真情感动了门罗，也挽救了他们的友谊，但不意味着门罗与麦迪逊和好如初。他们俩整整三年没见面也没联系，到1810年才和解，那要归功于麦迪逊宽广的胸怀。

　　　　好了，跟英国没的说了，跟法国也谈不到一块儿去，咋办呢？杰斐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琢磨出一套让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的办法：全面禁运。他的逻辑是这样的：英国人、法国人所有的欧洲人，都要吃饭，他们都需要美国的粮食。咱禁止一切海外贸易，不卖给他们粮食，也不买他们的制成品，他们会饿死，他们的贸易会玩儿完。到时候，他们就得给咱下跪，求着咱开关通商，那多扬眉吐气。再说，咱们“农业共和国”自给自足，不愁吃不愁喝，关起门来自己过不挺好吗？咱不出海，谁也劫不了咱的人和货，咱不就不受欺负了？这一招儿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太棒啦！

　　　　1807年12月22日，在总统的推动下，共和党控制的第十届美国国会通过了禁运法案。杰斐逊当天就签了字，使它成为法律。该法案禁止任何美国船出海，也禁止任何外国船停靠美国港口，除非得到总统的特许。说白了，就是闭关锁国。你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