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明摄政王-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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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时的情形相比。

　　　　就以在皇极门不远的文渊阁来说，这内阁制度在明末已经早就成熟，神宗年间相隔不远，当时神宗和文官集团斗争，除了军政要务及时批复外，很多按惯例办理的事，索性就不理会。而朝野之间其实是相安无事，天下太平，并不是后世所说的那样，明亡于神宗，这其实是对内阁制度的一种侮辱和轻视了。

　　　　该补官就补官，该如何就如何，地方上事不行，是明朝官僚体系和财政制度不行，在内阁制度下，这辆破车已经是尽可能的一直往前了，又能办事，且不能威胁皇权，内阁再权重，也不是真正的宰相，相权是怎么也重不起来。

　　　　简单的例子，唐时宰相分别执掌中书省，中书令领导中书舍人等侍诏的官员，中枢政令，就尽由中书所出。

　　　　左右仆射，则领尚书，六部就是宰相直领，凡事直接对宰相负责，是宰相的属官。

　　　　中书令为中，仆射，参知政事为辅助，名实核一，唐时的宰相办事顺畅，一经大拜，就是极有权势，所以李林甫之类的权相，足以制衡天下。

　　　　至宋，因为唐时宰相权重，大宋艺祖则又叠床架屋，将宋朝官制改的乱七八糟，但凡政事，皆出两府，而宰相仪同三司，佚高权重，尊礼尚在亲王之上，礼绝百僚，论起权力，尊荣，其实也不在汉唐之下。

　　　　只是到了明时，朱元璋权力欲太重，而汉人王朝经过百年蒙元统治，浸沾胡风，以前的一套没有传承下来，朱重八在很多事上都是想当然耳，完全的胡来。

　　　　革除千年以降的宰相制度，就是一个十分明显的想当然和败笔。

　　　　因为老朱显然忽图了一件事，就是他的后代子孙，绝没有他的政治手腕和狠辣的心肠，更没有他一天干足十几个小时而不疲惫的强悍精神。

第370章　内阁（2）（）　
经过调整再调整，内阁终于成型。

　　　　这个机构，算是名不正言不顺，宰相不是宰相，但好歹是国家的中枢机构，自有一定之规。而大学士加尚书，也就算正经管到了六部，权力也就自然巩固了下来。

　　　　现在这个时候，大学士刘宇亮名义上还是首辅，不过所有人都是知道，这位刘阁老是已经失宠，下台是迟早的事，就是看是今年下半年，还是明年上半年了。

　　　　如果不知机，还要赖在这个位置上，怕是下场都不会太妙。

　　　　皇上这执政十来年，除了早年是几个知名的东林党老人外，真正信任和重用的就只是有两个。一个是温体仁，一个便是东林党的周延儒。

　　　　除此二人之外，也就还有一个杨嗣昌，但杨嗣昌崇祯是在军务上任他，真正的国家大政，事事倚重的，还就是温体仁和周延儒这两个。

　　　　要说起来，这两人又偏是生死对头。

　　　　周延儒是东林首领，东林党最擅内斗，他的党争功夫，自是不必提了。

　　　　温体仁当然也不是善人，崇祯年间，能混到内阁首辅，还独自专权数年，哪怕被攻讦退位，推荐了一个薛国观后，崇祯照样是最信任这充分说明了温体仁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也正是东林一派，最为担心的事。

　　　　他们是拼力攻击，把温体仁说的十分不堪，但很多罪状都是因缘附会，根本不值得推敲，真正叫温体仁去职的，还是崇祯天生的帝王心病，担心臣下久为辅臣，会经营势力，威胁皇权，而不是对温体仁失去了信任的原故。

　　　　论说起来，相比办事，周延儒连温体仁一个脚指头也不如。

　　　　朝中之事，真正有担当，并且愿与皇帝站在一个阵营，苦心孤诣的解决问题和麻烦的，也就是温体仁和薛国观几个。

　　　　饷和兵，是崇祯末世的最要紧之物，但在东林那边，一提起饷兵之事，便是叫皇帝修仁德。

　　　　天灾示警，是皇帝不修仁德。

　　　　边关报警，是皇帝不修仁德。

　　　　京师地震，是皇帝不修仁德。

　　　　流贼为患，是皇帝不修仁德。

　　　　反正在黄道周和刘宗周等东林儒臣嘴里，凡事只要是内修仁德了，则自然而然就办成了。天灾不会有了，边关也不会示警了，流贼就都降顺了反正皇帝只要问政，就无非是修仁德这三个字以应。

　　　　崇祯在刚即位的时候，年纪太小，被东林党忽悠的有点找不着北，凡事也是照东林的标准来办。吃饭，女色，衣着，无不是俭朴自省，太子之外，还有诸王，在传嗣方面也是无可指摘。

　　　　勤政方面，更是无一日不见大臣。

　　　　比起神宗和他的哥子天启皇帝，那简直是差的天上地下。

　　　　但说来也是怪了，神宗年间大半太平，晚年才出了辽东的乱子，但内地境内，仍然是一片太平景像。

　　　　天启年间也是如此，虽是年年受灾，但大规模的流民祸乱，却是由崇祯当家后才开始的。

　　　　这其中，当然也是有明末财政破产，到崇祯年间各种毛病大发作，但也是与几次加赋有莫大的关系。

第371章　内阁（3）（）　
等到了现在这种时候，皇帝当国十余年，东林党那一套也是渐渐玩不转，真正能帮皇帝分忧，解决麻烦，并且对钱粮兵谷能有实际意见的大臣，才渐渐被信任倚重。

　　　　就算如此，崇祯也是实在没有什么章法，或者说，整个晚明之际，国家是病入膏肓，最有本事的大臣，在大明千疮百孔的财政体系面前，也是只能瞠目结舌，根本无计可施。

　　　　就眼前来说，国家财用之不足，实在也是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明初的种种弊端，也是逐渐显露出来，可当国者，能拿出办法出来的，几希？

　　　　文渊阁中，自是有一群阁老在。

　　　　明朝不比清朝，清之帝王勤政，实在是到了变态的地步。每早必定是和军机见面，然后分批接见大臣，过午后就开始亲批折子，绝不假手他人。

　　　　这是君权到极限的体现，军机的地位连内阁也不如，就是皇帝的高级秘书班子，但承旨而已。而著名的军机大臣傅恒，还开创了一人不敢承旨的先例。

　　　　就是说，奉旨办事，一个人不干，得大伙儿一起承旨，这才能干。

　　　　颟顸无能，无耻事君到清之军机的地步，也实在是华夏千年之下的一种奇观了。

　　　　大明内阁，却是另外一种气度。

　　　　票拟之权，就是内阁相权的直接体现。

　　　　天下事繁，每日奏章不知道有多少，事务之烦，又各有曲衷，身为帝王者，实在尽难查察，所以内阁在送入之前，就先贴黄票拟，把处理的意见先送呈上去，然后皇帝看过，由司礼批红回复下来，就是正式的朝廷意志，经由内阁发布的诏旨了。

　　　　今日次辅薛国观被皇帝召见，在文华殿内足足独对了大半个时辰，内阁中人都是消息灵通，还没等薛国观回来，就知道皇帝苦于兵饷两缺，因此向薛国观问策。

　　　　薛国观究竟说了什么，这就不足为人所知，但朝廷已经撑不下去，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实。到处都是请饷请赈济，国库如洗，崇祯皇帝把自己的内库也花的海落河干，根本没有银子可以往外发了。

　　　　这个时候，朝廷必将有大举动，但究竟如何，且还得再看。

　　　　“老先生请。”

　　　　“老先生客气了，吾等皆入参机务，无须讲此俗礼了。”

　　　　薛国观返回内阁时，时辰已经不早，几个阁老都是忙着自己的事情，首辅刘宇亮正在观阅文书，见薛国观回来，也是并没有出声。

　　　　只有杨嗣昌坐在门前，见薛国观进来，便是起身相迎。

　　　　薛国观对他也是客气，拱手还礼时，十分诚恳，表示不必多礼。

　　　　杨嗣昌见他如此，也是潇洒一笑，便是自己坐了下来，果然不再客气多礼了。

　　　　此人也是刚刚入阁，原本是兵部尚书，六月时崇祯下旨令他入阁参与国朝机务大事，任为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事。

　　　　在职掌上，除了薛国观外，就当属此人。

　　　　风头之劲，虽是刚入阁，但已经逼凌他人之上，以声威来说，也是只在薛国观之下了。

第372章　国之大政（1）（）　
第一百五十五章国之大政

　　　　明朝文官，俨然就是一个集体，只是在对抗皇权时是抱成一团，平时彼此是互相内斗不休，基本上没有消停的时候。

　　　　不过杨嗣昌和薛国观总体来说是一派的人，都是讲究实务，能做实事并且敢于任事的人。

　　　　哪怕是谤满天下，这两人也是不大在乎的。

　　　　他们这一派，与东林一党才是生死大敌，一边是实干家，一边是嘴炮党，当然是天生的彼此不相容，一见面就咬。

　　　　不过此时杨嗣昌和薛国观也是在别苗头，皇帝对两人都很倚重，但此前杨嗣昌只是兵部尚书，并未入阁，威胁不大。

　　　　现在却是加东阁大学士，还管了两个部，尽管是不如薛国观的吏部，但由此观圣心，恐怕薛国观心里也就不那么稳当了。

　　　　更为关键的，还是在大政上的分歧。

　　　　国用不足，崇祯当然是十分着急，频频问计于下。

　　　　杨嗣昌在军务上还是十分来得，所任用的洪承畴和孙传庭几个都是十分能干的人才，流贼现在几乎被全灭，就是这几人立的大功。

　　　　至于熊文灿，也是杨嗣昌举荐，虽然此人有贪财好货的名声，不过好歹是招安了张献忠和罗汝才，立的功劳可就算不小了。

　　　　如此这般，杨嗣昌自是春风得意，入阁为相，也是有崇祯酬其功劳的意思。

　　　　现在国用不足，杨嗣昌又从兵部专任到入阁为相，此人又是世家子弟，敢于任事，当然也就敢于献计。

　　　　薛国观听说，此人提议是再一次加派田赋。

　　　　国朝用度不足，根子是太祖设计的赋税制度先天有缺陷，田赋开始定的太低，而且一碗水端平，无视东南和西北的收成差距，这就是一大弊端。

　　　　当然，原因也是明朝的文官制度和吏员制度太烂，根本没有办法搞精细操作，只能一刀切。

　　　　商税收取不足，现在民间富裕到极处，朝廷却穷的当裤子，根子在哪里，也是不言自明。

　　　　此时到处烽火，国用肯定是不足了，皇帝也是窘迫万分，这个时候，谁能献上什么来钱的计谋，多半都会被采纳，更何况是日渐被信用的杨嗣昌提出！

　　　　此人也算是敢于任事了，要知道，当今掌天下文脉的是东林，而对加赋加税始终持反对态度，甚至是破口大骂的，也是东林一脉。

　　　　当然，东林最反对的是加商税和海税，江南一地，这些年来对海外贸易大为发展，人人都赚的盆满钵满，个个都肥的流油，除了对外贸易，还有开矿，办丝厂，大财东有万亩良田，百万身家的，实在都不是稀奇的事。

　　　　所以万历年间，皇帝派税监和矿监于江南各地，收矿税和商税，而由此引发的和反弹，也是实在不小。

　　　　数万人罢市，打死矿税监的事，在万历年间有好多次记录，这其中，谁敢说没有东林党人的影子在其中？

　　　　一国之君，派出收税的部下被人鼓动打死，万历因为此事，好多次绝食，明末时节，在这税上头的争执，也可以说是天下奇观了。

第373章　国之大政（2）（）　
神宗死后到崇祯，东林用事，商税和矿税征收的事彻底宣告结束，原本一年还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现在全告终结。

　　　　海上收入，尽归郑芝龙这样的投降招安的大海盗。

　　　　陆上商税，则尽数为民间豪绅分润，皇帝和朝廷是一点好处也没有！

　　　　隆万大开海，除了带来通货膨胀，使得政府支出更加支拙外，居然一点好处也没给政府，这也算是天下最奇的奇事了。

　　　　相比于明政府的窘迫，同时期的西方却是君主自己投资，开海贸易，甚至是私掠所得，君主都要分一份子，反正要钱不要脸，而且欧洲国家可也没有儒学和东林党，这二百年下来，欧洲掠夺了大量的财富，归于王室和政府，民间当然也是好处多多，整个西欧，都是如烈火烹油一般，逐渐变的繁富无比，国力自也是蒸蒸日上，就算是小国，也是有本事组建水师，到明朝家门口来争胜逞雄了。

　　　　商税和海税断不能收，杨嗣昌虽是自视甚高，可也不会去捅这种马蜂窝。相比抱成一团的士大夫们，给老百姓的土地再加几厘银子的田赋，想来就容易的多了。

　　　　当然做这样的事还会遭骂，加税始终是被诟病的，不过相比较而言，已经算是最省事的办法。

　　　　大明有一亿多亩土地，每亩加几厘，就是数百万之多。

　　　　根据有人透露出来的消息，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年中，一定就会推行天下，加赋的名义就是练兵用的练饷，全天下加赋的额度是增加七百三十多万两白银，有这么一笔银子，朝廷用度就要轻松很多。

　　　　对崇祯来说，杨嗣昌这是勇于任事，可薛国观却是深知，国家大政绝不能这么搞法！

　　　　从万历年间，北方就是连连受灾，当时的人虽不知道小冰河时期带来的这种灾害，却也是深知，北方人民已经困苦不堪，绝不能再受摧折。

　　　　自崇祯即位，在崇祯四年时已经加过一次剿饷，而北方的原因，却正是因为加派了辽饷，然后在天灾之后，朝廷不仅不赈济，反而在辽饷之外，又加了剿饷。

　　　　加剿饷是为了剿灭流贼，而流贼之起，却是因为加派和天灾，这样的循环，原本就是一个切不断的死结！

　　　　如今好歹是有了一个天下初定的样子，犹如人重病之后，刚刚有痊愈的希望，此时再下一剂猛药，病人身体未经调理，非暴疾而亡不可！

　　　　事实也正是如此，杨嗣昌主持的加派练饷，不仅没有练成兵马，反而又逼反了大批破产农民，整个北方，原本就已经是一锅烧热的热油，此人的加饷一事一出，犹如冷水入锅，立刻就是炸响起来。

　　　　加派的额度，相对于明朝的税赋负担来说，其实不算太重。对江南和湖广来说，加的几厘银子，也是在百姓可负担的范围之内。

　　　　就算是清初时，清朝统治者为了收拢人心，号称要废除三饷，但清之征收额度，就是按三饷之后的额度来征收的，所谓废三饷，只是一句空话。

　　　　但清初之时，小冰河时期已经过去，北方生产恢复，而绝不象此时，北方连年受灾，政府不仅不赈济，不帮百姓度过时艰，反而是一再加饷，这样一来，除了把百姓逼反，又有何意义可言？

　　　　崇祯十二年的加饷，直接使得李自成咸鱼翻身，千骑入河南，一年时间膨胀到五十万之巨的人数，此后破洛阳，围开封，终于不可复制。

　　　　明之亡国，这一次加征练饷，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相比于自负的杨嗣昌，薛国观就更加清醒和谨慎的多。对国用不足，他自然也是在设法，但今天在文华殿召对，天子显然对他的徐徐调治，革除冗官，节省用度，裁撤冗将冗兵的办法都不大有兴趣，问对之时，虽未明言，但倾向加赋的意思也是很明显了。

　　　　“天子年少即位，于国政不大通晓明白，偏又有这么多幸进之辈，妄言惑乱！”

　　　　尽管是满脸春风，笑容可掬的样子，但薛国观看向杨嗣昌的眼神，却是十分冰冷。

　　　　若有机会，他一定会将此人打下去，因为这姓杨的虽然也是敢于胆当，勇于任事，但世家子出身，看人看事都太轻易，而且擅作威福，长久用事，一定会坏事。

　　　　但有没有这个机会，就实在难说的很了

　　　　“卢九台报宣大镇今年增收二十万石，难得，实在难得。”

　　　　在薛国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