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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时空航班-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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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金属零件（主要是无后坐力炮的喇叭炮尾）约200公斤，以及两种炮都用得上的三脚架。
以上总计就把1。16吨的运输吨位差不多用完了，不过倒是做出来49门60迫击炮（弄坏了一根管子），以及18门（弄坏了两根炮管——这毕竟是一种大家都没见过的炮，只付出这么点儿代价就试制成功，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无后坐力炮。剩下一百公斤左右的重量几乎全部用来装运药品。
魏承恭弄到了一些青霉素针剂，量不大。而链霉素就始终没有弄到。至于说弄到这些东西的方法……
5月27日，第五次运输。携带的金属物品与上一次几乎完全一致。这时候发现自制的炮有一种问题：散热不好，对于强度倒是没有影响，关键是连续使用后易变形——这个经验教训是付出了十二门自制迫击炮因变形而无法使用才换来的。为此魏承恭还受到了质疑，以为他是故意买次品来糊弄人，好在这家伙带来的药品疗效依然好得不像话（连磺胺都没有的时代，可想而知这些药物有多好用了），才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怀疑。后来还是刘帅检查了自制炮的问题之后，又做了连续发射实验（为此又弄坏了两门炮），这才找出来问题所在，同时还发现大炮缠铁丝完全没必要。
之后，在刘帅主持下，红军制定了新的炮兵条例，主要修改的内容，就在于防止迫击炮过热（无后坐力炮这个问题倒是不突出）。
这件事给魏承恭提了醒，这之后他买物资回来的时候，会把详细账目，以及发票等等交给总理——虽然总理和主席等人都一再表示，这个没有必要。
此外，药品一直处于紧缺状态——红军自用倒是基本够用了。不过因为和陈济棠搭上了线，根据地出产的优质消炎药倍受陈军的欢迎，红军在保留一定存量的前提下，开始以药品换军火——主要是高射机枪和炸药。之前，从陈济棠那里换来的二十挺高射机枪发挥了作用（陈济棠所在广东经济较好，因此陈军的装备很不错。其空军有130余架飞机，实力与中央军相当；海军有30余艘舰艇，排名全国第二。其治下广东石井兵工厂月产量能达到：79步枪1000余支，重机枪6…18挺，迫击炮6…18尊，捷克式轻机枪60挺，手榴弹2。1万枚79步、机枪子弹210万发，炮弹1200发。其生产的步枪，据说精度超过了汉阳兵工厂甚至是巩县兵工厂生产的中正式步枪。即使如此，陈济棠依然花了相当资金外购武器）打下了白党两架飞机。
6月10日和6月24日的两次运输，运送物品跟前两次并无二致。对于被白党的炮火炸怕了的兔子们来说，有了如此方便的大炮（实行新的炮兵条例后，迫击炮的损坏率降低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程度。而无后坐力炮对于缺乏攻坚力量的红军而言，更是异常有用。前线指战员们把这种很方便的炮称为“游击炮”和“单兵炮”，冲着这两个爱称，就知道这种炮很受欢迎了）来源，怎么能不充分利用起来？
大量迫击炮（前后四次，魏承恭共运来了200根60钢管，80根76钢管，红军的几个军团都用这些东西编制了军团直属的炮队）的装备使用，让红军在局部战场营连一级的步兵支援火力上，史无前例地超过了白军——好吧，这事甚至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跟敌人拼火力的想法一度有所抬头。
这中间出了点儿小插曲：6月17日魏承恭返回未来的当口，看到总理交给他的物资清单上居然出现了营养品。
刚一看到这个要求时，魏承恭虽然诧异，倒还不是很意外。根据地的人普遍处于营养不良状态，给一些重伤员还有中央领导人的妻子儿女带一点营养品倒也不算很出格（而且清单上要求的量也不大）——虽然主席总理总司令等领导同志之前都没有做这样的要求。
等到看到物资清单上还有杜松子酒的要求之后，魏承恭立即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当时他就炸刺了，要不是总理等人拦着，他能冲到李德的宿舍跟那家伙打一架——虽然他很有可能不是李德的对手。
7月8日，第八次运输。60钢管的量加了一倍，76钢管和铁丝暂时不要了（铁丝暂时是用不上了。无后坐力炮的主要作用是进攻时直射拔除火力点，以及防御时摧毁敌人的装甲目标。江西是山地，白党的装甲部队用处不大，量也不多；至于说进攻……在总的战略是步步后撤，争取准备时间的前提下，进攻作战实在是不多。就算某支部队偶尔发动战术进攻，一个尖刀连有几门炮也足够用了，没必要装备很多）。到此为止，炮兵的力量基本饱和，（再增加炮兵力量不是不可以，但是对战斗力的提高效果就不是很明显了。当一个团里面没有炮的时候给他十门炮，那么这十门炮的战斗力相当于500步兵；当再给这个团十门炮的时候，这十门炮的战斗力估计就只相当于300步兵了；如果这个团本来有100门炮，这时候估计他宁肯要步兵也不要炮了。而且，红军当时也供应不起更多的炮弹了）所以运输侧重点转向步兵装备。
具体来说，就是防刺服。
这东西效果非常好。红军当时缺乏弹药（在有了陈济棠的药品…军火贸易后，有所改善），主要战术就是用优势兵力把敌人包围起来，然后冲到敌人混乱的阵形中，充分发挥人多的优势，依靠白刃战来消灭敌人。白刃战这种战斗方式，红军对白军一直都占有优势，但白党那边的部队只要能鼓起勇气，两边的伤亡基本是一比一（日军那种白刃专精的部队除外——其实就算加上这样白刃专精的部队，伤亡比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八路军确实需要三个老兵才能抗衡一个鬼子兵。但是论及白刃战的总体伤亡比，差距就不那么大了）。
有了防刺服这东西以后，这种给红军造成很大伤亡的战斗方式立刻变得一面倒。之前只有100件防刺服，分配给特种部队使用，后来大家一想，觉得这东西特勤大队不用的时候，也不该放着发霉，于是又改成谁参战谁用——这样每次战斗都能靠这东西减低伤亡不是？
彭帅的红三军团之前在战斗中用了一次防刺服，之后彭帅死活不想把这衣服还给陈大将，用他的话说，“早知道有这东西，我就不急着要炮了（魏承恭第一次带防刺服过来的时候，彭帅不在场，后来也没人跟他说起这事）。一门迫击炮二十公斤，顶十件……好吧，顶五件这个衣服；一件这衣服每次战斗就算能救下我两个兵的命（具体怎么个算法，大家自己想^…^），二十门炮击炮就能换一百件这衣服。一场仗下来，这一百件乌龟衣服就能让我们少死两百个人，两百个人啊，快要够一个营了——我的军团直属炮团给你二十门炮，这衣服就留给我了。”
陈大将苦笑不得——我的特勤大队要你的迫击炮干什么？但是他拿无赖的彭帅一点办法都没有，最后还是总司令出面，这才把想要把衣服扣下来——至少扣一半下来的彭帅给说通了。
也因此，中革军委开始计划大量装备这东西，计划在红一、三、五、八、九（红七军团没有组建）五个主力军团里，每个军团至少分配500件，由各个军团自己决定如何使用；特勤大队人手一件，中央警卫部队装备200件。
此外，魏承恭还真的带了一点营养品过来：维生素片，钙片（这个其实没什么必要，根据地人民普遍食盐摄入不足，钙流失水平远远低于正常水平），你李德再是怎么没脸没皮，也不至于抢这东西吃吧。
7月22日，第九次运输。这一次，几乎只带了防刺服和药品。彭总专程跑到瑞金，把魏承恭这一次带过来的防刺服（500套）全都截了下来——不过最后只带走了200件，原因很简单，特勤大队那边要优先装备（之前已经损坏了一部分）。
8月5日，8月19日。第十，十一次运输。这两次运输都是以防刺服为主，药品为辅，不过药品的比重在加大。特别是利福平。早在六七月份，陈济棠确认两种药物确实能治疗结核病之后，很快就意识到这中间巨大的机会，立刻全力开动宣传机器。
一时之间他在世界上名声大噪，再加上磺胺类药物的大量使用，中国广东省似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国际医学的前沿阵地。很快，结核病特效药之一的异烟肼就被外界掌握（异烟肼在1912年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现这种东西的药用价值）；但是利福平暂时还是“广东特产”。陈济棠挣足了面子（列强都跑来自己治下“交流”国际前沿医学，多有面子），赚够了里子（“广东特产”价格不菲，而且因为是“新药”，产量不大，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为此，陈济棠淘了不少常凯申都眼红的好东西）。当然也要给红军足够的回报，军火对药品的交换比一再降低，已经到了一吨炸药换十公斤利福平，或者三十公斤消炎药的程度。
进入9月份以后，防刺服的运输暂停，转而运输了450艘充气船——其实在长征史上，红军在湘江上是成功地搭建了浮桥的，之所以伤亡那么大，关键还是中央纵队行动缓慢。现在中央纵队一开始就是轻装，应该不存在无法过江这个问题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总司令他们还是把这东西准备好了。
————
10月7日，又到了离别的时候。
一直到下午，魏承恭才带着一个班的战士从长汀赶回根据地。要说明一下，这一个班的战士并不是保护魏承恭的，魏承恭确实已经配有警卫员，但也仅仅是配了两个（已经足够，或者说超标了。主席、总理在陕北、在西柏坡的时候，身边的警卫员一般也只有一两个，说是警卫员不如说是勤务兵。对比之下，常凯申身边的警卫部队是一个营的编制——仅仅是这种置生死于度外的气度气概，常凯申就被主席他们甩了几条街）。这一个班的战士更主要的任务，是“保护珍贵的宣传器材”诸如电脑，投影仪，手提发电机等设备。
从六七月份开始，魏承恭就接到了一个任务：带上这十多个战士，还有那些播映器材，给乡亲们“送文化下乡”。
所播放的内容主要是日军的种种罪行——不用说，这是在为战略转移作舆论准备，为的是走的时候，能给根据地的人们一个交代。
而魏承恭也非常乐意于这个工作。
效果非常好。其实早在两三年前，9·18之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在根据地中大力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狠残暴，然而一来中共此时掌握的材料远没有后世归纳总结的那么详实，二来光是靠嘴上的空口白话，哪里比得上图像视频来得直观真实？
稍微有些麻烦的是，虽然是在根据地里，依然有很多群众不明白电影是一种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还要先给这些人说明一下电影是什么——在这一方面，魏承恭这个现代人跟那些根据地土生土长的干部比起来，丝毫没有优势。
遇到这种时候要多费一点周章。一般的做法是先播放一些比较轻松的故事片，比如剪辑过的《小兵张嘎》，《鸡毛信》，《王二小》，《地道战》，《地雷战》等片子（剪辑主要是去掉作品中的年月记录，以及主席语录之类的东西，目的当然是防止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借这些片子给根据地的民众说明什么是电影的同时，也灌输一些抗日思想，之后才开始宣传日军的罪恶。
不用说这个工作很重要，所以执行这个任务的也不只是魏承恭他们一支队伍，而是五支。为此还特意从2016带来了四部投影机和笔记本（之前开列的单子主要是一些大批量的物资，像这种小零碎就不多说了），连之前魏承恭带来的一套器材一起，总共组织了五支放映队，逐村给根据地的人民宣传。三个多月下来，五支放映队足迹遍布根据地的十多个县几百个乡村。比较成功地给根据地的群众们灌输了“北上抗日”的思想。
“日寇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大敌，从这些影片记录里面，乡亲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他们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当人，他们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而常凯申那个没骨气没祖宗的家伙，竟然下令他的军队，不准抵抗这些凶恶的日本人。因为他这不准抵抗的命令，我们已经丢了东三省。眼看着又要丢掉华北，将来肯定还要一步步丢掉华中，华南……我们根据地肯定也不能幸免。
怎么办？难道就坐视这些小日本的势力一步步扩大吗？大到将来完全没有办法抵挡吗？不，常凯申不抵抗，我们红军来抵抗。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有救。为此我们中央红军，在近段时间，将要开赴抗日前线，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争取把这些豺狼挡在离我们尽可能远的地方，阻止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大，等到我们的力量足够的时候，就把他们从我们中国赶出去。
我们红军开走以后，不用说，那些白狗子会回来祸害乡亲们。这一点上，是我们红军对不起乡亲们，要请求大家原谅。为了减少乡亲们的损失，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安排，不过这些安排并不能保证乡亲们完全不受白狗子的祸害。所以我们要请求乡亲们，不要跟白狗子们硬抗，戒急用忍，尽可能活下去。
活下去，想尽办法活下去。我们答应乡亲们，五年，只要五年（在不知道西安事变是否还会如历史上一样发生的情况下，把这个时限放宽了一些），如果形势好的话，只要三年（这是把西安事变也算在内了），形势就会发生变化，苦难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
几个月来，这是魏承恭和根据地人民说得最多的一番话。每说一遍，他就觉得心安了一点——这也是他乐于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
“这孩子，是抱着‘紧迫感’在从事这项工作。”
魏承恭的活动一直都受着中央的关注。对于他在“送文化下乡”活动中的表现，在一次闲聊中，主席对总理如此评价道。末了，向总理道：“恩来啊，你要注意开导一下，他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
“是啊，我也注意到了。”总理赞同主席的看法，却又为难道：“稍微纠正一下，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把我们的老乡们都视为亲人朋友，却又知道了那个巨大的伤亡数字，对于不能挽救更多的亲人朋友们而感到‘愧疚’，同时他也是抱着这种‘愧疚’感在工作，想要救出尽可能多的人——其实我已经一再跟他说过，他的所作所为肯定会救下很多人，他没有必要感到内疚的，只是这孩子……”说到这里轻轻叹了口气，“活得有些沉重啊。”
“虽然沉重，但是是个好孩子。”主席掏出一支烟，点上：“如果，我们的后来人都是这样爱国爱民的好孩子，我们也就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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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离别跟往常有些不同。
在确定魏承恭确实可以往返于两个时空之后，各位领导人对于送他回2016就不是很在意了。又不是生离死别，远隔万里，一个星期后就可以又见面，既然如此又何必效那小儿女之态。
因此，这几个月回去之际，除了总理和李尅农，偶尔还有邓发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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