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就是这么生猛-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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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军将士，清一色高级知识分子，也就不会对认同皇权观念，革命思想必然兴起，所以清王朝一看这情形，心说咋整呢？能不能找个好办法，让这些新军既有高素养，又对皇家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做奴才呢？有了，要不给新军中派一标旗兵过去，看着新军点。

　　　　于是朝廷从北方调来了旗兵，驻扎在武昌的楚望台与紫阳路一带，专门负责监视高素养的汉人新军。汉人新军走在路上，迎面来了旗兵，就会拦下，先啪啪啪几个大耳光，然后喝问道：日你娘个鬼，你吃的是谁的粮？汉人新军必须要立正，以响亮的声音回答道：吃皇上的粮！然后旗兵再啪啪啪几个大耳光，喝问道：你穿的是谁的衣？汉人新军再立正，响亮的回答：穿皇上的衣！然后旗兵再啪啪啪几个耳光：你睡的是谁的女人？汉人新军立正：睡的是皇上的女人若是回答的慢了，轻者蹲禁闭，重则以革命党之罪杀头。

　　　　所以武昌的第八镇新军，恨旗兵恨到了牙根痒痒的程度，这种仇恨，就称之为“排满思想”。

　　　　叙述到这里，我们就能够对马上爆发的辛亥革命整体过程，进行一次清晰的梳理了：

　　　　武昌新军，其激进者所接受的主要思想是“排满”，排满也是革命，但其主要表现为对旗兵的仇恨，与共和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而完成这一距离的跨越之人，就是张之洞伏下的三步棋。

　　　　哪三步棋？

　　　　第一步：是先有富战斗力的武昌新军，才有可能将对旗兵的仇恨转化为杀戮行为，这就是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初始意义。

　　　　第二步：先是由黎元洪的弟子吴兆麟出来，将一场无以名目的流血爆乱，转型为以排满为目的的兵乱。再有黎元洪出来，将一场排满兵乱，转型为具有着正确革命诉求的军事行动。

　　　　第三步：由一品夫人赵凤昌负责，将一场军事革命转型为社会革命，最终促成共和革命的成功。

　　　　看看这共和革命的三级跳，我们就会发现，革命党人的具体工作，是负责拉开引线，引爆事件，而最终的革命，却是由张之洞设置的军事体制来完成。

　　　　现在，张之洞已经为大清帝国掘好了坟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革命党人跑来，用力将满清推进坟墓里了。

第52章　听领导的就错了（1）（）　
（1）希望越来越渺茫

　　　　革命党犯下了两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

　　　　没说错吧？不是说革命党犯了错吗？犯错怎么还会促成成功呢？

　　　　没错，情况正是这样，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随机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革命党同盟会做事，却是有板有眼，按照既定的方针策略行事，而社会发展本身，却是即不方针也不策略，所以一旦革命党不犯错，反倒跟社会发展卯合不上。反之，当革命党犯了错误的时候，恰好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随机性，成功的概然率，因此而获得了大大的提高。

　　　　追溯这两个错误的源头，却始自于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东京际会风云，唇枪舌剑，争逐革命领袖之席位，最终在日本黑龙会力挺孙中山的情形下，黄兴不得不让步，从此奠定了孙中山无可争议的领袖威望。

　　　　孙黄二人同为革命领袖，在发动革命，干掉爱新觉罗一家这件事上，并无分歧。不同的是，黄兴建议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动会党，号令江湖兄弟起事。而孙文则希望从两广入手。两人有这样的分歧也是正常的，盖因黄兴乃湖南长沙人氏，他首创的第一家革命机构：华兴公司就是在湖南长沙营业，而他所运动的力量就是湖南哥老会。而孙中山是广东人氏，广东一带他人头熟，当地的帮会都是他手下的兄弟，当然要将起事的地点选择在广东了。

　　　　听起来，孙中山的意见更中肯一些，两广地邻边疆，一旦起事失败，就可以撒腿逃往国外。而如果选择在长江流域的话，一旦失手连逃都逃不掉，只能由清兵横切竖砍肆意宰割。

　　　　此后孙黄二人分工，孙中山负责做领袖，负责筹款，买枪买炮，黄兴负责执行，亲自带队杀入广东广西，打算拿下一个省之后，再统兵北伐。奈何数次起事，均遭败绩。但也正如孙中山所料，一旦事败，黄兴总能够飞也似的逃出国境，保留了革命火种——唯一让黄兴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广西起事失败后逃入越南，却被正殖民越南的法国佬逮住，一口咬定他是日本人，不由分说把他给贩卖到新加坡去了。

　　　　到了辛亥年三月，党人的耐性终于耗尽，孙中山卖掉檀香山青帮的总堂口，凑足了十几万元钱，集结了同盟会、光复会所有的精英，再加上广西花县的绿林道，于是年三月二十九发动了广州起义。

　　　　这是革命党最大规模的起事，意图十路义师并举，无论如何也要拿下广州，却不料阴差阳错，临至起事，十路人马中只有一路杀将出来，其余九路全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战斗。是时也，黄兴率百余党人，手执炸弹，猛攻广州督署，击杀卫兵管带金振邦，巡抚张鸣歧逃之夭夭，而后清兵水师提督李准派兵赶到，起事失败，同盟会，光复会大半精英遇害，黄兴断指逃入香港。

　　　　事败而后，孙中山自三番市发来电报，全文如下：

　　　　闻事败，各同志如何？何以善后？

　　　　这封电报是直接打到香港的秘密机关，但上面却没有收件人姓名。原因是当时的报纸上说黄兴等人全都战死了，孙中山不知道起事之人还有谁活着，如果电报写下人名，偏偏此人又牺牲了，徒然是勾起众人心中的伤恸，所以孙中山不敢在电报上写下人名。

　　　　革命党既然号称革命，其目的单纯而简单，就是一个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广州起事失败，却彻底击碎了革命党人的梦想——海外华人的捐款是有限的，捐你一次你不成功，捐你两次你不成功连捐你十次，你还不成功，还会有多少海外华人继续捐款？而矢志为国不怕牺牲的志士数量，就更有限，每一次起事，都有贪生怕死的逃走，矢志为国的牺牲，如此这般劣胜优汰，最终敢于赴死的志士越来越少，革命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绝望之下，领袖孙中山转道美国典华城打工，而悲愤不已的黄兴，却把他的目光转向了长江流域。

　　　　（2）严重的政治错误

　　　　据冯自由撰革命逸史中提到，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主张：

　　　　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冯自由，他十几岁就追随了孙中山，是孙中山设置在香港秘密机关的负责人。他这番话的意思有两个：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黄兴高瞻远瞩的政治布局，所以理应归功于革命党。

　　　　二，黄兴的这个政治布局，违背了孙中山以两广为革命中心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撇开孙中山闹革命，属于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事实上，犯下错误的不止是黄兴一个。广州起义的失败，让同盟会终于意识到两广不是那么好摆弄，既然黄兴说长江流域有戏，那不如大家同去，去长江流域闹闹革命试一试。

　　　　这一试，就试出来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谭人凤等老同盟会成员都跑到了上海，把个冯自由独个撇在香港，好不寂寞。

　　　　黄兴的这个错误，总算是犯对了路子，武昌这边早由张之洞替大家准备好了最犀利的革命大杀器，孙中山却非要让大家伙围着铁桶一样的两广折腾，折腾不出个眉目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然而，同盟会中部总会算是成立了，可这个总会却是在上海，距离武昌明显是远水不解近渴，幸好在此之前同盟会中还有人犯下了同样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两个错误，把革命的中心一下子挤到了武昌。

　　　　（3）犯错也有传染性

　　　　另一个犯下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叫焦达峰。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掬森，浏阳人氏。湖南哥老会的第三任老龙头，头一任是四脚猪王秀方，因为参加湖南自立军唐常才的勤王起义，事败被杀。第二任是马福益，与黄兴的华兴公司密谋大举，事败被杀，黄兴则率华兴公司全体同仁逃到了日本，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而焦达峰统领哥老会众之后，就跑到日本去找组织，到了地方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成为了孙中山的忠实拥护者。他发现孙中山有个化名中山樵，觉得这名字风格不错，也给自己起了个冈头樵的怪名，然后兴致勃勃的等革命成功。

　　　　却不料左等右等，等到焦达峰两眼发黑，眼见得一次起事失败又一次起事失败，革命硬是不肯成功。焦达峰等不急了，于是就拉上四川孝友会的老瓢把子张百祥，以及广东的三合会，广西的三点会，诸家兄弟歃血为盟，另成立了一个共进会。

　　　　焦达峰成立共进会是在1907年的下半年，比黄兴提前三年犯下了政治错误，所以当时还没犯错误的黄兴，就急忙赶来阻止。

　　　　黄兴质问焦达峰：小焦，你是同盟会成员，却拉山头搞宗派，另立共进会，明摆着是分裂组织，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焦达峰笑曰：老黄少来吓唬我，你又不是不清楚，同盟会办事太慢，会把人等死的。我们共进会做事，绝对不会象同盟会那样磨洋工，你等着瞧好了。

　　　　黄兴怒极：小焦，你分裂组织分裂会如是革命有二统，将谁为正？

　　　　焦达峰笑曰：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们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黄兴：你小焦你想气死我啊？

　　　　面对焦达峰的公开挑衅，黄兴确实是没办法。要知道，孙文组建的同盟会，虽然成员众多，但有一个重要特点——“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见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黄兴内心非常的希望焦达峰能够接受他的领导，可是焦达峰不乐意，黄兴也没辙。

　　　　黄兴不唯是没辙，而且从焦达峰分裂同盟会未及三年，黄兴也紧跟着焦达峰犯下了同样的政治错误，显然是搞分裂也有强烈的传染性的。

　　　　从系统学的法则上来说，革命成功并无特定的规律可以依循，革命领袖更不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活神仙，领袖死盯着认为革命会成功的地方，未必真的会成功，领袖根本不注意的边边角角，也未必就一定不会成功。所以凭空多出来个共进会，又多出来个同盟会中部总部，等于是将革命成功的机会翻了两番。

　　　　然而，虽说是革命成功的机会连翻了两番，可是焦达峰和黄兴一样也是湖南人，离武昌还有段距离，按说革命成功的机会甭管翻多少番，只要未能将武昌覆盖上，统统等于白翻。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焦达峰甫回长沙，就迫不及待的干了桩大事，结果把他一下子挤兑到了武昌来了。

　　　　这桩事就是长沙抢米大案。

　　　　焦达峰在长沙纠集哥老会，并花重金从北方请来了义和团的武学高手，再沿途收罗饥民乞儿，蜂拥到衙署嚣闹，并火焚衙署，害得湖南巡抚岺春煊丢官弃职。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边岺春煊官是丢了，可焦达峰也面临着一个巨额财务亏空——湖南抢米的行动经费，没人给他报帐。

　　　　估计这笔费用在2万至3万之间，就算是把老龙头焦达峰卖了，他也还不起。

　　　　还不起怎么办呢？

　　　　焦达峰心想：要不，我去湖北武昌躲债去，捎带脚继续革命

　　　　此念一出，革命的覆盖面终于笼罩住了武昌，革命成功的几率，也迅速跃升。

　　　　（4）财主聚义乡巴佬

　　　　当焦达峰来到武昌之后，就发现他来对了地方。

　　　　在武昌，在湖北第八镇新军之中，堪称是暗潮汹涌，波动不已，主张革命的秘密社团，犹如过江之鲫，让人眼花缭乱。

　　　　这些地下秘密社团，为了掩人耳目，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怪名字：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种族研究会，文学研究社，自治团，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益智社，武德自治社，柳莹诗社，德育社，数学研究馆，振武尊心会，义谱社，神州学社，群英会，辅仁会，忠汉团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焦达峰一家一家的看过来，发现最大的秘密社团有两家，一家是他自己创立的共进会，主要成员有刘公，孙武，居正，刘英，彭楚藩，黄申芗，邓玉麟，杨洪胜，张振武，李春萱，蔡汉卿等人。另一家规模不亚于共进会的，是文学社，成员主要有蒋翊武，詹大悲，张廷辅，刘复基，胡瑛，王宪章，曹振武等。

　　　　有这么多好兄弟，如此强势的革命力量，实在是应该大干一场。

　　　　焦达峰想。

　　　　于是共进会和文学社两家召开联席会议，商量起事，干掉满清。却不想这会议一开，两家顿时打成了一团。

　　　　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革命团体，有什么理由要吵架呢？

　　　　正是因为大家都革命，所以才会吵，遇到不革命的，那就不客气丢炸弹了。

　　　　会议讨论中，文学社魁首蒋翊武认为：文学社虽然名为文学，实则扛枪拖炮，打架极凶，在新军中的影响力无远弗界，所以两会兄弟，理应奉文学社为主。

　　　　共进会会首孙武则反驳说：共进会是同盟会的分支，虽然弱小，但于全国各省都有分舵，所以两会应该由共进会为首。

　　　　为什么两家要争这个为首呢？革命者连脑壳都别裤腰带的了，性命不顾，还会在乎一个虚名吗？

　　　　这是因为，文学社与共进会两家，虽然革命目标相同，但成员组织完全不同。共进会尽多江湖士，文学社多是军学界——共进会中人，多是江湖子弟，快意恩仇。而文学社中，则多是穷苦出身的大头兵。彼此之间，相互瞧对方不顺眼。

　　　　说到出身，共进会中多有豪门巨富，孙武乃太平天国处州王永忠之孙，家资百万，另有一个刘公，人称大财主。还有一个刘英，也是名门之后。此外共进会人，多有海外留学之经历，可谓见多识广。

　　　　相比之下文学社就比较的悲惨，清一水苦大仇深的外貌。最典型的就是大魁首蒋翊武，长得土头土脑，状如田舍翁，就一标准的农民。而文学社人多半没有出过国，读的书也是古书，张嘴就是反清复明。让共进会的孙武刘公等人瞧不在眼里，讥讽他们说：文学社内容，我很茫然，看他们的简章颇缺乏革命性。

　　　　共进会瞧不起文学社，文学社也瞧着对方怪异，所以双方争执不下。事情的麻烦就在于，在湖北，文学社有他们对未来政府的领导人选，共进会也有自己的对未来政府的领导人选，这其中的关键人物，不是两会之首，而是共进会的大财主刘公。

　　　　因为刘公为起事赞助了一大笔钱，解决了这次起事的经费问题，所以被推举为大都督。而同是共进会的刘英，赞助费用排第二名，因此被推举为副都督。如果这两人不乐意放弃到手的都督，双方的联合，也就无从谈起。

　　　　（5）节外生枝大元帅

　　　　公元1911年9月14日（农历七月二十二），共进会与文学社的高层人士秘密聚集于武昌雄楚楼十号大财主刘公家里，除文学社会首蒋翊武被派往湖南岳阳驻防，无法到会之外，其余的重要人物全都到场。

　　　　会议主席刘公，记录蔡大辅，共进会会首孙武做形势报告。

　　　　孙武说：现在的问题是，共进会与文学社两家，打也打过，吵也吵过，可最终还是得合作。不合作怎么行？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