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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天下-第2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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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荣命令天雄军节度符彦卿为北征军统帅，郭崇、向训、李重进、史彦超等人为副，召令河中节度使王彦超等人率军出阴地关，和符彦卿部合军，到太原问候一下刘崇。柴荣命刚收招入伍的大盗荆罕儒为先锋使，率三千步兵从小路抄到太原城下，提前通知刘崇。荆罕儒也有本事，让士兵背负柴草一路行进，到太原东门，荆罕儒命令士兵把柴草堆在城下，一把大火，把城中的刘崇吓个半死，符彦卿等人随后赶到。
此时，京师驰来快马，报大行皇帝山陵已经竣工，奉大行皇帝遗柩入葬蒿陵，柴荣南向伏地痛哭，泪满衣襟。因为前线战事较紧，没有回去奉葬养父，柴荣心中有些歉疚。
过了几天，再得消息，负责太祖皇帝后事的“红白事务总管”冯道太师已经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三岁。冯道是五代史中的一个异类。冯道这一生，享尽荣华富贵，曾经写下《长乐老自序》，对自己的“英雄事迹”进行一个总结，甚至把自己从初出江湖到位极人臣之间的历任官职都弄了出来，似有炫耀之嫌。
记得冯道有两则很有意思的笑话，还在后唐明宗的时候，冯道有次让家仆上街买了一双靴子。第二天穿新靴子上朝时正好让同僚翰林学士和凝看到了，便问冯道你这靴子多少钱买的？冯道笑着抬起一只脚说：“九百文。”和凝听了立刻骂自己的随从：“怎么买同样的靴子，冯大人只花了九百文，你怎么花了一千八百文？那九百文哪去了？”还没等仆人说话，冯道又抬起另一只脚说道：“这只也是九百文。”众人大笑，和凝弄了个大红脸。
还有一次，冯道有个门客给别人讲老子《道德经》，开头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正好有冯道的“道”字，这位门客不敢犯老爷的名讳，便大声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史称冯道“滑稽多智”，也确实如此。当然冯道一生侍奉过八姓十二个主子（包括刘守光），“为人没有气节”，被修新五代史的欧阳修和司马光好一阵痛骂：“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
冯道是有点“无耻”，不过冯道不算是奸臣，至少他曾经劝过李嗣源：“仁义者，帝王之宝也！”仅凭此语，就足胜那干子认贼做父的俊杰。柴荣虽然不喜欢这个老家伙，但也知道冯道的份量，风风光光的把冯道下了葬，追封瀛王，所以后世也称冯瀛王。
而太原城中的刘崇知道自己的家底太薄，招待不了周朝客人，只好厚着老脸去求“耶律叔叔”，再来帮回忙吧。耶律璟当然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北汉是契丹南面门户，幽云十六州的地盘还没捂热呢，怎么能还回柴荣？发兵来救。
符彦卿一路行进，途中的北汉百姓都“箪食壶浆”来迎周军，群众们声泪俱下的向周军陈述刘崇的暴政，纷纷表示愿意提供王师的后勤保障，只要灭了刘崇那狗东西。此时北汉境内的地方官们也都弃暗投明，向周军款降。符彦卿一边在太原城下问候刘崇，一边遣将攻取周边州县，没多久，汾州（今山西汾阳）、辽州（今山西左权）都改姓“周”了。
符彦卿由于治军不力，导致进入北汉境内的周军多次发生摽掠百姓财物的事件，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都逃了（这些人不长记性，樊爱能是怎么死的？）。柴荣得报，直骂这干兵油子无耻，急下诏抚慰河东百姓，免去北汉制定的苛捐杂税，民心稍稍安定下来。老百姓做为被统治者，老百姓才不管你是刘崇还是柴荣，只关心自己的收成，谁对他们好，他们就支持谁。为了保障军粮运输，柴荣又征调河南、河北、山东临境诸州民夫运粮到前线。
五代乱就乱在了“兵骄将惰”，当兵只是为了捞钱，真到前线玩硬的，他们能不打尽量不打，实在不行就投降，反正他们到哪都有肉吃。对此王夫之有段精彩的评论：“朱友贞、李存勖、李从珂、石重贵、刘承佑之亡，皆非外寇之亡之也。骄帅挟不定之心，利人之亡，而因雠其不轨之志；其战不力，一败而溃，反戈内向，殪故主以迎仇雠，因以居功，擅兵拥土，尸位将相，立不拔之基以图度非分。”
不独武将如此，文臣也个个都是“俊杰”，朝秦暮楚、“人尽可夫”的事干的也不少，今天跟张三混，不成就跳槽到李四那。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的一员，“人才”就那么多，不用他们？看你用谁？或问岳飞：“天下何以致太平？”岳飞痛呼：“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可立致太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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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二章 佛家（）
第一百二十二章佛家
周军被皇帝狠批了一顿，老实了不少，又恢复了往常的气势。接连拿下石州（今山西离石）、沁州（今山西沁源）、忻州（今山西忻县），从东、南、北三面将太原城围个水泄不通，刘崇成了“孤家寡人”。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五月，柴荣率大军北上。柴荣与文武骑马前行，一路上周军马步军纵横成阵，旌旗猎猎，不日兵临太原城下。这时契丹军已经来到忻州附近，柴荣决定围点打援，让符彦卿去收拾契丹人。周军开出忻州城外，摆好阵式，迎接契丹军。
周军先锋史彦超恃勇逞强，只率二十个好汉冲进契丹阵中，而前来支援的潞州节度使李筠正好赶到，帮助这些梁山好汉杀退了契丹军，斩首二千余级。而史彦超打个了大胜仗（功劳应该是李筠的），有点忘乎所以，招呼二十个猛男去追杀契丹人（有毛病！）。
契丹人再不济事，也不怕你这几个人。反过来将史彦超围住，一通乱砍，史将军呜呼毙命！契丹军又趁势回杀，周军没有想到契丹人杀了一个回马枪，乱了方寸，连死带伤好几千，李筠光棍似的逃掉了。
柴荣接着败报，气的直跺脚：“史彦超有勇无谋，坏朕大事！”史彦超是周朝有名的猛将，他这一完，周军将士心中发毛，议论纷纷。柴荣不想再等，下令攻城。城中的刘崇打阵地战不怎么样，防守倒有点本事，打了几天周军没拿下来。老天似乎也不想让柴荣这么早就出风头，连旬大雨。城里的人好说，城外的人就惨多了，没地方躲，帐蓬也不如房子能顶雨，周营一下子多出了许多病号。
看样子，太原是一时半会拿不下了，柴荣考虑了一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不容爷，明个爷再来。传令三军毁营后撤，原先积蓄在城外的数十万斤粮草带不走的就烧掉，不能留给刘崇。周军已经没有斗志了，皇帝一下令，如丧家之狗般，狼狈撤退。有些军爷手上闲不住，边撤边抢百姓东西，军中一片乌烟瘴气。
刘崇想送送柴荣，刚出城就被周军殿后的匡国节度使药元福给请回去了。周军一撤，已经夺得的北汉州县复归北汉，周朝派出来的新任刺史仓皇南退。
柴荣回京前先绕道去了新郑，拜祭太祖皇帝。来到陵前，柴荣跪在地上放声大哭，直呼：“不孝子荣，未能亲自奉葬，万死不足辞罪，愿父皇神圣有灵，保佑皇周国祚绵长，早日轸灭祯河东残贼，规复山河，拯黎庶于水火！”侍从众人也跟着落泪。
经过这两次亲征，柴荣对那些打仗不怎么样架子倒不小的军爷的底细摸的差不多了，这些人个个都是兵油子，滑的很，冲锋在后，分功在前，这样的军队是不经的的。
柴荣会集群臣检讨此次失利，柴荣心情沉痛的告诉他们：“军中良莠兼杂，势强则战，势危则降，兵油子混进军队不是来打仗的，而是发财的。前次在高平，右军未战及溃，如果不是朕亲临矢石，督励将士，连朕都险些命丧高平。这等混帐绝不能再用！否则不知哪天朕就得被他们卖了！”
柴荣决定利用这个休整的时期对军队进行彻底整治，首先淘汰掉老兵、弱兵，打发回家。然后征募强壮汉子，直接充入禁军。因为如果让地方藩镇募兵，只能增加他们对抗中央政府的风险。由中央遴选，军队自然掌握在柴荣手中，不管是盛世乱世，没有一支素质过硬、能力过硬的精锐部队是不行的。
柴荣亲自检选，在眼皮子底下亮真家伙，而功夫好的就当禁军头领。这样一来，虽然军队人数少了，但战斗力强了，自古强兵在精不在众，人多了没用，反容易误事，君不见当年苻坚东拉西凑了九十万乌合下江南吗？朱序一呼，“秦军败了！”土崩瓦解，不可收拾。
淘汰冗兵还能省下不少军费，财政状况也随之好转。而且禁军队所用经费由中央财政直接拔付，也保定这支军队的稳定。柴荣建立起的这支军队“兵甲之盛，近代无比”，后来讨伐淮南、北上攻契丹，立下战功无数。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南征北战，实现局部统一，靠的也是柴荣的禁军主力。
显德元年（公元954年）的十一月，从河东传来一则重要消息：盘踞在太原的北汉皇帝刘崇病死，次子刘承钧继位。
柴荣从来就没怕过刘崇，但对刘崇的“耶律叔叔”倒是不得不防，契丹人不比北汉。契丹人经常仗着自己的骑兵优势，窜到河北烧杀抢掠，因为机动性比较强，境内周军拿这伙“马贼”也没什么办法。
柴荣为了防御契丹，于显德二年（公元955年）的三月，在深州（今河北深县）和冀州（今河北冀县）之间的李晏口（今河北下博境内）设置静安军，派大将王彦超驻守李晏口。李晏口旁依胡卢河，凭深扼冀，是重要的军防要塞。契丹不希望看到李晏口的军防工程竣工，前来拆台，被王彦超痛击一阵，败了回去。契丹领教了柴荣的本事，没事再不敢上门拜访了，河北百姓深受其惠。
汴梁自石敬瑭再次建都以来，到了柴荣差不多有近二十年的时间，柴荣胸怀天下，对狭小的汴梁自然不太满意，决定大规模的扩建汴梁。当然这个季节农民都没有空闲，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先画好新城轮廓，以待来冬开始动土兴建。这次扩建对开封建城史来说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如果说梁太祖朱温定都开封是开封成为“重量级”历史名城的第一个台阶的话，那么柴荣扩建则为后来开封在北宋时期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大都市打下了坚实基础。
柴荣不是个能坐得住的人，进行内政建设的同时也没失去削平天下的志向，毕竟卧榻之侧群狼俟顾，换成任何大脑正常的人都不会睡得着觉。柴荣下令群臣每人写两篇作业，谈谈自己对国家大政的看法，看这帮“食肉者”能不能有什么好策略，养他们不是白养的，光吃干饭不做事的人柴荣是很讨厌的。
众人领旨回家做作业去了，不久都把作业交了上来，柴荣一一审查，越看越头疼，这都写的什么啊，歌功颂德，有个屁用？翻着翻着，柴荣眼前一亮，发现了一篇奇文，署名是比部郎中王朴。
王朴是山东东平人，精通诸家兵法，很有战略眼光，他在文中说：“自唐晋以来，中国（指中原政权）之所以失天下，主要是因为人主昏庸于上，而人臣弄权于下，军人骄横拔扈，渐成积弊。现在陛下胸怀四海，当首先近贤臣远小人，人如墨朱，近者如也。言而有信，奖赏有功而惩戒过失，天下人就都愿意为陛下效死。陛下应该提倡节俭，不然上行下效，奢糜风起，就将动摇陛下的统治基础。
至于边患，臣认为南方诸国实力较弱，比北方的契丹好对付。尤其是江南李唐，据有淮南千里沃土，其主李璟昏庸无道，国内宵小为党，国势渐衰，陛下可以先取淮南，定江北之地。然后休养时日，再传檄岭南、两川、闽浙，令速早降，不然王旗指处，四方披靡。南方平定之后，大周的实力就会得到极大的增强，就可以抵消契丹凭仗十六州时常南犯的优势。而河东残贼是我朝死敌，对他们只有用武力强行解决。刘氏自高平败后，已经没有和大周相抗衡的实力，不过借着契丹的威风苟延残喘而已。
我大周兵强马壮，万乘大国，何惧鼠窃之辈。陛下英武，三军用命，现在就可以开始准备，一步一步的完成统一大业。”柴荣越看越兴奋，激动的无以名状，立刻晋升王朴当上开封尹，做自己的左右手。
王朴的这篇具有战略指导意义的文章就是五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平边策》，王朴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先易后难，先取江南，后取北方。后来宋太祖赵匡胤的统一进程实际上就是按王朴的《平边策》照葫芦画瓢，北汉也确实是五代十国时最后一个消灭的政权。至于王朴死后，柴荣为什么要放弃既定战略而北伐契丹，柴荣有以下考虑：南方诸国中只有蜀国和南唐与周朝临界，李璟已经被打懵了，不足虑。蜀国孟昶倒是能在西边闹点动静，但也只是癣疥之疾，何况柴荣对蜀早就有备。其他的小政权更是不值一提，而且和周朝不搭界（荆南倒是搭界，可有谁相信荆南会给柴荣造成麻烦？），他们反谁去？
柴荣北伐契丹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夺回幽云十六州，在北方建立完善的山地防御体系，相对北汉，契丹才是周朝最大的威胁。因为此时的契丹已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是一个强大的封建农奴制军事集团，契丹高居燕云山险之地，俯窥山南千里平原，游骑纵横，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柴荣认定南方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后，北伐也是势在必然。
柴荣本就怀有统一大志，王朴此策正合心意，雄心勃发，开始着手启动统一进程。正好这个时候西边的秦州（今甘肃秦安，着名的”陇西成纪”便是）、凤州（今陕西凤县）等地百姓因为忍受不了后蜀政权的苛政，向周朝乞兵。
柴荣当然愿意帮忙了，派凤翔节度使王景与宣徽南院使向训率兵前去收复秦凤二州（在后汉之前属于中原政权）。不久后，周军在凤州黄花谷大败蜀军，蜀军高彦俦部败退青泥岭（今陕西略阳北），周军连取秦州、凤州、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这四州都是后晋灭亡时，时任雄武军节度使的何建献给孟昶的。不该孟昶吃的，到底还是吐了出来。
接下来柴荣又干了一件事，因此事柴荣在本素不相干的佛教界大大的有名。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个名词叫“三武一宗法难”，说历史有四个皇帝曾经抑制过佛教的发展。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就是后周世宗柴荣。
佛教自汉明帝刘庄时传入中国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着名的梁武帝萧衍就是个“菩萨皇帝”。随着佛教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介入，佛教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各种利益冲突也逐渐公开化。三武毁佛，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沉重的打击，但往往是“人亡政息”，三武一死，佛教又渐渐恢复了元气。到了五代，佛教对社会发展的负责影响比较突出，比如寺院占有良田和壮劳力，国家要出钱养活僧尼，而且许多寺院收集铜器建造佛像，铜价大幅上涨，国家不堪重负。
柴荣准备对周边敌对势力大动干戈，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雄厚的财政基础是绝对不行的，所以柴荣才下定决心，对佛教进行大规模限制。柴荣颁布命令，保留一些必要的佛教场所，其余的寺院一律废除。
准备出家者必须得到家长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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