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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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人治理的洪水。凡图谶之书都说黄帝讨伐蚩尤，而唯独诗谶一书认为是“蚩尤失败，然后是唐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般与墨翟（墨子）的故事，其事出自战国时期，并非是春秋时代的事情。该书又说“另外有个益州”，而益州的建置始于汉代。长安周围三辅地区的帝王坟墓，历代都可知道。至于谶书图中的内容终止于汉成帝时。同一卷书，几件事前后说法互相矛盾，圣人的言语势必不能象这样的。恐怕一定是一些弄虚作假的人要挟世人，以骗取资财。过去有位在宫廷任侍中之职的贾逵（字景伯，是天文学家和经学家），他曾摘录谶书中互相矛盾的事三十余件，那些宣扬图谶的人都不能解答。至于王莽篡夺汉朝的王位，给西汉造成莫大的祸患，八十卷所谓谶纬之书为什么没有预言而引起人们的戒备？由此可见，图谶纬书形成于西汉哀帝刘欣和平帝刘衍之际。而且河图络书的篇幅，著录已经固定，后人想加上谶纬之说，是不容许轻易改动的。东汉永元年间，清河郡的谶纬学者宋景根据历史记载推测，预言要发生水灾，并且虚妄地说，他很清楚地看见了伏羲氏传给大禹平治水土的玉简。有些人以至于放弃家产，逃往山上，以避水灾。后来都没有应验，于是又重新采取以往已发生过的事，用来作为验证。至于东汉顺帝刘保恢复帝位，谶纬家们也未能预先知道。所以，谶纬之说是欺骗世人、有害风俗的虚妄之言，以此来欺瞒皇上和达官贵族，事情的真假十分明显，不如将其揭露和禁止。何况律历、卦候、九宫、风角之卦占，常常能够得到应验。世人就是不肯学习，而且竟然认为是不可信的。就好象绘画家，实际存在的东西难以画得像，而虚假的东西可以随意乱画，别人不好讲究。应该把收藏的图谶之书，一概严令禁绝使用，才能使正邪不再有所混乱，各种典籍就无缺点和受到玷污了。”

　　　　张衡于阳嘉元年（132年）升任公车司马令侍中，皇帝召引他到自己所住的宫内任职，他在皇帝左右，常以含蓄的语言议论政事，并给予暗示和劝告。皇帝曾问张衡天下有什么憎恨厌恶的事情，宫中的太监们害怕所作的坏事被告发而毁掉自己，都用眼睛看着他，于是张衡未用真话对答而离开。宦官竖子们唯恐日后会有所祸患，索性都在皇帝身边说他的坏话。

　　　　张衡常常图谋自身安全之事，认为吉凶之间具有依赖转换关系，其结果难以预测。于是就撰著思玄赋，用以宣扬、寄托自己的感情和志向。

　　　　汉顺帝刘保永和初年，到诸侯国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作相。当时河间国王刘政态度骄横，各种设施超过出了与自己身分相应的规定，不遵守制度法令；又有很多豪强大族，也和河间王一样做出不合法度的事。张衡一到任，严明法律，整顿法度，暗中查明奸党的姓名，很快将这些人捉拿归案，于是从上到下的人都规规矩矩，没有人敢再做越轨的事，人们都称颂他对国家政事治理很好。任职三年，上书请求退休，未获允准，被征召授以尚书之职，协助皇帝管理文书等事。东汉永和四年（139年）逝世，终年六十二岁。

　　　　著有周官训诂，崔瑗认为与诸儒生不能有什么不同。张衡又想继孔子研究、解释周易所作的彖、象之书尚未完成的部分，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完成。还著有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等共三十二篇。

　　　　汉顺帝永初年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桃马余等在洛阳南宫东观从事著作，修撰汉记，据此制定汉代的礼仪制度，上书请求张衡参加研究其事，恰巧此时刘珍、刘桃马余二人相继逝世了，因而张衡常常因此叹息，想最终完成这件事情。他在做侍中期间，上疏请求允许他专门从事东观的修撰事业，收捡整理遗文，全力继续修撰汉记。又条陈司马迁、班固所记叙的与典籍不相符合的事有十多项。还认为王莽传中只应该记载他篡位的事就足已了，至于逐年逐月记录国家大事及灾祥，宜放在元后本纪中。又认为淮阳王刘玄即位，为大家所公认。刘玄于光武帝刘秀初年为将军，然后即皇帝位，所以应该以更始年号建于光武年号之初。多次上书，始终不被采纳。到了后人著述的时候，都不详备，对此人们感到很遗憾。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评论道：崔瑗称颂张衡说：“技术穷究天地，制作和自然造化相同。”他“数术”与“制作”的精巧细密难道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吗！推究张衡设计制作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巧夺天工的构思，似乎天地都无法包蕴他的灵秀之气；运用心思制作候风地动仪等机械，世界上任何人的智慧都不能与他相提并论，所以说他的思路深刻精微，是人的智慧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礼记乐记上说：“德行先建立起来，而后技艺才能方能获得发展。”衡量张衡这种才智思虑，难道仅仅是“艺”吗？他的技艺精巧，对德行又有什么损害呢？

　　　　道教的兴起

　　　　从战国始，黄老之学便开始盛行起来，并逐渐分衍为几个流派。当时，申不害论学本于黄老而专主刑名，韩非也喜谈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齐国邹衍则将黄老与阴阳五行结合起来，使阴阳五行成为道家的一个分支。在齐楚，神仙方技家则将黄老与养生之术结合起来，以致古代的医学、房中、神仙等祛病延年著作，多托于黄帝名下，这些在后来成了道教成立的重要渊源。

　　　　汉初，黄老之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影响颇大。以上几股思潮也都相应地得到了发展。汉中期，武帝重用董仲舒提倡儒学，但仍充分利用了社会上流行的谶纬之学。汉武帝自己也非常相信神仙方术，当时有个名叫李少君的人，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武帝，称炼丹的一系列程序是黄帝得以成仙的途径，武帝马上让人按此去办。如此上行下效，使整个社会对道术的信仰翕然成风。至汉成帝（前32—前7年）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把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与真人奉命传达“天意”给经书创造者的观念结合起来，即把天帝、真人、方士的构成体系融于经书之中，并让天帝之道教人的使者直接干预社会政治生活，企图借神仙之力替天传道。

　　　　到了东汉，黄老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奉黄老养性以求长生的风气遍及朝野。光武帝勤政不怠，太子刘庄劝他：“陛下你虽然有禹、汤的英明，但缺乏黄、老的修身养性之福。希望您爱好精神，优游自宁。”楚王英到了晚年也更喜黄老，并把黄老与浮屠置于一起祭祀。建初七年（82年），汉章帝刘曾赐秘书、列仙图、道术秘方予王苍，这表明在当时已出现了绘图成册的道术宣传品。

　　　　与此同时，民间也开始流传后来作为道教早期经典的太平经一书，顺帝在位时（125—144年），由琅邪人宫崇把它献给皇帝。它开初只是一个提纲式的文本，经过一些好道者的不断增饰，最后由于吉、宫崇等的编纂，逐步发展成一部内容庞杂、行文有差、卷帙浩繁的著作。该书继承老子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阐述了其宇宙万物的生成理论。又针对汉代政治动乱、天下不平的现实，提出了一整套解决社会危机的“太平世道”理想。并且着重阐述了长生久寿的理论及具体实施的各种方术。又以天人感应等现象来解释所谓“天人一体”的思想，将神、仙、人置于一等级分明的世界体系之中。因而，其中既继承了道教哲学、阴阳五行学说、原始宗教、巫术及儒家伦理思想，也吸收了当时天文学、医药学、养生学等自然科学成果，以致奠定了以后道教发展的理论基础。以后，在太平经的感召下，形成了道教中的一支，即太平道。

　　　　也就在差不多同时，即顺帝年间，沛国丰县人张陵到蜀郡鹄鸣山学道，造道书，创五斗米道。这种道得具有主神崇拜特征的多神教，神谱中有大量天君神官，皆各有所治，各有所主，而又以“泰清玄元”、“太上老君”等为主神。这一派也以长生成仙为最高目标，其途径则是由神仙除去死籍，消灭三尸，不让魂魄远离人身，或节禁魂魄不弃人身。又常用禁咒符水和传统的中医方法来治病救人。其中，也有一些试图通过服仙药以求长生的迹象，诸如行气、导引、房中术等道术也得到阐述。为扩大这一教派的影响，张陵创立了24个教区，称24治，各治由祭酒主持，奉道者都编户入册，并要求教徒在一定的时间会集到治所，核实户籍，检查教徒们是否有违反禁忌、戒律的行为。会后教徒回家，还须向家人传达“科禁威仪”，共同遵守。

第77章　秦汉（41）（）　
在东汉桓帝年间（147—167）前后，上虞（属浙江）人魏伯阳，写成参同契一书。将以前的炼丹、内养，结合撰者自身体验，予以理论概括。用大易阴阳交合之道，黄老自然养性之道，炉火铅汞炼丹之道，合而为一，即所谓“三道由一”，说明人欲长寿成仙，或服食铅汞所炼“还丹”，或炼养自身阴阳，使得成道。由此而在当时流行众多的神仙术中，单独肯定了炼服还丹及炼养神气两种方术，并以周易的卦爻，对其作了神秘主义的解释，从而使道教走向较为单一定型的道路。

　　　　在当时尚黄老、修仙道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东汉末年还出现了主要以修道长生的观点解说老子的著作，即老子河上公注。在它的解说中，利用了当时哲学、养生学和医学的成就，虽包含有一定成分的统治术，但重点却在长生术。它不同于西汉那种寻找神仙，求不死之药的方士，而是主张怀道抱一，导引行气，在自身修炼上下功夫。这种观念有类似于参同契之处，使道教的方向进一步明确化。它以此而成了早期道教的经典之作。

　　　　张陵后死，其子张衡继承父业，宣传五斗米道。但张衡事迹不显，到光和年间（178—184年），在巴、汉一带活动的张修，却如异军突起，在当地形成一股较大的势力。他的道法是让病人写下自己的名字，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中的一张上之于天，置山上，一张埋在地下，一张沉入水中，并让求病者为此出五斗米。张衡死去后，其子张鲁又继之，东汉末年，张鲁任益州牧刘焉的督义司马，借助他的势力据守汉中，自号“师君”，用道教管教属民。初入教者称为“鬼卒”，后可升任“祭酒”，各统领部众，利用老子五千文教化民众。他采用与张修相同的“三官手书”的道法，又在路旁设置义舍，放置米肉，称“义米肉”，行人据饭量取用，说取过量者会受到鬼的祟害而得病。犯法者先原谅三次，最后才用刑。张鲁以这种方式治汉中，老三姓都乐于服从，以此而雄据巴蜀30年。

　　　　张鲁还继承了张修宣讲老子的做法，撰老子想尔注一书。书中将“道”视作是专一、真诚、清静、自然、好生、乐善的，只要人们守道诚，就可以长生不老，去祸得福。注中由此强调仙士和道士与俗人的区别，以为道人“但归志于道，唯愿长生”，仙士“信道守诚”，“不知俗事”。又一再强调仙寿可致，以为善保精气即其途径之一，以此又提出“自守”，即无思、无欲、无名、无为。进而主张帝王也应行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道普德溢，太平至矣。”从而将道教扩大为一种政治思想。

　　　　灵帝建宁年间（168—172年），冀州钜鹿人张角利用民间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借助以上已流行的道家思想组织太平道，发展势力。当时，青、徐、幽、冀、荆、扬、衮、豫八州的民众闻风响应。约在光和二至四年（179—181年）间，张角按照军事编制，将道徒分为36方，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道教由此而得到更广泛、深入的传播。

　　　　佛教的东传

　　　　佛教发源于古印度，由迦毗罗卫国的王子悉达多乔达摩（释迦牟尼）创立后，开始向印度各地和一些亚洲地区传播。汉武帝时，西域的交通得以开辟，西域诸国与汉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日渐频繁，这为佛教的传入提供了条件。

　　　　西汉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庐接受大月氏国使者尹存口授浮屠经，这是佛教传入的最早记载。东汉初年，在统治者上层人士中已出现佛教信奉者。楚王刘英年青时好游侠，结交宾客，晚年则倾心于黄老与佛教，为王斋戒祭祀。东汉永平八年（65年），刘英派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送到国相处，说：“我托在蕃辅，过错与罪恶积得很多，感激皇上的大恩，奉送这些缣帛，以便可赎曾有之罪。”明帝知后，下诏令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洁身斋戒三月，与神为誓。有什么可以嫌疑，而有悔过的？还予赎罪之物，以助那些伊蒲塞（即居士）、桑门（沙门）吧！”当时人们是将佛教看作是各种神仙方术的一种，将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祠的，以求福祥，楚王所聚汇的大批方士中，有的便是信奉佛教的沙门和居士。与此同时，汉明帝也派使者去过西域寻求佛经，并抄回了佛经四十二章经，存放在皇室图书档案馆兰台石屋中。此后，外来的僧者也日益增多，佛教流播更广。并在洛阳城西雍门外建起了佛寺，绘千乘万骑壁画绕塔三匝，并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绘制佛像。

　　　　建和元年（147年），大月氏僧支谶来到洛阳，建和二年（148年），原安息国太子安世高，游历传教也至洛阳，两人在那里开始了大规模的译经生涯。先是由安世高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阿毗昙五法经等佛经三十四部四十卷，接着由支谶译出道行品经、首楞严经、般舟三昧经等佛经十五部三十卷。安息居士安玄也差不多同时在洛阳经商，他通汉语，常给沙门讲论佛法，并与汉族沙门严佛调一起翻译了法镜经。严佛调是汉地第一个出家者，他除与安玄合译佛经外，还著沙弥十慧章句，是第一部汉僧佛教著作。这些活动，大大推动了佛教在内地的深入。受此影响，桓帝本人也尚于佛教，延熹九年（166年），桓帝在洛阳濯龙宫“设华盖以浮图（浮屠）老子”，将佛老置于一块加以祭祠，以求得延年益寿与长治久安。

　　　　中平五年（188年），青、徐二州暴发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朝廷任命陶谦为徐州刺史。此后一短时期内，境内较为安定，北方洛阳、关中一带的流民纷纷逃到此地。丹阳人笮融马谦同乡，也聚众百人投奔陶谦。陶谦任命他督管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粮运。笮融信佛，于是利用职权把三郡的钱粮用来大建佛寺。佛寺十分宏伟豪华，以铜为像，黄金涂身，披上锦采裳，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纳三千多人，让人在此课读佛经。这是中国正史上首次明确记载兴建佛寺佛像的事。笮融而且下令凡愿信奉佛教的人，都可以免除徭役，以此来吸收百姓。这样招致的民户达到五千多。他还举行盛大的浴佛法会，在八十里的范围内铺席设酒饭招待前来参加法会的人，据说：“民人来观及就食者万人，费以巨亿计。”

　　　　东汉末年，译经活动也很盛行，佛经中的一些内容开始成为人们著述、说理、言谈中的材料。另外，在桓帝、灵帝时来汉地的译经僧，也在译经的同时配合讲解。如安世高在洛阳“宣敷三宝，光于京师”；“于是俊又归宗，释华崇实者，若禽兽之从麟凤，麟介之赴蔡矣。”为了传教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