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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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的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要阻挠，涌向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汇集在新华门前广场，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要求抗日救国。当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了手持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国民党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30人被捕，百余人受伤。12月10日，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强烈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并积极准备进一步的斗争。16日晨，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组成四个大队，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在天桥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国民党军警又一次学生大打出手，打伤学生近400余人，逮捕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30余人。但学生的英勇斗争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响应与支援。杭州、广州、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学生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抗日爱国的行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举行抗日大罢工。上海80万工人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惩办卖国贼，挽救民族危亡，各地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号召学生走出学校，“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底，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学联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平津500余学生组成4个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徒步南下，深入固安、高碑店、保定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推动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使爱国学生运动同工农群众运动结合起来。1936年2月，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恐怖统治，揭露了日寇妄图吞并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为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一二九运动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方向，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投身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洪流。

　　　　西安事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蒋介石调驻在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为进攻红军的主要力量，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取消其被歼部队番号。张、杨十分不满，感到对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更是厌倦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趋高涨。

第321章　民国（17）（）　
而中国共产党鉴于东北军、西北军所处的特殊政治地位及广大官兵要求抗日的情绪，在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的同时，加强了对这两支部队的统战工作。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致书东北军全体将士，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明确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共同抗日。并且释放了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与张学良等在延安会谈，商讨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

　　　　西安事变前夕的张学良和杨虎城10月，蒋介石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从河南开入西北“剿共”前线。12月4日，蒋介石再次飞抵西安，逼迫张、杨执行“剿共”命令，否则即将东北军、西北军分别调驻福建和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两省“剿共”。张、杨既不想参加内战，也不想离开西北。张多次劝说蒋介石放弃内战政策，杨拒不服从“剿共”命令。而蒋介石毫无悔悟之意，表示“剿共”政策至死不变。张、杨“苦谏”失败后，便开始筹划“兵谏”，逼蒋抗日。

　　　　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卫队包围了临潼华清地，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部控制了西安全城，扣押了陈战、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随即向全国发出通电，陈述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抗日救国的八项主张。同时，张、杨还电告中共中央，邀请代表团来西安参与决策，共商大计。

　　　　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英、美两国政府从维护其切身利益出发，避免南京政府为亲日派所控制，因而极力主张支持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则从外交政策上考虑，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力主事变和平解决，竟公然斥责张、杨这一爱国义举。日本政府竭力破坏中国的团结抗日，挑动内战，公开威胁南京当局，暗中支持武力“讨伐”，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

　　　　在国内，西安事变的爆发，完全出乎南京政府的意料，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明令“讨伐”张、杨，炸平西安，欲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则力主用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国民党左派人士冯玉祥等也主张和平解决，以避免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将士及西安大多数民众要求公平、枪毙蒋介石。张学良主张和平解决事变，杨虎城倾向于惩办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至陕北，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深入讨论之后，于19日发出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并指出事变的发展可能有两个前途：一是爆发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亲日派所欢迎的；二是结束“剿共”，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中共中央从民族利益的全局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15日和19日，中共中央先后两次发出通电，坚决支持张、杨的爱国立场，重申同共合作，团结救国的一贯主张，阐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根本立场。

　　　　12月23日，宋美龄、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张学良、杨虎城代表西安方面；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正式开始三方面会谈。经过两天的谈判，达成了六项协议，即：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解放上海爱国领袖，解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其他的具体救国办法。蒋介石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合抗日。”但对六项协议，不愿书面签字，而以“领袖人格”担保，回南京后分条逐段实行。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转折点。

　　　　第二次国共合作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肆进攻，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瓦窖堡会议后，中共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采取了各项措施。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为了贯彻执行决议精神，中共中央把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变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锋军”，并于1936年2月17日发表东北宣言。当蒋介石调遣中央军7个师10万人阻止红军东征，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回师陕北，于5月5日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阻拦红军抗日的错误行为，鼓促南京政府幡然改悔，通电正式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第一次公开把蒋介石看作为联合对象。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中的若干转变表示了诚恳的欢迎。同时要求国民党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向日本侵略者，恢复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以结成全民族的坚固的统一战线。在信中，中共用“民主共和国”口号代替“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以便动员和团结一切赞成民主，拥护抗日的阶级、阶层和个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应改为“逼蒋抗日”。1935年12月6日，又发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变过去反对富农为中共富农的政策。1936年7月，又作出关于土地政策指示，除对汉奸、卖国贼的土地予与没收外，其他小商人、手工业等不在没收之列。这些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团结一切可能抗日的阶级、阶层，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国民党方面为商讨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于1937年2月15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接受了宋庆龄、冯玉祥等人提出的“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并通过了根绝赤祸之决议、促进救国大计案等决议案，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主张，成为国民党最高当局由内战、“剿共”和对日妥协向和平统一、团结抗日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历史标志。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后，尽快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从1937年2月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就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合作形纲领等问题进行了六次谈判。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递送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抗日三项主张。“八一三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第八路军的命令，成立总指挥部，委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卢沟桥事变”

　　　　经过有步骤的准备，日本帝国主义对北平西南卢沟桥的中国驻军进行突然袭击，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日本军部于1937年就对华作战计划这样规定：华北方面以8个师团占领北平和天津及青岛、济南、福州附近要地；华中方面以3个师团占领上海，以2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然后两路会攻南京；另以1个师团在华南作战。对华作战兵力共14个师团近20万人。“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的东、北、西三面皆为日军及伪军控制，仅西南一角为中国驻军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驻防。位于平汉路上的卢沟桥，是北平通往内地的唯一门户，成为日军南下的军事突破点。

　　　　中国守军在卢沟桥上英勇抗击日军1937年7月7日夜间，驻扎丰台的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并炮轰宛平县城，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37师何基冲旅219团奋起抵抗。旅长何基冲、团长吉星文亲赴前线指挥作战，下令坚守阵地，坚决回击。”广大官兵英勇杀敌，全歼进攻卢沟桥的日军100多人，驻守在卢沟桥北面的一连战士，与敌英勇拼搏，最后只剩下4人，其余均为国捐躯。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七七事变”，也叫卢沟桥事变。

　　　　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7月8日，中共中央便通电全国，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共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动员军队准备抗战，要求全国人民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在共产党的抗日号召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纷纷起来，组织了募捐团、慰劳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开展了广泛的抗战前活动。

　　　　“七七事变”拉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同时也从根本上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淞沪会战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炮击上海市中日区域，制造“八一三事变”，淞沪抗战由此开始。

　　　　日本帝国主义对上海的大举进攻，直接危害着国民政府的经济中心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比较积极的抗日行动。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先后调集73个师70万大军参加淞沪会战。日军也先后投入10个师团和海空军共达30万人。上海的淞沪会战是中国军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壮举。在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援和鼓舞下，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士气高昂，取得了一定的胜利，将日军10余个师团阻滞于上海达3个月之久。守卫宝山县的姚子青营500余人，在优势敌人猛攻下，坚守阵地两昼夜，全部壮烈牺牲。坚守在上海闸北囚行仓库的88师524团的800名官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茂的指挥下，孤军奋战4昼夜，全部壮烈牺牲。坚守在上海闸北囚行仓库的88师524团的800多名官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茂的指挥下，孤军奋战4昼夜，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毙敌200多名。最后奉命撤入租界。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据日本陆军省公布，自8月13日至10月底，日军死伤达4万人以上。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采用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处处被动挨打，亦伤亡近20万人。11月5日，日军以三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从西线迂回直扑松江城，切断了沪杭铁路，由于京沪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