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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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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作为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愿意实行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里夺得的一切领土和其他利益的政策。经过谈判，1924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和北京政府签订了协议。苏联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废除帝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这个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以极大鼓舞，以此为起点，掀起了全国性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4年6月28日，上海闸北市民发出庆祝中苏协定签订的通电，提出要一致的向列强收回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7月13日，北京学生联合会等50余团体的代表及各界人士集会，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随后，各地各届人士，纷纷组织反帝大同盟，展开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传活动。9月3日至9日，反帝大同盟发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帝运动周，广州、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长沙、济南、太原等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反帝宣传，“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空前广泛的战斗口号而深入人心。
北京改变后，冯玉祥通电主和，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段祺瑞、张作霖为骗取舆论，软化孙中山，也假意表示欢迎。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也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孙中山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指出：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之条约及特权”，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使“国家独立自由可保”；对内要消灭军阀势力，使“民治之基础莫能动摇”。并要求“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这个宣言，表达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国民会议”的口号，原是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7月发表的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的，以后得到孙中山和许多国民党人的赞同。在国共两党的帮助下，1924年冬，全国很快掀起了国民会议运动。各阶层人民和群众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召开国民会议，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或筹备处，参加的人员有几十万人。
第314章 民国（10）（）
但是，段祺瑞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1925年2月1日召集了军阀官僚的善后会议，以此来抵制国民会议。孙中山于1924年12月31日到达北京。为了反对善后会议，1925年3月1日，在国共两党的倡议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揭露了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本质，重申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军阀的主张。
国民会议运动与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相汇合，形成了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运动。它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揭露了段祺瑞政府的反动面目，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对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起了积极作用。
五卅惨案
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并由这5人组成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李大钊、项英、谭平山、李维汉。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
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66个工会的28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大会选出林伟民、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闭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国大风暴的五卅运动。
5月7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5月10日之后的几天内，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人还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时，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我们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
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举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队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看见已有好几个工人被打伤，他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啦！”并带领众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为反击的武器。
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来到门口，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他毫不畏怯，忍着疼痛，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
川村又接连向他的腹部、头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于卧倒在血泊之中，虽经工友们送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0岁。这次血案还有11人受重伤，几十人受轻伤。
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多次签发中共中央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闸北潭子湾工人俱乐部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但是，上海工人、学生因为募捐活动和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结队去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
陈独秀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决定分头向各学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于5月39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
30日，约有3000名学生上街演讲，听众十分激愤。下午，身高虬髯的巡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声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和听众睹此惨状，个个义愤填膺。
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藉，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
3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并宣布于6月1日实行全市总罢工。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商人也纷纷罢市，胜利地实现了“三罢”。6月7日，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4个团体组成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11日，工商学联合会主持召开20万人的群众大会，提出了惩凶，赔款，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华英日军等17条要求。上海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帝国主义一面镇压群众运动，一面玩弄政治骗局，施展分化伎俩，破坏中国人民反帝统一战线。大资产阶级首先退出了统一战线，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现了极大的动摇。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为了保持革命力量，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全市工人停止罢工。从8月底到9月上旬，各业罢工工人在资方承认一定条件下，陆续复工。五卅运动坚持了3个月，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反动统治，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风暴。
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
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变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省港大罢工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为了支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争取民族自由与独立，有准备有组织进行的。
五卅运动欣起的大革命风暴迅速由上海席卷全国。北京、广州、青岛、武汉、天津等许多城市约有1200万群众，不顾帝国主义及其反动军阀的残酷镇压，先后起来响应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新高潮。其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是“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19日，在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的领导下，省港数万工人举行罢工，声明支持上海界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并向香港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居住自由等六项要求。香港当局不仅拒绝了工人的要求，还宣布戒严，并对广东革命政府实行封锁。愤慨的工人纷纷离港来到广州，准备同帝国主义进行长期斗争。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也举行罢工。23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发动下，广州工人、学生、农民、商人、黄埔军校学生和从香港返回的罢工工人共10万人举行了反帝集会和示威游行，当队伍路过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扫射和炮击，死亡52人，重伤170余人，造成“沙基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更加激起了香港、广州人民的愤怒，参加罢工的工人迅速增加到25万人。
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对省港大罢工的领导，成立了以苏兆征为委员长、邓中夏为副委员长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并组织了20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同广大人民群众，严密封锁香港及沙面租界，分驻各海口码头，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货物，抵制英货、缉拿和严惩帝国主义走狗等。致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工厂停工，公共事业瘫痪，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推积如山，蚊蝇成群，臭气熏天。使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
“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直至1926年10月才宣告结束，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
讨伐陈炯明
广东革命政权在镇压了商团叛乱后，获得了初步稳定，但仍不巩固，广东境内许多地方仍为大小军阀所盘踞。为了进一步统一广东，巩固革命基地，准备北伐，广东革命政府进行了讨伐广东境内军阀势力的战争。
1924年11月，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之时，自封“救粤军总司令”，准备进攻广州。在陈炯明蠢蠢欲动之时，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1925年2月初，以黄埔军校3000学生军和粤军许崇智部为东征军主力，由蒋介石统领，周恩来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开始了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全军将士作战英勇，纪律严明，并且沿途得到东汉农民的积极支援和配合，连战皆捷。3月中旬，东征军1000余人与陈炯明主力林虎部万余人激战于棉湖，将其击败，解放了除惠州以外的几乎所有东江地区，肃清了这些地区的军阀势力。
当东征军准备围攻惠州陈炯明老窝时，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勾结云南唐继光，暗通香港陈廉伯，并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支持下，于1925年6月4日，在广州发动了武装叛乱，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力主讨伐。6月6日，东征军回师广州，镇压叛乱。在广九、粤汉铁路工人、广州邮政、航运、水电工人的罢工支援和在市郊农民的积极配合下，广东革命军于6月12日向叛军发动了总攻，至13日全歼杨、刘叛军2万余人。再一次使广州局势转危为安，进一步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
在东征军主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国民政府着手整顿，加强治理内部之时，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支持下，于9月初重新占领东汉一带，准备进攻广州。盘踞粤南的军阀邓本殷也调兵遣将，形成对广州的夹击形势。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消灭反革命势力，统一广东，于9月28日决定第二次东征。东征军由蒋介石任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部主任。在省港罢工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陈炯明的老巢惠州，歼灭了陈军主力，11月中旬，全歼陈部残敌于粤闽边境，完全收复东江、胜利结束第二次东征。
而在东征的同时，国民政府还派出军队南讨邓本殷，广西的桂军李宗仁部在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打败了旧桂系军阀沈鸿英，从而实现了两广的统一。
以两次东征为主的讨伐作呀，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提供了可靠的后方基地，同时也为工农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北伐战争
1926年7月9日，黄埔大操场上，战马嘶鸣，旌旗飞舞。戎装待发的将士们列队整齐，阳光在无数枪刺上折射出瓦蓝的光芒；“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国民革命军正在举行北伐誓师。
北伐，消灭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并统一中国，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确认北方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此起彼伏，其统治已摇摇欲坠；处于南方革命中心的广州，应抓住时机挺进北方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指出中共当前主要任务是协助广东政府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此后，中共大力开展各地的工农运动，为北伐胜利进军准备了充分的群众基础。
蒋介石也积极主张北伐。“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还没有放弃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还需要在革命的大旗下积蓄力量，因此他把北伐看成是其进一步扩展权势的好时机。在广州的湘军、桂军、滇军等各派将领同样想通过北伐扩张势力。广东地方势力则希望所有的军队都赶快离粤而去。于是，在北伐问题上，诸种势力在同床异梦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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