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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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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的联合战线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强调共产党要保持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共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罗辛龙组成中央局，并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辛龙为会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确制定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从而大大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政治上组织上做了必要的准备。但是，由于大会受马林、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对于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估计不足，对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农民土地问题和建立革命军队问题，都没有明确地解决。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确定的。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特别是1922年的远东会议上，已经明确地指出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盟，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而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要想取得打倒军阀的胜利，国共两党必须联合起来，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的敌人极其强大而残暴，不但有封建军阀势力，而且有帝国主义势力。而中国共产党刚建立，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强大，不能独立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国民党一次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等开始认识到实现三民主义，不能“单靠军人奋斗”，而要依靠党的力量。但国民党的状况又令孙中山颇不满意，认为：“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如果没有新生力量的注入，一扫国民党的暮气、涣散，国民革命难以成功。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又使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可能。
从1922年9月起，孙中山开始进行改组中国国民党的工作。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有53人参加的会议，商讨国民党改进事宜。他指定成立由茅祖权、陈独秀、覃振、丁维汾等9组成中国国民党改进案起草委员会。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他审定的由汪精卫、胡汉民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8月，孙中山又派出以蒋介石为首并有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等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10月，应孙中山之邀，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并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10月24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负责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并筹备翌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1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在广州办理党员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及区分部组织。
1923年底，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了改组的准备工作，形成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将国民党改组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
孙中山书“天下为公”横批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有165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等重要议案；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共产党人；选举了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7人，其中有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共产党人。
第313章 民国（9）（）
代表大会通过了由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它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了新的革命内容。在民族主义方面过去只提反满，现在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民权方面过去只是抽象的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人农民的生活。这就根本上适应了新的历史潮流之要求。在基本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相一致，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各个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但是，应该指出，新三民主义在理论上和纲领上，毕竟没有逾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它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还是有不同的，特别是二者在宇宙观、领导权、革命阶段的区分和革命彻底性等方面都存在着本质的差别。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是中国革命高涨的新起点。
创立黄埔军校
历次革命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依靠一方军阀打倒另一方军阀，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要进行国民革命，就必须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早在1922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时，接受了马林关于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建议。1923年10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后，将筹办军校列为重要决议案之一。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筹办军校，原定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24日。孙中山派廖仲恺、邓演达等七人组成“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2月6日设立了军校筹备处，确定以广州黄埔岛为校址，并聘请苏联军事顾问。
周恩来旧照黄埔是个小岛，位于广州东郊、珠江南岸，面积约6平方公里。这里距市区约20公里，离虎门数十公里，是从海上通向广州的要冲，为历史上军事国防和对外贸易的要地。孙中山因为这个小岛四面临水，与城市隔离，地当枢要，便于兴学讲武，所以决定将军校办在这里，并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习惯上称“黄埔军校”。
筹建工作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帮助下开始进行。首先要定下来的是，由谁来当校长呢？本来孙中山打算亲自兼任，学校将成立时，改派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对此却有很大的意见。本来，无论在党还是在军，与程潜比起来，蒋介石都算是后辈，可他不愿居程潜之下，嫌官小无权。于是，他擅自发给教职员一笔离职津贴，声称学校不办了，自己私自溜回上海，以此要挟孙中山。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静江、戴季陶都为蒋介石撑腰，三番五次地找孙中山说情。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也称：“校长一职，非蒋莫属。”孙中山也因为在自己被陈炯明叛军包围的时候，蒋介石特意从繁华的大上海跑到永丰舰上，表示共存亡的决心而一直很信任他，见此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蒋介石如愿以偿，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可孙中山哪知道，这个一向标榜为“忠实信徒”的人，却是个革命的投机分子呢？更有着巨大的个人野心。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党员在广州和其他地方，积极为军校招生，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苏联为了支持这所学校，也派遣政治、军事人才到中国。被聘为国民党政治顾问的鲍罗廷，对黄埔军校的设置、军事组织乃至政治制度的拟定，都仔细过问。1924年后，加伦等十几名苏联顾问又先后到黄埔军校担任了军事、政治教育工作。其中有行伍出身的，有从武备学校出来，一直升到将军职位的；都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和在军事院校的理论进修。这样，苏联顾问不仅能够组织课堂教学，而且能够通过实践讲明其基本原理，是办好军校难得的人才。在财力和物力上，苏联也给予了很大帮助。
黄埔军校旧址四方英才齐集军校后，1924年3月27日，举行了入学考试。报考生有1200多人，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现广东省博物馆内）为试场。经过严格的选择后，正取学生350名，编为第一、二、三队，备取学生120名，编为第四队，总称学生总队。这年9月，又从远道赶来投考的四川籍学生中，录取了20多名，军政部讲武堂的150名学生也归并到黄埔军校训练。总起来，这些学生同时编为了军校第一期学员，共600余人。
学员们的文化程度是参差不齐的。有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有大学生，有的仅具有中学文化水平，也有的连小学门也没有进过。但从政治条件来看却有共同点。他们多数出身于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很少。而且，他们大多数是怀抱着献身革命的决心投身于军校的，属于有理想、有报负的革命青年。如从西安省立中学来的王泰吉，离开西安时曾书写这样一首诗：“七尺男儿汉，足立天地间。满目不平事，踏覆待何年。”充分表达了一腔壮志豪情。尤为突出的是，在600多名学生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占了十分之一，其中有一些还是有名的共产党的活动分子。
万事俱备后，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由孙中山亲自主持。除中国国民党党政军负责人、苏联顾问团出席外，当时依附于革命的滇、桂、湘、粤、豫军的司令及各军各师的长官都参加了。学员们一律穿着苏联式的黄卡叽布军装和翻毛皮鞋，英姿勃勃，一副整装待发的样子。这是在中国旧军中从未见过的新型军队。在讲话中，孙中山指出，开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就是要以“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成立了好的革命军，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
军校成立时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1926年3月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校由孙中山兼任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校本部下设政治、教授、训练、管理、军需、军医六个部。政治部分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先后以戴传贤、周恩来、汪兆铭、邵力子、熊雄等为主任；张崧年（申府）、邵元冲、鲁易等为副主任；胡汉民、肖楚女、张秋人、安体诚等为政治教官；恽代英为政治主任教官，聂荣臻为政治部秘书。教授部和训练部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授与训练。教授部王柏龄为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教练部李济深为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何应钦为军事总教官。
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制度，加强政治工作，设党代表。吸收大批共产党人来校任教和学习。在教学方面，是军事和政治训练并重，主张“武力为主义所驱使”，防止“脱离群众弊病”的发生。通过政治教育、使军校学员为工农服务，成为有“革命的志气”，“明白革命主义”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先锋。在军事教育方面，要求有严格的军纪、加强作战训练，使之能够有充分作战的能力、有切实把握能够杀敌取胜的本领，以造就一批军事人才，去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反动政治的任务。
从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军校共招收六期学员，总人数达1�2万余人。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十位元帅中就有5位是黄埔出身，十位大将中有三位。此外，还有八位上将、九位中将和八位少将毕业于黄埔。在国民党方面，黄埔出身的将领就更多了。
1927年以后，作为黄埔军校的延续，“陆军军官学校”先后迁到南京、成都等地。1949年又迁到台湾，直到现在。但此后的“黄埔”与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已不可同日而语。
孙中山率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大革命时期，黄埔师生东征北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绩；八年抗战中黄埔同学为抵御外侮，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但是，由于蒋介石奉行反共、反人民、坚持内战的反动政策，黄埔同学也曾在长期的内战中，同室操戈，兵戎相见。然而不管怎样，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黄埔军校的历史功绩。特别是1984年，在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之际，黄埔军校同学会在北京成立。黄埔同学会以“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为宗旨，表达了海峡两岸黄埔人的共同心声。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
1924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奉主力在山海关厮杀之时，直系将领冯玉祥趁北京空虚之际，从前线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
国共合作后，革命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军阀内部的分化。冯玉祥原为行伍出身，早年曾在北洋陆军任职。辛亥革命时，受到民主思朝的影响，与新军管带王金铭、施从云等共谋滦州起义。1915年底，将自己的部队改称为护国军第五师，树起反袁大旗。1917年，冯玉祥又率军参加了讨伐张勋的复辟阴谋。1918年春，为抵制段祺瑞的武力政策，在湖北武穴停兵，通电主和。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曾为直系立过很大功劳，但战后却受到吴佩孚的排挤，被调任为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移师驻北京南苑。这期间，他进一步受到孙中山及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对曹锟的贿选即深为疾恶，于吴之穷兵黩武尤痛恨已极”，“誓必相机推倒曹吴。”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冯玉祥就已经与胡景翼、孙岳等，在直系内部秘密结成了反对曹吴的联盟，并暗中与张作霖、段祺瑞进行联络。当他被任为第三路军总司令率军北上时，故意迟缓行军。兵至古北口时，张作霖派代表前来密商，冯答应负责推翻曹吴，但要求奉张答应两个条件：一是请孙中山北来，二是奉军不得进关。之后，当冯玉祥确知吴佩孚在山海关、九门口战势不利的消息后，突然回师北京，在胡景翼、孙岳的配合下，10月22日夜，冯军鹿钟麟部首先进抵北京城，包围了总统府。23日，冯、胡、孙通电呼吁和平。24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曹锟被冯军囚禁，直系军阀政府宣告垮台。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由胡景翼、孙岳分任副司令兼第二、三军军长。将清废帝溥仪也逐出了故宫。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
吴佩孚得知冯玉祥改变的消息后，从前线回救北京，在杨村、北仓一带被冯军打败。11月初，奉军大败直军，占领山海关、秦皇岛、唐山等地。奉军不仅开进关来，还沿津浦线南下。11月3日，吴佩孚率残军由塘沽乘舰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就此结束。
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
1924年至1925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国民会议运动，是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表现。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发端于中苏协定的签订。1923年9月，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宣言，申明苏联政府仍将以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作为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愿意实行完全尊重主权，彻底放弃从别国人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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