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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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7年）三月七日，魏宗铨也遭惨杀。

　　　　当萍、浏、醴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同盟会员纷纷请求回国参加。孙中山、黄兴先后派宁调元、胡瑛、朱子龙等回国到各省策应，但他们回国后，起义已经失败，清政府正到处搜捕起义人员。结果，宁调元在岳州被捕，胡瑛、朱子龙、刘静庵、张难先等也先后在汉阳被捕。

　　　　收回利权运动

　　　　十九世纪末，西方各国通过资本输出，争相在中国投资设厂、筑路、开矿，从而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命脉。单以修筑铁路来说，西方各国不仅可以夺得修建铁路的借款权、营造权、代理经营权，而且可以获得开采沿线矿产、森林、架设电线的权利或其他通商的优惠条件，甚至还可以攫取设置路警、驻兵运兵和减免税课，进而干预沿线行政、司法等权益。而筑路开矿的权利一经被他们夺得，就被视为禁地，即使几年不开工或转让他国从中牟利，也不许中国人染指。这种危机的状况，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路矿利权的得失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同时，随着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些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向路矿投资，这就促使中国人民提出废除旧约，收回路矿利权，由中国人自办的要求和主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国华美合兴公司与清政府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夺得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两年后又订立续约。但是几年过去了，美国公司不仅迟迟未动工，反将股票转卖给比利时。这种公然违反合同，无视中国主权的行径，引起湘、鄂、粤三省各界的强烈反对。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南绅商联名上书，首先提出废约，把铁路收回自办。鄂、粤人士也纷纷揭露美国违约的事实，要求废约。留学日本的鄂、湘、粤学生组成了“鄂湘粤铁路联合会”，声援国内。同时，上海的东方杂志等报刊，也陆续发表消息和评论，为收回路权作舆论声援。在这种形势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美国不得不同意废约，但提出清政府必须为此付出赎金。这样，中国以675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

　　　　同年江浙要求收回苏枋甬铁路主权。最初这条铁路的建筑权被英国获得，但英国始终没有进行勘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七月，浙江绅商要求自办全省铁路，发出废止路约的呼吁，还成立了浙江铁路公司，江苏绅商也随之响应。英国得到浙江要自办该路浙段的消息后，于次年三月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使事情拖延下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清政府提出路由中国造、钱向英国借的办法，并同英国订立借款合同，答应借款150万英镑，聘用英国工程师，将苏杭甬铁路改为沪杭甬铁路。清政府的这一作法，使正在施工的江浙建路人民非常震惊，有人为此而呕血或绝食而死以示抗议。于是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等地相继成立了拒款会或拒约会，并多次举行集会，通过认股方式进行抵制。但是清政府还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以邮传部的名义向英国正式借款，然后再转给江、浙铁路公司。表面上看沪杭甬铁路仍归商办，但实际上却不得不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春，清政府迫于压力，才将沪杭甬铁路借款移作开封、徐州铁路借款。这样，江浙民众收回路权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与此同时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也相继提出废除与英德签订的津镇铁路合同，要求筹款自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云南留日学生也呼吁废除法国修筑的滇越铁路条约，但是这些斗争都没能取得胜利。

　　　　收回矿权的斗争，是收回利权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其中山西民众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矿权的斗争最为激烈，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福公司同清廷签订章程，夺得山西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的开采权，但一直没有动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西绅商创办公司，决定自行开矿，不招外股，恰巧福公司这时也派人前来勘察，并且查封了民矿。消息传出后，知识界上层人天下百多人联名上书给山西巡抚，要求撤废合同。山西大中学堂的一千多名学生也联名上书，主张废约自办，并纷纷罢课抗议，其影响波及到全省。各界人士推举代表赴京请愿，要求外务部收回矿权；留学日本的晋、豫、陕三省学生及留日学生总会也致电外务部提出同一要求。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冬，山西绅商改组公司，一面派代表与福公司谈判，一面筹资开矿。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一月，以二百七十五万两白银的价格将福公司在山西攫得的矿权全部收回。

　　　　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还先后收回了黑龙江都鲁河砂金矿和吉拉林河砂金矿、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山东峄县中兴煤矿及茅山等处华德公司矿区、安徽铜官山矿区、四川江北厅煤矿、云南徵江等七府矿区、湖北炭山湾煤矿等矿权。

　　　　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为后来更大规模的保路运动做了准备。

　　　　黄花岗起义

第302章　清朝（56）（）　
黄花岗位于广州市先烈路。在此安葬着辛亥革命时期广州起义的革命烈士。因为在起义后，人们把寻找到的72名烈士的遗体埋葬于此，所以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把广州起义称作“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庇能召集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部署武装起义，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国内外各省、地代表出席。会议决定仍从海外华侨中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因孙中山不能在国内立足，他只好委托黄兴去香港成立机关，主持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而他个人则远涉重洋，前往美洲募捐筹饷。1911年1月底，黄兴与赵声等在香港跑马地356号组成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经过5个月左右的紧张筹备，动员了同盟会大部分骨干，分派党人前往长江流域各地联络革命团体，并令专人负责发动新军、防营、巡警及联络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又组成一支拥有800人的敢死队，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秘密据点38处。预定于4月13日在广州发难，由于革命党人从国外准备的枪弹、捐款没有及时送达，信息传达不及时，所以起义未能如期发动。此前，4月8日，从马来西亚归来的温生才擅自行动，暗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温生才被捕就义。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暗杀事件后，广州政府严密戒备。加之从日本运来的一船武器和从美国、荷属东印度汇来的款项误期，黄兴决定起义时间推迟到4月27日。黄兴于4月23日写下“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的绝笔书，离开香港潜入广州，负责指挥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4月27日傍晚五时半，广州起义爆发。当时，黄兴率领林时、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160人，臂缠白布，手执机械炸弹，勇猛地直扑两广总督署。赵义军发现清两广总督张鸣歧已逃跑，便放火烧掉总督衙门，随后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接着，他们与清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奋不顾身，前仆后继，顽强地同敌人战斗了一夜，杀死杀伤敌人不计其数。在激烈的战斗中，黄兴的右手食中二指被子弹击断，就用左手执枪，仍然坚持战斗。朱执信在战斗中也负了伤。起义军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林时、方声洞、罗进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共86人。

　　　　这些烈士中，有学生、工人、农民、教员、商人和士兵等。他们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视死如归；在刑场上怒斥敌人，宁死不屈。

　　　　战斗中，喻培伦在一臂已废的情况下，仍毫无惧色，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吓得敌人魂飞胆破。最后身中数弹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25岁。

　　　　林觉民在福州西郊西禅寺制造了大批炸弹。完工后，他计划把炸药放到棺材里，让夫人假装送葬运到前线。后因妻子已怀孕活动不便，才改由方声洞的胞妹护送到香港。1911年4月25日天亮前，即起义前两日，林觉民写下了禀父书、与妻书两封绝笔信。激扬文字，跃然纸上。催人泪下。在战斗中，他在腰部中弹倒地的情况下，仍忍着剧痛，爬起来坚持搏斗，直到昏倒在地，以致被捕。在被囚的几天里，林觉民不喝一点水，不吃一口饭，以绝食相抗议。在敌人的审讯大堂上，他慷慨陈词，痛斥现实，这种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感，甚至使在场的清朝官吏也都默默无语。就义时，林觉民年仅24岁。

　　　　起义后，人们收殓到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烈士遗骸72具，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花岗”，遍地的黄花掩盖着牺牲的烈士们。潘达微遂将此地改名为“黄花岗”。后来，孙中山在广州黄花岗烈士墓前亲笔题写“浩气长存”四个大字，以昭示后人。

　　　　保路运动

　　　　粤汉、川汉铁路是沟通南北深入内地的两条重要干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向美国借款四千万美金，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筑权让给美国。这一行为遭到四省民众的强烈反对。因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被迫支付一笔赎金后收归自办，成立了官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公司。由于资金不足，四川工商界决定以广泛征集民股的办法，由商办修筑川汉铁路。宣统元年（1909年），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并督办粤汉铁路兼鄂境川汉铁路大臣时，认为修筑铁路非依靠外国人力量不可。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清政府采纳了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建议，再次举借外债，五月十一日，宣布铁路“国有”。随后清政府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这个合同不仅把四省几年前争回的路权再次出卖，而且还趁机侵吞各省民众筹集的股金，从而引起了川、鄂、湘、粤四省民众强烈反对，保路运动正式爆发。

　　　　五月十四日，湖南长沙举行了三万人集会。会上，各界代表纷纷上台演说，抗议清政府出卖四省路权。提出“路权必争，必争到底！”十六日，长沙至株洲的一万多铁路工人罢工，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号召农民拒交租税，以示抗议。接着又成立了湖南的保路团体。在湖北，商民群起抗争，大江报发表了革命党人詹大悲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鼓吹以暴力斗争手段反对清政府的卖国政策。之后，宜昌的铁路工人组织护路队，与清军展开搏斗，打死清军20多人。在广东，各界商民纷纷持币领银，拒用官发纸币，掀起“挤兑风潮”以示抵抗。留日学生纷纷回到广东，开展保路宣传，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四川的反抗斗争最为激烈。五月十八日，当清廷与四国银行借款筑路的签字合同下发后，首先闻讯的川汉铁路公司各法团的代表及谘议局常驻议员们无不愤慨不已，当即决定，采取以前的文字争辩奏文争取的方式已不是办法，只有进行破格的斗争。于是决定通知各地，成立保路同志会。五月二十一日，保路同志会正式成立，参加大会的有五千人以上。会上选举原询问议局议员蒲殿俊、罗伦恒为正、副会长。同志会下设总务、讲演、交涉、文牍四部，许多人自告奋勇担任这四部部长。为扩大宣传还出版了保路同志会会刊，初时为三日刊，后改为日刊。成都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全省各地积极响应。学生界成立“学界保路同志会”，妇女界成立了“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市也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各州、县、街、乡、镇都成立了各级保路同志会，参加者在两个月内达十万人左右，保路同志会采取了避免直接攻击清廷，将斗争锋芒指向盛宣怀等人，并追思光绪帝的“文明保路”政策等措施，得到了四川代理都督王人文的支持。八月，保路同志会号召成都全城罢市。不久，发展到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斗争。接着各地贫民举行暴动，捣毁了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及外国教堂，并与警察发生冲突。这时，刚赴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不断接到清廷电示，下令对民变进行镇压。九月七日，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罗伦恒、蒲殿俊等九名代表，封闭川汉铁路公司，命令军队向去总督府请愿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打伤数百人。第二天，清廷再次电示赵尔丰“切实弹压”。接着，清军开始各处查捕保路同志会各级领导人，解散了各级保路同志会。

　　　　四川民众愤怒至极，便自行组织起来，捣毁电线、沿途设卡，绝断官府来往文书。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等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县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军遍布成都附近十多个县人数达二十万人，包围了成都。清政府急调云、贵、鄂、湘、陕五省军队增援川军，镇压同志军。在龙鸣剑和王天杰领导下，同志军与清军英勇作战。九月二十五日，荣县宣布独立。鼓山、眉州、青神等县相继响应；接着，成都附近各县同志军并起。川南同志军在下渡口大败清军；川东北的同志军在李绍伊领导下，攻占了邻水、垫江、达县等地，还配合广安义军向川北的南充、岳池等县发展。九月底，川东巫山一带铁路工人举行暴动；川北的江油、锦州等地人民亦普遍组织起来，开展武装斗争，将保路运动推向高潮。

　　　　保路运动沉重打击了清统治，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

　　　　武昌起义

　　　　当保路同志军武装起义的烽火燃遍巴蜀大地时，毗邻四川的湖北，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武昌起义。

　　　　20世纪初的武汉是革命洪流汇聚的中心，自1904年到1911年，湖北各地自发的抗清斗争达300多起，武汉地区的反清革命风暴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武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为推翻反动的清政府在武汉的统治，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湖北的两大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更是在长江中游地区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湖北的新军中，广大官兵大多数都被发展吸引到革命的队伍中来，新军士兵后来成为武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1911年9月，四川爆发了保路同志军的武装起义，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命端方调湖北新军31标及32标2营，旋又调41标赴宜昌、沙市、岳州、襄阳等地，以“调虎离山”之计削弱革命党人在武汉的军事力量。新军的外调，加强了武汉地区革命党人的紧迫感，敌我双方的政治气候也越来越紧张。

　　　　急剧高涨的革命形势及日益紧迫严峻的局势迫切需要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共同行动。

　　　　1911年9月14日，文学社、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建立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计划、统一行动的联合机构：军事方面，由蒋翊武任总指挥，王宪章任副指挥，孙武任参谋长，指挥部设于武昌小昌街85号；政治方面由刘公任总理，孙武任常驻政治筹备员，下设若干政治筹备员，负责文告、印信、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