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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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桐城派古文

　　　　清初诸帝为安定反侧，羁絷群士，无不致力于文治。除开设史馆、四库全书馆，举办特科，扫除场屋积弊、整饬士习，奖掖醇儒等举措之外，还以程朱理学为“正学”、“儒学”，树立哲学、伦理学、教育、文学等意识形态领域中正统儒学的绝对权威，以扼制异端，宣扬教化。所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时文规范以及朝野学风、文风极端重视，频颁告诚、钦定诗文集，以厘正文体，垂示文章典则。康熙时，颁行徐乾学编御选古文渊鉴，倡为辞理醇粹，平正通达之文，以涤荡明末时诗文“腐烂”之风。雍正十年（1732年），“特旨”晓谕试官，以清真雅正、理法兼备为当时衡文标准。次年，敕方苞以和硕果亲王名义编古文约选，以为时文范本。方苞在该书序言和凡例中，列举“义法”，“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之梯航。乾隆元年（1763年），颁行方苞编钦定四书文，“以发明义理，清正古雅，言必有物为宗。”方苞所称“清正古雅”，即源于世宗“清真雅正”，又为时文标准。乾隆十三年（1738年），颁行御定唐宋文醇，录取文章“其上者，是以明理载道，经世致用；其次者，亦有关法戒，不为空言”。以上文献材料表明，清初“列圣”们谆谆告诫和倡导的时文，并推至对一切文章的衡文标准和文章规则是“清真雅正”，而方苟则“禀皇极之彝训”，以其为核心，建立桐城文派的古文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认为桐城派是清廷文化政策的必然产物。

　　　　乾隆中，经学家程晋芳，周书昌说姚鼐“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这虽为“一时兴到之言”，却已拈出“桐城”名义，而在乾嘉时，还没有人敢于尊奉这样的观点，只要略一举口，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但当时以桐城方苞、刘大櫆、姚鼐为代表的古文宗派已经形成，到道光中叶以后，桐城诸子更是堂而皇之地张大其帜，“各诩师承”。

　　　　方苞，为桐城派“彻组”，自许为“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为学恪守宋儒，称“孔孟以后，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为文追踪韩愈、欧阳修，摒弃六朝骈俪藻绘，以唐宋八家、左史、六经、语孟为文章正宗，论文持“因文见道”之说，尤重“六行合一”，谓为文应“开通”“大义”，“明孔子之道”。需要说明的是，方苞及其以后的桐城诸家，对时文与古文之别，尚有所洞见，并非尽“以古文为时文”，但方苞的时文理论，有时却可通于其古文理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方苞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均为时文所作，其中所列举的“义法”、“清真古雅”，也均为其时文理论用语，但同时也可视为其古文理论的文学范畴，仅有外延宽窄之别而已。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曾说“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所谓“成体之文”，即指时文，也当然包括古文及其它文章在内。而古文约选序一文，在论及“制举之文”的“义法”的同时，又称“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所谓“澄清无滓”也即“清真古雅”。是见方苞是时文、古文相提并论。而方苞的“义法”说，从其内容的丰富性来看，更可以说主要是对历代古文创作规律的理论概括，绝非明代及清初八九十年的八股时文所能涵盖。

　　　　作为古文最高境界和理想风格，或衡文标准的“清真古雅”，表现为“理”与“辞”的统一。即“文之‘清真’者，唯其‘理’之‘是’；文之‘古雅’者，唯其‘辞’之‘是’”。而“理”之“是”，在于“创意”，“溯源于六经而切究宋元诸儒之说”；“辞”之“是”在于“造言”，“取材于三代两汉之书”。方苞又用“雅洁”具体说明这种“理”与“辞”的统一。方苞在文统上，奉归有光为祖师，而对柳宗元却多訾诟，因为他不能归一于“道”。所谓“雅”即“古雅”，指“辞”不伤于繁芜俚鄙；“洁”即“清真”，指“理”不流于“肤末肢离”。而“稚法”，即辩理论事，“明于体要”，行文雅驯，刊络浮词，以清淡简朴的艺术风格，表达阐道翼教“发明义理”的思想内涵。“因文”以“见道”，“文”无非为其“见道”之器，为“文”之“所归”在于“立德在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才之旨意”。所以方苞及桐城派诸人，不仅是文人，而且想兼做“道学家”，重新遵奉宋明理学的一套。方苞所谓之“义”，即文章之内容；“言有物”即内容充实。“法”，即文章之形式“言有序”，即条达通畅，文法变化，虚实详略合于戒律。方苞为文，从唐宋八家入，师法韩欧，归有光，而不失其“静重博厚”，他的汉文帝论、左忠毅公逸事、狱史杂记、送冯父子序等作简练雅驯，叙事扼要，确属有物有序，传世之佳构，尽扫前后七子“摹临古贴”竟陵诸家“幽情单绪”之风，而开创清文新局。但方苞为求清真古雅之境，“义法”或流于过苛过细，到了姚鼐门人吴德旋更是提出“忌，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的古文“五忌”，从而使古文陷于枯瘠，生气荡然无存，难于摆落“道学家”高头讲章的窠臼。

第275章　清朝（29）（）　
刘大櫆康熙末年以文谒于方苞，经其揄扬，而知名于京师，后上承望溪，下启惜抱，成为桐城“三祖”之一。刘大櫆论文“以品藻音节为宗”重“法”而讲求文人“能事”。称“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文人者，大匠也。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作文本以明事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以文人之“能事”，即作家对艺术规律的掌握，及其语言表达能力，置于首位，“以品藻音节为宗”，强调古文以文学为特征，已与方苞的“文行合一”，春秋“义法”，以文人之“立德在言”为重，异其趋向。所谓“文人之能事”，具体而言，即“神气”、“音节”以及“字句”等文章要素的运用之“法”。神气，即指作家创作个性与文章气势，形成作品的情感义蕴与审美风格，渗透于文章形象体系，或情韵声彩，参差纵敛之中。由“精”至“粗”，自“幽”而“显”，使文成体。读者则“揆文以入情”。刘大櫆古文理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文论史中创作论、鉴赏论的深化与发展，更在于把“义法”论从抽象引向具体，示人以“法”，以“文法”为初阶，进窥文之“高妙”。

　　　　姚鼐，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师刘大櫆学为文之法，是桐城派古文理论集大成者和著名散文家。乾嘉时期，惠栋、戴震等朴学家各重一时，“家诵许郑，而群薄程朱”，姚鼐自称“吾不敢背宋儒，亦未尝薄汉儒”，论学主张“祛末士一偏之弊，为群才大成之宗”，而兼收汉学之长。论文倡义理、考据、文章相济之说，讲求“文章之美”。称“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述庵文钞序）。不废“考据”，尤重“义理”，而谋求“义理”、“考据”、“文章”之合一，以形成“文章之美”。姚鼐又本着颇具有道家色彩的“天与人合”之说，论述了“天地”论及文章的审美风格，并认为有“阳与刚之美”和“阴与柔之美”两种风格。

　　　　姚鼐晚年在钟山书院讲学，方东树、管同、姚莹、梅曾亮为其四大“高第弟子”。后来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一时天下学者，都以桐城派为旨归。

　　　　桐城之所以形成文学宗派，在于其“法愈严而道愈尊”，但它的失败也在这里。“道愈尊”，则识见益卑下，偏蔽：“法愈严”则文章益贫瘠、枯燥。桐城派的论敌，多从“辞”、“旨”两处发难，攻驳其“义法”说。

　　　　文学家袁枚称“尊之者诗文必弱”。经学家戴震称“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手乎闻道”。因“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从根本上否定了桐城派之“义法”。经学家钱大昕更称方苞“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文选派骈文家阮元、李兆洛，则以骈文为正宗，抑散扬骈，与桐城古文分庭抗礼。出自桐城的恽敬，亦以方苞之文有“袍袖气”，“有死文无生文，有卑文无高文，有碎文无整文，有小文无大文”，而与张惠言、吴仲纶别创“阳湖派”。

　　　　如来头像曾国藩，以湘军魁渠，而为“文章领袖”，道咸间与友人刘蓉、郭嵩焘、吴敏树等竟为桐城占文，皆卓然成家。“曾门四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等又播其师说于四方，如吴门子弟注籍者即达数千人，盛极一时，形成“湘乡派”，号为桐城“中兴”。曾国藩论文不墨守桐城义法，而以洋务派的经世济民之学，充实桐城“义理”。曾国藩为文宗韩愈，而辅之以汉赋，扫桐城之空疏，有壮美雄直之气。

　　　　吴汝纶死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湘乡派古文也告式微。林纾称湘乡诸老中，吴汝纶为最后一位。而攻桐城者，益日见其烈。文选派李详“正告”称“古文无义法，多读古书，则文自寓法；古文无派，于古有承者，皆谓之派”。另一文选派大师刘师培则反对奉“方姚之文”为“文章之正轨。”李、刘二家继承阮元、李兆洛之说，从根本上否定桐城之宗派。国学大师章炳麟认为韩愈“局促儒言之间，未能自遂”，方苞、刘大櫆等“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师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而“本未得程朱要领，徒续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也是从根本上否定桐城之派。

　　　　吴汝纶门生贺涛、林纾、严復、马其昶、姚永概等人，虽仍株守桐城，传徒授法，但已无力以自身的变革或中兴，抵御外来的冲击，而挽回颓局。

　　　　梁启超所发动的“文学革命”，以“笔锋常带感情”，“纵笔所至不检束”，“平易畅达”的“新文体”取代了桐城古文的地位，裘廷梁作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废文言”的主张，使桐城古文更无葬身之地。

　　　　曹雪芹与红楼梦

　　　　英国人腓利普曾在康雍之际来中国南京经商，此间的种种经历都记录在他的孙子温斯顿所著龙之帝国里面。据书中记载，他在南京期间有缘结识了年轻的江宁织造曹兆页。曹兆页盛情邀请腓利普为其属下的纺织工场传授先进的编织工艺，两人间的感情至为深厚，曹兆页常为腓利普“即兴赋诗”，腓利普也为他说些圣经中的道理。只是织造府上不免规矩森严，“听众之中却无妇孺”。一次腓利普正在绘声绘色地为曹兆页讲述莎士比亚戏剧故事，一个怯生生的清秀男孩闻声跑来，躲在门后偷听。谁知听到精彩处，激动的男孩不小心弄出了动静，惊动了严厉的曹兆页，竟致当场遭到一顿没头没脑的“笞责”。这一极具专制色彩的场景当然给来自欧洲的腓利普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龙之帝国中这个可怜而又好奇的男孩就是曹雪芹，后来以八十回红楼梦而令芸芸众生长久为之“饮恨吞声”的那个人。

　　　　曹雪芹（？—1763年），名，字梦阮。其家隶属汉军正白旗，是清室的“包衣”（奴隶）。曹雪芹的曾祖母是康熙的乳母，其祖父曹寅曾作过康熙的“侍读”。康熙即位后，曹家得到重用，其祖父及父辈先后任江宁织造。织造衙门是专门为皇家织造绸缎的机构。织造一职，由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选派，官职虽不高，但可以直接向皇帝上奏章、呈密折，报告吏治民情，充当皇帝耳目。曹寅博学多才，曾主持刻印全唐诗，并以藏书著称，而且与许多名人学者交往甚密，康熙六次南巡，四次住在曹寅的江宁织造署内。这时是曹家的鼎盛时期。康熙死后，曹家厄运开始，在雷厉风行的整顿财政经济中，曹家由于长期担任江宁织造，财务亏空大，受查封，家产被抄没，只留下北京的部分家产以养家糊口，但既使这样，此时曹家也没有败落。雍正六年（1728年），年幼的曹雪芹随父回到北京。乾隆初年，曹家再遭变故。这个赫赫扬扬近百年的家族才完全败落下来。曹雪芹迁往北京西郊，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贫病交迫的情况下，曹雪芹从事红楼梦的创作。由于他一生经历从富豪到败落的过程，使得他能从各个方面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深刻体察封建大家庭中的复杂的矛盾，为红楼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红楼梦贯穿红楼梦的一条主线是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的反封建传统的基础上的，这个爱情悲剧本身就具有极其深刻的社会意义。围绕着这条主线，作者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生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及其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

　　　　红楼梦中贾、史、王、薛是封建四大家庭，象征着封建社会的支柱。他们通过联姻关系联结在一起，上通朝廷，下连官府，都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贾家号称“诗礼簪缨之族”，但就在其富丽堂皇的外表下，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夫妇之间，嫡庶之间，围绕着财产和权利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贾府的主子们花天酒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且道德败坏，正如其中人物柳湘莲所说：“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恰恰说明了封建主义的伦理纲常已经丧失了维系人心的力量，从而也证明了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性。

　　　　曹雪芹像贾府的豪华生活是建立在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基础上的。其中贾珍对乌庄头说的，“不管你们要找谁去！”一语道破天机。在作品中，曹雪芹虽没有正面描写农民反动地主的斗争，但在写甄土隐没后，夫妻二人要回田庄去，“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民剿捕，难以安身”。可以看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时阶级斗争犹如星火燎原。

　　　　曹雪芹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封建后期的社会矛盾，红楼梦不仅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鲁迅先生曾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尽管曹雪芹在其作品中还有补封建制度之天的幻想，对君权有保留，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态度，但就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作品，曹雪芹的名字足可以列入世界伟大作家之林。

　　　　遗憾的是，曹雪芹只留下了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便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年龄未到50岁，后四十回为高鄂续作。高鄂，字兰墅，籍隶汉军镶黄旗，乾隆六十年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刑科给事中等职。他的续书，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使故事首尾完整，便于流传。但后四十回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远不如前八十回，特别是宝玉中举和贾家“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严重地违背了曹雪芹的初衷。

　　　　难得糊涂郑板桥

　　　　在江苏兴化县东门板桥街（现为郑家巷九号）的郑板桥故居里，悬着一幅郑板桥手书条幅，是一首五言诗：“每日常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