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2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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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居正军事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加强了北方对蒙古族的防御和对东北建州女真的镇抚。张居正对北方蒙古族的政策采取软硬两手，“软”是指对蒙古族的关系要改善，促进并实现了“隆庆议和”，实行对俺答的“封贡”，主张开展边界贸易，反对武装冲突。他执政之后，批评那些认为“讲和示弱，马市起衅”，是不智之谈，他认为边界贸易可以互通有无，对农民生产也有利。边防相对安定，军队也有时间修复屯田，减轻国家负担，也可增强边防实力。“硬”指的是加强防务，在北虏威胁解除之后，他仍然居安思危，在万历元年（1573年）就向皇帝建议：“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所以，在此之前就采取措施，调抗倭名将戚继光坐镇蓟州，加强北方的防务，重点是加固、延伸了长城。张居正任命戚继光为蓟镇总兵。蓟镇所辖的1200多里长城，在北京北面西起居庸关，东至山海关，在戚继光的精心筹划、亲自督修下，经过十多年的修缮，形成一道城墙高耸，墩台林立，烽火相望的坚固防线。在长城险要处和交通道上，筑有坚固的烽火台，大约每隔十里建一个，建在易于望的高岗上和丘阜上。烽火台上有望房和燃烟放火的设备，台下有士兵居住的守卫房，每台可宿百名士兵。还有马羊圈和仓库等，储备着供守卫士兵吃的羊群和粮食以及供使用的马匹。并安置火炮、火枪等武器。遇有敌情，白天燃烟，夜间放火，靠烟气和火焰传递军情。明廷规定传递军情的暗号是：敌人在百人以上，举放一烟一炮；500人以上，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5000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然后逐台相传到这处的指挥机构，就能准确地知道敌情。戚继光“益募浙兵九千余守之，边备大饬，敌不敢入犯”。终明一代，近300年，修筑和加固长城的工程和巩固长城的防务，从未停止，不过长城的主体工程，约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左右基本完成。全部明代长城，远非山海关到居庸关一段，而是东起辽宁丹东鸭绿江畔的虎山，中经相当于今天的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宁夏和甘肃等九个省市自治区，西达甘肃省的嘉峪关，全长13740里。从虎山到山海关一段，工程比较简单，明末以来遭到严重破坏，基本塌毁，仅存少数残迹，从山海关至嘉峪关一段，工程质量最好，非常坚固，现在大部分尚完整。从太空中看地球，唯一能看得见的人工工程，就是这条明长城。张居正还选派李成梁镇守辽东，一方面防御蒙古，一方面镇抚建州女真，以防他们入关南侵。所以，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及其后的数十年里，明朝的北边和东北边防比较安定巩固，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北方人民安居乐业。

　　　　张居正在经济方面也进行了改革，清丈了全国的土地面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基本内容是：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亦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都并为一条，都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其特点是：把赋、役合并，把摊力役于田亩，把一切征项汇归一总，合并征收。合并了各种役项，从制度上取消了“力役”，以“雇役”代之，即所谓“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应役者可以出银代役，不再身负力役，出应“力差”。国家需要力役时，由官府雇人充役。从一条鞭法本身的要求而言，不论“力差”、“差银”，皆应“役归于地，计亩征收”，把户丁的丁役银额，转加于田地。“摊丁入亩”的出现，是我国封建赋役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一条鞭法规定，赋、役均以银两折纳，“皆计亩征银”。田赋中除政府需要的米麦等粮食外，其余皆以银折纳；徭役方面，取消力役，改为“纳银于官，官府代为佥募”。赋役的催征、收纳与解运，过去由农村的粮长、里长轮流充役，一条鞭法后，改变为直接由政府统筹办理，统一由官府征收，解运，也就是由民办改为官办。“一条鞭法”，在嘉靖后期和隆庆年间，在江西、浙江、南直隶等地试行。万历四、五年以后，福建、两广也施行，其中庞尚鹏在浙江、福建巡抚任内，海瑞在应天巡抚任内，推行的最为得力，成效也较显著。到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以内阁首辅的地位，通过国家法令，把一条鞭法作为赋役制度，大力推广。一条鞭法是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清丈全国土地面积的基础上推行的。从万历六年（1578年）开始，对全国田地进行丈量，用三年时间，查出全国总田数为7013970顷，比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总田数，增加了2785924顷。把相当一部分被豪强富族以及军官隐没的屯田、庄田清查出来，为一条鞭法普遍推行，创造了前提，所以到万历九年，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推行。它对缓和当时社会矛盾，解救危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方面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张居正改革，在水利方面也有相当的成效。万历四年（1576年），黄河在苏北决口，河口淤塞，黄水侵淮，高堰湖堤大坏，淮河、杨州、高邮、宝应间皆为巨浸，汪洋一片。张居正治河专家潘季训督修黄河，潘季训用“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办法，在黄河与淮河之间筑起长达八百里的两个大堤，将黄、淮分割开来，只在海口处合流入海，使被水淹没的田庐，皆尽露出，使数十年之弃地，转为耕桑，漕运也可以直达北京。潘季训的两河管见和河防一览，是他治理黄河的总结，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名著。由于黄河、淮河得到治理，灾害减少，漕运畅通，对明朝后期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戚继光抗倭寇

　　　　倭寇是由日本封建武士、失意政客、浪人、海盗勾结中国沿海凶徒、逸囚、罢吏、黠僧、不得志书生等组成的非法武装集团。其患由来已久，早在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乘国内处于南北朝分裂混战之机，纷起网罗那些没落武士、浪人等来中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但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几次重挫来犯之倭，取得了望江靖大捷，故而倭寇之乱在明前期未酿成大患。

　　　　当时，胡宗宪为浙江巡抚，此间，虽也诱杀了不少通倭头目，但督察军务赵文华恣行无忌，文武将吏争相贿赂，颠倒功罪，纪律大坏，将吏解体，虽征兵半天下，倭寇愈炽，对浙、闽沿海侵扰更甚，给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就在国家和民族屡遭倭祸，抗倭斗争久经波折，倭患难以彻底解除的危难关头，终于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抗倭爱国将领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7年），字元敬，山东东牟（山东莱芜）人，出身于将门，自幼刻苦读书，好研学兵书战策。嘉靖二十三年，其父戚景通去世，他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倭寇对山东沿海地区的不断侵扰，深深刺激着这位青年将军。他在16岁时，便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抗倭保国的远大抱负。嘉靖二十九年秋八月，戚继光入京参加武举会试，正值庚戌之变，蒙古俺答入寇京师，形势十分危急，明廷诏令各镇边兵驰援北京，入试武举也被选守城。戚继光当即率众参加了京师保卫战，并条陈御敌方略，受到兵部重视，于是以“国士”奏闻皇帝。此后数年间，戚继光率领军民驻守蓟门，驰骋于山东半岛沿海和蓟州边塞之间，保卫着明王朝的长城要塞和山东海防。嘉靖三十二年，戚继光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佥事，统管三营25卫15万兵士，专门负责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他整饬海防，出海备倭，严阵以待，倭不敢犯。但是其他沿海防务十分松懈，加之严嵩父子当国，兵将多以贿得，卫所兵士逃亡大半，只剩五分之一，且多老弱残疾，战斗力极差。由于江南倭患日趋严重，明廷于嘉靖三十四年秋，调戚继光前往浙江，次年升他为参将，率部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防御着倭寇侵扰的要害地带。

第239章　明朝（19）（）　
戚继光像嘉靖三十六年，浙直总督胡宗宪招降巨奸汪直，汪余党卫滶等率众据岑港（浙江定海西北）死守。胡宗宪命戚继光随俞大猷领兵进剿，久围不克，戚继光等均被褫职并令戴罪办贼。岑港之役失利，戚继光深感卫所军兵多不堪用，各地调来的客兵缺乏训练，纪律败坏，甚至杀良冒功。于是他上书胡宗宪，主张在“俗称剽悍”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训练一支新军劲旅，来保卫乡土，打击凶残的倭寇。他之所以选定义乌作招募地点，是因为嘉靖三十七年处州山区的矿夫和义乌陈、宋大族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械斗。戚继光对其自相残杀极为痛心，但也因此发现了他们剽悍勇猛的风俗，认识到如将之编成新军，导之抗倭，将发挥很大的作用。他的要求被批准。嘉靖三十八年秋九月，戚继光亲自来到义乌招募矿夫和农民。在他热爱祖国、保卫家乡的号召下，矿夫、乡团在各自的首领王如龙、陈大成率领下踊跃投军，很快组建起一支3000人的队伍。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和教育，士兵们的思想和战术有了极大的提高。戚继光又根据江南水乡的地形特点，创立了各个兵种互相配合、长短兵器组合使用的新阵法——鸳鸯阵。这种阵法将盾牌、狼筅、长枪、叉、耙、棍、刀等长短武器配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打起仗来，挽牌手在前面“低头执牌前进”，其余兵杖“紧随牌进”，“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倘情况有变，鸳鸯阵还可变为“三才阵”、“两仪阵”，调整队形排列，灵活应敌。这支军队战斗力很强，很快便成为抗倭劲旅，被誉为使倭寇胆颤心惊的“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数千人大举焚掠台州的桃渚、圻头。戚继光闻讯率部急趋宁海，扼住桃渚之敌，在龙山大败倭寇，追击至雁门岭。倭寇狼狈逃走，途中侦知戚家军大多开往前方，台州空虚，遂偷袭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手斩其魁，将敌残余追至瓜陵江全部歼灭。进犯桃渚的倭寇刚被消灭，圻头之倭又来进犯台州。戚继光乘敌未至，率领精兵1500人迎头痛击。倭寇败退大田，坚壁不出，乘大雨逃往仙居。戚继光率军先行抵达仙居，设伏截击。倭寇大败，死伤甚众，少部分逃奔白水洋，匿百姓家。居民痛恨至极，纵火攻倭，全被歼灭。戚继光先后九战九捷，俘敌一千有余，焚溺死者无数。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遂告平定。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以军功升都指挥使，肩负起更加重大的海防责任。他又增募义乌民兵2000人，使戚家军精锐部队达到6000余人。嘉靖四十一年，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自温州而来的倭寇，会合福宁、连江之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转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之倭相会，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大田、古田、莆田。倭寇还在横屿岛扎下大营。福建的明军面对日益猖獗的倭寇束手无策，连连向朝廷告急。明廷决定以浙援闽，胡宗宪檄调戚继光入闽剿倭。同年七月，戚继光率所部精卒6000人由温州航行至平阳，斩荆棘，冒毒雾，陆行300里间道入闽。针对倭寇扎营于横屿、牛田、兴化三地，互为声援的特点，戚继光决定先破倭寇大本营横屿，乘胜攻牛田，最后灭兴化。横屿四面临海，离岸10里，潮来成海，潮退成泥，陆军跋涉进攻，极感困难。若调海船来攻，又时有搁浅之患。戚继光令军士负草填泥，匍匐前进。倭寇未料到戚家军涉海作战，仓促应战，一败涂地。戚家军连克要隘，捣破寇巢，斩倭首2600余级，乘胜南进至福清，人民夹道欢迎。戚继光扬言我兵远来，须养锐待时而动，非朝暮可计。倭寇侦知，遂不防备。哪知戚继光当夜便亲自率军奇袭牛田倭巢，倭寇被焚杀殆尽，剩下的逃窜到兴化。戚家军稍事休整，即连夜追歼兴化的倭寇，夜四鼓抵贼栅，连克60营，斩倭1000余人，焚溺死者数千。第二天黎明，兴化人方知倭寇已被彻底消灭。居民扶老携幼，备彩帐郊迎十余里，道路充塞，杀牛载酒犒迎戚家军入城。福建倭寇基本肃清，戚继光班师回浙。但不久，又有大批新倭来到福建。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倭寇又陷兴化，占据莆田县东90里的平海卫为巢穴。明廷为了解决福建的倭患，调抗倭名将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升戚继光为副总兵，驰赴福建救援。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率军赶到。福建巡抚谭纶调各路援军攻平海卫，戚继光担任中军，俞大猷任左翼，广东总兵刘显为右翼。在战斗中，戚家军奋勇冲杀，首登敌垒，阵斩倭寇2200余人，救还所掳男女3000余口。戚继光因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平海卫既克，兴化随即收复。盘踞闽北府和寿宁诸县的倭寇，本想南下与平海卫之倭会合，至此只好逃窜。戚继光率军北上追击，在连江的马鼻、宁德的肖石岭围歼倭寇，斩杀1600余，倭寇焚溺死者万余。明廷大喜。这年冬，倭寇余党又纠合新倭1万多人围攻仙游。第二年春，戚继光率军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漳浦蔡丕岭等地，斩获甚多，余倭掠渔船出海逃去。至此，福建倭寇亦被戚家军全部肃清。

　　　　葡萄牙侵占澳门

　　　　公元15、16世纪之际，随着新航路的发现，欧洲一些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海外掠夺和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并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满剌加（马六甲），逐走了国王，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接着，葡萄牙殖民者以满剌加为基地，进一步侵略中国。

　　　　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葡萄牙马六甲总督佐治派裴来斯特罗来到中国。次年，葡萄牙又派皮来资以国王名义充任大使和安特拉德率舰队来中国屯门岛，想进入广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就强行驶入内河，开向广州，沿途鸣铳放炮，声震城野，气焰十分嚣张。皮来资到达广州后，即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广东的地方官员，以其国素不列于王会，留其使报闻明廷。明政府命令广东地方官赐方物遣归。但葡萄牙殖民者却赖着不走，后来买通镇守太监，始允许进京。

　　　　当皮来资及其翻译火者亚三前往北京时，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进行抢掠活动。他们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所到之处剽劫行旅，掠夺子女玉帛，筑室立寨，无恶不作，完全暴露出一副海盗嘴脸。不久，满剌加的求援信送到北京，明朝政府才知道满剌加已为葡萄牙侵占，再看他们在广东的强盗行径，认为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加剧南方之祸，决定拒绝来往。其时明武宗朱厚煦已死，明世宗朱厚即位。明朝政府遂于嘉靖元年（1552年）杀了火者亚三，并把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境。

　　　　葡萄牙殖民者妄图用武力夺回侵略据点屯门岛，又在第二年寇掠广东新会县，结果被明朝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打得大败，明军夺获其战船两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