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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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内侍们常常挑剔和侮慢考生们，还拿了意思比较暖昧的单词，以此诬蔑考生们有罪，苏轼把这种情况统统报告了宋哲宗，赶走了这些讨厌的巡场内侍们。

　　　　哲宗四年（1089年），苏轼因为议论朝政多了，被执掌大权的大臣所忌恨。苏轼担心会不被见容，要求外拜龙图阁学士、知杭州。还没有起行，谏官告发前宰相蔡确知安州时写诗借郝处俊的事件讥刺太皇太后。大臣们在议罪中认为应该迁谪到岭南。苏轼给皇帝上了一道密疏说：“朝廷如果从轻处理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皇帝来说，孝治就显得不够；如果从重处置蔡确的罪行，那么对于太皇太后的仁政就会带来小小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由皇帝下令设置专案，专门处理这个案件，而由太皇太后再写一道手诏赦免他，那么于仁于孝就可两全了。”宣仁看后心里赞赏苏轼的建议，但却没有用这个办法。苏轼车马出京郊，皇上用对待前执政大臣的恩例，派遣内侍赐给苏轼龙荣、银合，慰劳非常丰厚。

　　　　苏轼回到了杭州，恰巧碰上大旱、饥荒和瘟疫等几种大灾疫同时并作。苏轼向朝廷提出请求，免除本路上供大米三分之一，又得到了朝廷赐予的度僧牒，把它换了粮食以赈济灾民。第二年的春天，又减低价格出售常平仓的粮食还煮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别到各个街坊为灾民治病，被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的交会处，因此遭疫病而死的也常常要比其它各处多。”苏轼还收集多余的钱款，一共得到了2000缗，又打开口袋取出五十两黄金，专门造了一个病房，稍稍蓄积了些钱粮，准备着给饥民治病之用。

　　　　杭州本来靠近海，地下水既咸又苦，居民很少。唐代刺史李泌才开始汲引西湖的水，开掘了六口井，人民的用水才丰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使湖水流入漕河，再从漕河引入农田，被灌溉的农田有千顷，人民因此富足。湖水中多茭白根，自唐朝到钱氏，每年都要疏浚整治，宋代开国以后，不再对它整治疏浚，因此杂草丛生，湖水干涸，形成为葑田，湖水没有多少了。漕河没有了湖水，就取浙江的潮水，漕船在杭州城市中心行驶，潮水中又多淤泥，每三年要淘掘一次漕河水道，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李泌造的六口大井，这时也几乎成了废井。苏轼看到茅山有条河专门承受浙江的潮水，而盐桥的一条河却专门容纳西湖的湖水，于是就开通了这二条河道以通漕运。又建造了堰闸，作为蓄积和疏泄湖水的闸门，使浙江的潮水不再进入市中心。还用剩余的力量修复了那六口废井。又把积在湖中的葑田，前后贯通起来，修筑了南北直径长达三十里的堤岸，方便市民的通行。吴地人民种菱，春天总是统统除去，不留寸草。苏轼就招募人在西湖中种菱，这样茭白根就生长不起来了。种菱的收入用来准备修竣湖堤，采用救济灾荒的余钱万缗、粮食万石，以及请得百僧度牒，用来招募役夫。长堤修成后，在湖中种荷花，在堤上种杨柳，远远望去就像一幅美妙的图画，杭州人命名它为苏公堤。

　　　　杭州有个和尚叫净源，过去住在海滨，和外国海客交通，海船到了高丽，众口一辞地赞美他。元丰（1078～1085年）末年，高丽国王的王子义天来朝见宋王朝，净源也去拜访过他。到现在，净源死了，他的徒弟窃取了他的画像，乘了海船去高丽报告高丽王的儿子，义天也派了他的手下人来祭祀净源，并拿了他们国母的二座金塔，说是祝大宋皇帝两宫的寿辰。苏轼不收，并向哲宗上奏说：“高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向朝廷进贡了，失去了大宋朝廷恩赐给他们厚利的机会，现在又想来朝见，但是又摸不透我们对待他们态度的厚薄，所以借着祭死去的净源和尚的名义而向在宋朝廷行祝寿的礼。我们如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而不回谢，他们一定会产生怨恨的心，如果接受了他们的礼物而又赐给他们厚礼，那么正中他们的计策。现在应该不让他们了解朝廷的态度，让州郡自己去处理这件事。那个愚蠢的和尚扰乱通高，替国家惹起事端，防微杜渐，此风不可长，应当痛加惩处。”朝廷都依从了苏轼的奏议。没有多久，高丽的贡使果然到了，按旧例，高丽使者所到的吴越七州，应该支出二万四千余缗的接待费。苏轼命令这些州郡根据具体情况酌量裁减。这样一来，七州的百姓得到了物资交易的利益，而再没有侵扰的灾害。

　　　　浙江的潮水从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矗立在江中，和渔浦的各个山头犬牙交错，水流盘旋、浪花激射，每年被撞坏的公家和私人的船只无法计算。苏轼建议在浙江上游的石门，沿着山势的走向往东凿一条漕河，引浙江潮水和溪谷诸水，长20余里，再进入浙江。再连接诸山作为堤岸，这样不到十里便能到达龙门大慈浦，又从浦北曲折抵达小岭，在小岭中凿一条长六十五丈的通道，使水流经过通道到达岭东的古河，再疏浚开掘古河数里，便可到达龙山漕河，这样就可避开浮山险隘，人们以为有利。奏书上闻朝廷，那些憎恶苏轼的人竭力阻挠，这个工程因此没有成功。

　　　　苏轼又说：“三吴的水，汇聚而成太湖，太湖的水，充溢而成松江，然后流入东海。东海每天有二次潮水，潮水浊而松江清，潮水常常想淤塞松江的水道，而江水畅流，随即将潮淤清除，海口常通，因此吴中地区就少水患。从前苏州东面，公私船只都用竹篙点水而行，没有岸上拉纤的。自从庆历（1041～1048年）以来，在淞江两岸大筑纤路，又修筑了长桥，因而扼塞了松江的水路，所以现在三吴多水，希望凿穿纤路，修千百座桥，以加速松江水势的畅通。”结果也没有被采用，人们都以此为憾事。苏轼20年间二次到杭州，有恩德于人民，所以杭州人民家家有他的画像，吃饭的时候一定为他祝愿。又造了苏轼的生祠，以此报答苏轼的恩德。

　　　　哲宗六年（1091年），苏轼被召为吏部尚书，人还没有到达京师，又因为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右丞，所以又改授苏轼为翰林承旨。苏辙不接受右丞的官职，希望同哥哥一起充当从官，不被允许。苏轼在翰林几月，再次因为遭谗而请求外放，结果以龙图阁学士的职位而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起先，开封府的许多县多水灾，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来，就决破圩岸，使水流注入惠民河，惠民河道无法承受，导致陈州（今济南淮阳）也多水灾。又打算凿开邓艾沟，使它和颍河相通，而且准备开凿黄堆，企图把水流注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就派官吏用水平器测量水位，发觉淮水涨水时的水位比将开的新沟几乎高出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倒流颍地必然造成灾患。苏轼把这情况奏闻朝廷，朝廷听从了他。

　　　　颍州郡有惯贼尹遇等，屡次抢劫杀人，又杀死了捕盗的官兵。朝廷派了有名的捕快去捕捉他们，也没有结果。被害的人家担心再次遭到贼人的毒害，就隐匿他们的行迹，不敢揭发。苏轼召来了汝阴县尉李直方，对他说：“您如果能擒获这批惯贼，我定当向朝廷尽力推荐，要求优赏；如果抓不住这批惯贼，我也用不尽职的理由禀奏朝廷，免除您的职务。”李直方有母亲且已老，就同母亲诀别，而后出发。不久，便侦缉到了这批盗贼的藏匿所在，分别捉拿了尹遇的党徒，而且同尹遇肉搏，刺伤了尹遇，抓住了这个惯贼。朝廷却因为李直方地位太低、官职太小，还不能由朝廷直接给他赏赐，所以在论功行赏时没有及于李直方。苏轼要求根据自己这几年的功劳，应当改封个朝散郎的官职，再把这个官职赏给李直方，朝廷不依。后来吏部又认为苏轼应当升迁，以符合对他的考评，苏轼提出把授予自己的官职给予李直方，吏部又不肯向上报告。

　　　　哲宗七年（1092年），徙扬州。过去的发运司主持东南漕运的方法，是随便驾船的人私载货物，稽查商船、征收商税的人不得留难。所以驾船的人总是很富厚，他们以官船为家，以补他们的弊漏，而且周济船工经济上的困难，所以装载的货物都能迅速到达而不会出问题。近年来对这一切都统统禁止了，所以舟弊人困，操舟的人没有办法，就常常盗窃漕运的货物，来解救自己的饥寒，结果是给公家和私人都带来了损害。苏轼请求恢复以往的办法，朝廷依从了。不到一年，苏轼被授命为兵部尚书兼侍读。

第184章　五代十国和两宋（22）（）　
这一年，哲宗皇帝亲自祭祀南郊，苏轼是卤簿使，引导皇驾进入太庙。当时有赭纟散犊车和青盖犊车十余辆互相抢道，不回避皇帝仪仗。苏轼派御营巡检使查问，原来是皇后和大长公主。当时御史中丞李之纯是仪仗使，苏轼说：“中丞的职责是肃政，不能不把这件事报告皇上。”李之纯不敢说，苏轼就在车中奏报了皇上。哲宗派人抱了奏疏驰马奔告太皇太后，第二日，太皇太后下诏整齐仪卫，从皇后以下都不得迎接拜谒。不久，苏轼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为礼部尚书。高丽派使者来请求赐书，朝廷按旧例完全应允他们。苏轼说：“汉东平王请求诸子和太史公书，尚且不肯给他。现在高丽要求的，比当年东平王要求的高多了，难道可以给他们吗？”朝廷不听。

　　　　哲宗八年（1093年），宣仁后驾崩，哲宗亲自执政。苏轼要求外调，结果，带着两学士的职务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当时国事将有变化，苏轼无法进宫面辞。出发以后，上书哲宗说：“天下的治和乱，都出于下情是否畅通或阻塞。政事治理得好到极点，小民们都能自通于朝廷；等到大乱的时候，虽然是近臣也不能自达。皇上临政已九年了，除宰相、台谏外，还没有和群臣有过接触。现在你亲自听政了，在开始的时候，应该把了解下情、除去下情上达的阻碍作为当务之急。臣过去每日在皇上的左右侍奉，现在我要去戍守边疆了，尚不能再见皇上一面就只能走了，何况那些平日和皇上疏远的小臣，希望自通皇上就更难了。然而我却不敢因为我现在不再和皇上对问就不再向皇上效忠。古代的圣人们，当他们将要有所作为的时候，一定让自己先处于晦暗之处而看明亮的地方，先处于静的地位来观察动的现象，那末万物的情状，也就统统呈现在你的眼前了。皇上智慧过人，年纪很轻。我希望皇上能虚心循理，开始执政的时候，一切事情都不要去追求什么作为，默默地观察众多事物的利和害，朝廷群臣的邪和正。以三年为期，等到了解了它们的实情，然后适应事物的变化而有所动作。使事情做了以后，天下的人都无所憾恨，皇上自己也不懊悔。由此看来，皇上的有所作为只是担心太早，而不是害怕稍迟，也就可以明白了。我担心那些急进好利的人，总是劝皇上轻率地进行改变，所以才提出这个意见，希望皇上多留神，那就是社稷宗庙的大福，天下百姓就有幸了。”

　　　　定州的军事、政治都弛废败坏，许多卫兵骄横怠惰不受管束，军校像蚕一样吞食军粮，前太守不敢对他们怎么样。苏轼把那些贪污的人发配到条件十分恶劣的边远地区去做奴隶，修补整治营房，禁止饮酒赌博，待军中的衣食稍稍丰足以后，就进行军事训练，军中的士兵无不畏服。然而那些当官的却心怀畏惧，惴惴不安，有个卒史告发他的长官贪赃，苏轼说：“这些事我自己治理就可以了，如果听从你的告发，那么军中就要乱了。”就立即决定发配了这个人，众人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适逢春天大阅兵，将吏中上下等级的分别已经废除很久了。苏轼命令按原来的规章制度办事，主帅应该穿着常服出现在军帐中，将吏们都要穿着戎装侍从于主帅左右，执行各种命令。副总管王光祖自以为是老将，耻于这样做，就假称有病不参加阅兵。苏轼叫来书吏命令他写奏章，王光祖害怕了，就出来参加阅兵，阅兵结束，没有一个人敢懈怠。定州人说：“自从韩琦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这样的阅兵了。”当时宋朝同契丹议和已经很久了，边防战士长期不出战都已疲惫衰老，不能为朝廷所用了，只有紧靠边境的弓箭社，因为和敌寇比邻，常用战射自卫，仍旧号称精锐。旧宰相庞籍守定州的时候，根据民俗而制订了法规，但是年代久了，法规也就松弛了，又被保甲法所阻挠。苏轼奏请免除保甲法，把两税法折变为临时增加的租税，结果被有关部门扣压，没有上报。

　　　　绍圣（1094～1098年）初年，哲宗立志恢复神宗时的新法，旧派人物又受到打击。御史弹劾苏轼在掌管内外制的时期内所写作的词命，是用来讥斥先朝的。就以原来的官职知英州（今广东英德），不久又降了一级，人还没有到达英州，又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在惠州（今广东惠阳）安。苏轼在惠州住了三年，对这一切他都能淡然处之，毫不为意。和他共处的人，无论贤愚，都能得到他的欢心。后来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别驾，住在昌化（今海南儋县）。昌化这个地方古代属儋耳国，这不是人能居住的地方，连药品和糕饼都没有。开始，苏轼租赁官舍居住，有关部门尚且不同意，苏轼就买了土地自己建造住室，儋耳地方的人民帮他运砖、畚土。苏轼就和小儿子苏过住在那里，以著书为乐，常常和那里的父老交游，似乎就将终老于此。

　　　　宋徽宗即位，苏轼被移到廉州（今广西合浦），又改为舒州团练副使，徙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历经三次大赦以后，遂为玉局观提举，恢复朝奉郎。苏轼从元佑以来，从来没有把每年的课考作为要求晋升的条件，所以一直到去世的时候，他的官职就是朝奉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在常州去世，终年66岁。

　　　　苏轼和弟弟苏辙，从小以父亲苏洵为师，学习写文章，以后应该说是得之于自然了。他曾经说：“写文章就好比行云流水，开始的时候没有规定的目标，常常是当自己感到有话要说的时候，就应当不停顿地写下去，到了无话可说的时候，就应当立即停止。”虽然是嬉笑怒骂的文辞，他都可以写出来、背出来。苏轼文章的格局雄浑浩涵、光芒四射、雄视百代，真是有文章以来，很少见到的啊！苏洵晚年读易经，作易传未完成，就命令苏轼完成他的遗愿。苏轼写成了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后来住在海南，写了书传；又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后来名闻一时的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来、陈师道，当他们还没有被社会上的人们所了解的时候，苏轼对待他们却犹如朋辈，从来没有以师辈自居。

　　　　苏轼自从成了举人，一直到作为出入皇宫的侍从，一定把爱护君王作为为臣的根本，忠言规劝，正直敢言，挺挺大节，朝中群臣没有一个能出其上。但是被小人妒忌、中伤、排挤，使他不能安于朝廷之上。

　　　　宋高宗即位，追赠苏轼为资政殿学士，把他的孙子苏符封为礼部尚书；又把他的文章置放在御案左右，读着这些文章就整天忘记了疲倦，赞美他是文章的宗师，亲自写了集赞，赠给他的曾孙苏峤；又推崇追赠苏轼为太师谥为“文忠”。苏轼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苏过，都善于写文章。

　　　　鎏金函苏迈，是驾部员外郎。苏迨是承务郎。

　　　　苏过，字叔党。在苏轼做杭州太守的时候，苏过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