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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1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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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请继其舅全义为节度使。朝廷诏发河东、天德兵平定叛乱，不久，杨惠琳为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所杀。
西川、夏绥两镇是关系边镇安危，以至长安安危的重要军事重地，西川一向担负着“抚蛮夷”、“殿邦国”的重任，是“宰相回翔之地”，夏绥也是防范西北边镇的要镇。在贞元朝的姑息下，西北边镇兵士动乱擅自废立节帅的事多有发生，说明对西北控制的松弛。宪宗首先对西川、夏绥用兵，正是考虑到两镇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考虑到西北边镇上有神策军监制，西川也非反侧之地，对两镇反叛的兵力中央有胜利的把握，所以，首战两镇并大告成功。
朝廷平定夏、蜀之后，藩镇气焰开始收敛，纷纷要求入朝。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帅李锜也感到不安，迫于形势要求入朝，但并无诚意，不久阴谋败露，遂发生叛乱。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以招讨处置使统领淮南、宣歙等道之兵进讨。李锜以宣州富饶，想首先攻取，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击。三人与牙将裴行立同谋倒戈，李锜被械送长安处死。李锜的平定，使东南财赋重地获得安定，中央的财赋来源得到了保证，在以后平定淮西的战争中，浙西殷富的财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西是浙西平定后的下一个讨伐目标，虽然有一些方镇入朝，受制于中央，但河南、河北诸镇以及宣武、昭义、忠武等少数帅守仍保持独立的状态，削藩如不指向这些强藩，势必无法解除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对付强藩，宪宗决意讨伐淮西。淮西与中央的对抗在李希烈时已经开始，李希烈参与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镇叛乱，自称禁帝。李希烈死后，吴少诚继为节度使，派兵袭击唐州、许州，德宗合兵进讨，屡次战败。元和四年（809年）吴少诚死，吴少阳自为留后，后受命为节度使。九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己封为总兵，把朝庭所派敕使排斥在外，发兵四出侵掠。朝廷以淮西擅自继袭，肆行寇掠之故下令征讨。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平淮西是元和中兴大业中关键性的一战，从元和九年到十二年，战争进行了四年，中央调动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战争比以往艰巨得多，淮西经过李希烈以后三十几年的经营，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吴元济的叛乱，得到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南北呼应，极力破坏并阻止朝廷的平乱。李师道在元和元年为节度使以后，表面归顺唐王朝，暗中却和河北诸镇相勾结，和王承宗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以后，就发兵遣将，以助官军讨吴为名，派人在各地进行扰乱破坏活动，以行援助吴元济之实，如焚河阳转运院仓库，入京刺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南主战派。宪宗支持以裴度、武元衡主持讨伐事宜。元和十二年（817年）夏，裴度自请督师，时值淮西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军心动摇，降唐者多为唐军效力。十月，唐邓节度使李在降将李的引导下，雪夜奇蔡州（今河南汝南），李将9000士兵分为在队，以训练有素的士兵3000为前锋，以3000人殿后，急行军130里，到达州城，大破吴元济，元济被俘获，淮西闰定。对淮西用兵的胜利提高了唐廷的威望，淄青李师道、横海程权、成德王承宗、幽州刘总相继归服，李师道也被部下所杀。至此，长期割据的藩镇表示服从中央，使自广德以来60年间藩镇跋扈30余州的局面有了很大的转变。
第151章 隋唐（39）（）
为了武力削藩，保证军费开支的供给，宪宗着手在财政上进行一些改革。首先是改革了榷盐法。元和初年，李巽为盐铁转运使，将隶属于浙西观察使的堰埭收归盐铁转运使，罢除江淮因循权置的公私堰埭，这是维护国家专利的重要措施。此外，以实估计算盐利，并进而强调除盐本外所得之利都归度支，将东南盐铁财赋计入国家岁收，统一支配。李巽又整顿了漕运，以便将所征财赋顺利运往中央。为了改变方镇利用实估、虚估的差价进行盘剥、聚敛，以至对所属州税外加征的现象，宪宗采纳了裴垍的建议，对现行的赋税政策进行改革。元和三年（808年）宣布：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按省估折纳赋税，不能随意征纳现钱和贱价折纳匹段。其次，规定节度使、观察地所治州征税，不足时方可征所属的其余州。为了贯彻改革税法的方案，中央派两税使到江淮以南财赋之地监督执行。又采纳李绛等人建议，在振武军、天德军开营田，以资军费。出宫人，绝地奉，禁南方掠卖奴婢，以及并省内外官，节省开支，等等。宪宗在政治、经济几方面的改革，使唐后期形成的藩镇跋扈，全国分裂，中央政权衰微的政治局面出现了转机，元和朝统治出现的新局面，被史家誉为“元和中兴”。
牛李党争
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到唐宣宗大中初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与李德裕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史称“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唐文宗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勿，去此朋党实难！”
牛李党争的源起是由于唐宪宗元和三年策试贤良方正科（这是对在职低级官员进行的考试。成绩优异，即被提升）时，伊阙县县尉牛僧孺（779—847年，安定鹑觚人）、陆浑县县尉皇甫、华州参军李宗闵（？—846年）在时事对策的考试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讳。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李益，复试官翰林学士裴垍、王涯对三人的对策极为赞赏。韦贯之将三人的成绩署为上第，奏报。唐宪宗亦欣赏，下诏优与处分。宰相李吉甫认为牛僧孺等的对策是攻击自己，因而向宪宗哭诉说：皇甫是王涯的外甥，考官对皇甫等的评价，都是王涯的意愿。宪宗不得已，免去裴垍、王涯的翰林学士职位；贬王涯、韦贯之、杨於陵至外州。考生牛僧孺等三人亦不予升迁。
13年后，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录取事。当时科举考试，考生往往请托权势出面疏通，谓之“关节”。“每岁策名，无不光定”。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因得了刑部侍郎杨凭的书画，受托将杨凭之子杨浑之推荐于钱徽。翰林学士李绅也将考生周汉宾托付于钱徽。及榜出，段、李二人所托之考生没有录取；在录取的14名进士中，却有主考官杨汝士之弟杨殷士和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这引起段文昌的极大不满，遂对穆宗说：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公卿子弟，都无艺能，以关节得之。穆宗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这三名翰林学士都说：诚如文昌言。他们所以这么说，都另有缘故。李绅是因请托的考生落选；元稹与李宗闵“争进取有隙”；而李德裕乃李吉甫之子，深恨李宗闵过去在对策时讥讽其父。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复试，结果，仅以孔温业、赵存约、窦洵、裴讠巽四人进士及第，十人并落下。穆宗贬主考官钱徽为江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贬李宗闵为剑州刺史。而钱徽手里有段文昌、李绅为请托写给钱徽的书信，有人劝他奏报穆宗，钱徽说：只要心中无愧，奈何奏人私书，岂君子所为邪！即将书信付之一炬。自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将达40年。
牛、李二党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关。考生录取为进士后，主考官与考生、考生之间就形成了“座主”（主考官）、“门生”（录取的进士对主考宫的自称）、“同年”（考生之间的称谓）的社会关系。而两党的上层人物的“故史”亦在其中。牛党的主要成员有：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杨虞卿、杨汝士、李仲言、杨嗣复、李固言、杜综、李珏等；李党的主要成员有：李德裕（787—850年，赵郡人）、郑覃、李绅、陈夷行、元稹、薛元赏、薛元龟等。
牛、李党争在唐文宗大和年间最为尖锐。党争集中在地位和权力上。唐朝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宰相是皇帝之下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因此，两党竭力争夺宰相职位。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奉调至朝廷，文宗准备用为宰相。当时任宰相的李宗闵百般阻挠，没有奏效。京兆尹杜综（牛党成员）向李宗闵献计，他说：李德裕做官是不经过科举考试，而是经“门荫”做官，他为此深为遗憾。如果让他当进士的主考官，他一定很愿意。李宗闵不同意。杜综说：“不则用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同意。因为这样李德裕就当不成宰相。后来事与愿违，李宗闵被调出任江南西道节度使，而由李德裕任宰相。这件事说明控制中枢权力是牛、李党争的一个主要内容。
唐朝后期翰林学士的地位日益重要。任翰林学士者，不仅接近皇帝的机会多，而且对朝廷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牛、李两党都力争己党成员进入翰林院，而力排异党进入。大和八年八月，文宗欲以李仲言为谏官，置之翰林。李仲言是牛党成员，过去因犯错误受过贬官的处罚，后离任。宰相李德裕对文宗说：“李仲言过去所为，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文宗说：“然，岂不容其改过？”李德裕说：“仲言之恶，著于心本，怎么能改？”文宗又说：“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由于李逢吉也是牛党成员，所以李德裕说：“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文宗提出能否另任一官？李德裕回答：“不可！”由于李德裕过于意气用事，使文宗大为不快。九月，下诏将李德裕与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对调，李宗闵回京任宰相。这说明皇帝的“近侍”翰林学士的职位也是两党争夺的焦点。
李德裕不愿外任，请求留在京师。文宗改任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宰相李宗闵认为皇帝既下诏调李德裕外任，李德裕不应再提出请求。文宗只得下诏，以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史称：“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排）挤、（支）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唐武宗在位（841—846年），将宰相李珏、宰相杨嗣复（二人皆属牛党）罢免，将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调回京师任宰相。不久，牛僧孺一贬再贬为循州（广东惠州）司马；李宗闵一贬再贬以至流放封州（广东梧州之东）。唐宣宗在位（817—859年），由于“素恶李德裕之专”，遂罢免李德裕宰相职位。同时贬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尹薛元龟为远州刺史，因二人“皆德裕之党也”。任命“与李德裕不协”的崔铉为宰相。宰相白敏中，虽早年由李德裕推荐，在这种形势下，也见风使舵，“使其党李咸讼李德裕罪”。不久，将任过宰相的五个牛党成员从远州北迁。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湖南衡阳）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湖南郴州）刺史。此外，崔珙、杨嗣复、李珏等远州刺史都分别北迁。不过，李宗闵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受诏，未离封州即死。牛僧孺在大中初年卒。大中三年（849年）李德裕死于崖州。
牛、李两党的政见有些不同。唐文宗大和七年（833年）七月，当时李德裕执政，主张进士科考试内容应为儒家经典的“经义”和时务对策，反对考诗赋。唐文宗同意。不过，为时不长，至翌年十月李宗闵为宰相，李德裕外贬，“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直到唐末，并未改变，这说明李党的这一主张已经过时。大和五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以维州降。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受降。宰相牛僧孺担心开罪吐蕃赞普从而引起唐蕃不和，反对受降。唐文宗先同意牛僧孺意见决定不受降，后来又后悔。这件事牛僧孺判断失误，唐文宗也有责任。在对待河朔三镇问题上，牛李二党的主张无大区别。大和五年幽州军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驱逐其帅李载义作乱。文宗问宰相牛僧孺。牛僧孺说：范阳自发、史以来，非国所有。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泽潞镇不听朝命，唐武宗以此事问宰相李德裕。李德裕主张对泽潞用兵，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由于河朔三镇割据，由来已久，情况很难改变，因而牛、李二党都主张姑息。而在对泽潞用兵一事，牛党也不反对。由此可见，牛李党争与其说是政见之争，不如说是权力之争。
古文运动
骈文原叫“今体”或“丽辞”，柳宗元在乞巧文里把它称作“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后来简称为骈文或四六文。骈是二马并驾的意思，它由对称的字句组成，典故繁多，词彩华丽，音调和谐，便于上口，对我国文学发展起过积极作用。但至六朝、初唐，受形式主义之风影响，文人借此而堆砌典实，炫耀辞彩，阻碍了内容的表达和思想的创新。
第152章 隋唐（40）（）
西魏大统十年（544年），开始出现了要求用散文化的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掌握实际政权的宇文泰（后来北周的开国皇帝）和苏绰，不满当时的浮艳不实的文风，提倡用古奥的商、周时代的尚书诰命文体来代替骈文。当时有个名叫柳庆的文臣响应号召，首先用它写了一篇贺表。第二年，苏绰亲自撰写了一篇皇帝祭庙的大诰。与此同时，朝廷规定，所有文告、奏章都要如此来写。虽然尚书式文体太古奥，改革不久失败，但它成为古文运动的第一个信号。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新兴的皇朝发现吟风弄月，讲究词句精巧浮华的骈文不利于统治和建设，也下令不许用华艳词句写作，并杀一儆百，惩办了一个用华艳词句写表章的州刺史。接着，李谔上书建议禁止华词丽句。隋文帝肯定了他，并明令下诏，颁行全国。李谔比隋文帝和宇文泰、苏绰都大大跨前了一步，但他只反对华艳词句，甚至连骈文这种形式也并不完全反对，因为李谔本人的奏章就是用骈文写成的。武后时，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发表，又举起“复古”的旗帜，使整整一代作家卷进了文学革命的洪流。陈子昂给予古文运动的先导作用，主要是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后来，唐玄宗时代有古文作家萧颖士和李华把儒家的经典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古文的依据和标准，大加提倡。萧颖士说，他“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李华则说：“文章本于作者。六经之志也”。代宗时代的韩会和德宗时代的柳冕，先后提出了文章教化作用的问题，要求文章应以儒家规定的道德教条教育人。韩会认为，文章必须合于“圣人之情”，才能“助教化”，“备劝戒”。柳冕认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从萧颖士到柳冕，奠定了古文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的理论基础，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接着，为古文在形式体裁上树立标准的是独孤及，他正面抨击当时骈文的弊病，说：“其风流荡而不反，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入病四声为梏，拳拳守之如法令也”；并指出正面师法的榜样应当是贾谊、司马迁和班固。他的学生粱肃更具体地要求人们“敦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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