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当空照中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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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性的大臣，王承恩见得多了，但是像徐光启这样，接了皇帝任命他为礼部尚书的圣旨，还是这样慢腾腾不着急上路的，也算是唯一一个了。但看皇帝的意思，是一点生气的迹象都没有。

　　　　徐光启不是腐儒书呆子，见了传说中皇帝的心腹也是礼遇有加，让王承恩对他的印象就更好了。

　　　　很快，徐光启就在王承恩的带领下，到了乾清门，然后就是进去禀报，而随他出来迎接的还有没有见过面的新任大明皇帝。

　　　　在徐光启的眼中，皇帝不高也不矮，身材偏瘦，面容白皙，走起路来步步生风，充满自信。

　　　　还隔着十几步远，确认是对方身份以后，站着等候徐光启赶紧跪地，高呼万岁。

　　　　朱大明则赶紧上前，紧紧搀扶着徐光启的手臂，连声说“爱卿免礼”。

　　　　对徐光启这样学贯中西的科学家，朱大明是发自内心的尊重，在内廷诸多大太监和拱卫司人员的见证下，朱大明紧握着徐光启的手，一同进了乾清宫。

　　　　从此，京师上下都知道了新任礼部尚书徐光启，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比孙承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两人在乾清宫东暖阁，也就是皇帝的御书房坐定。

　　　　朱大明看着已经六十四岁、头发胡子都有点花白了的徐光启说道：“徐爱卿何来之迟也？天津事务可是已经了结？”

　　　　徐光启一听，心说皇帝对自己的迟到看来还是有点在意的，于是说道：“陛下待臣之厚，古未之有也。臣在天津多年，试验几种外来农作，近来正有所得，之所以留津多日，实是为了觐见陛下的时候有所报也。”

　　　　朱大明听了顿时高兴起来，自己还没提这个事情，徐光启倒是主动说了，看来适合屯垦的高产农作物有办法了，当下也不掩饰心中激动，连忙说道：“爱卿在天津多年，曾经上疏所言的番薯，可是已经试种成功？”

　　　　徐光启看皇帝激动，自己心里也挺高兴，说道：“回禀陛下，不止是番薯，臣在天津试种之种子，尚有土芋和棒谷。这些作物虽源自海外，但对大明之土地颇为适应，与我华夏之旧有五谷相比，产量更大，更耐旱，更耐寒，即使在天津滨海的盐碱地，也能生长。特别是土芋，蔓生，叶如豆，根茎圆如鸡卵，内白皮黄，煮食，亦可蒸食，产量尤大……”

　　　　朱大明越听越高兴，然而又担心徐光启所说并非自己所熟知的土豆和玉米，因此说道：“爱卿可带来实物，且容朕一观。”

　　　　徐光启当然带来了实物，本来就是进献给皇帝的礼物，只是不方便带进乾清宫，留在了乾清门外皇帝的侍卫亲军处。

　　　　很快，王承恩就带着一个布袋子进来了，并交给了徐光启。徐光启在皇帝的面前把袋子打开，从中拿出一物，由王承恩递给皇帝。

　　　　朱大明看了看这个圆圆的小东西，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果然是土豆！

　　　　明人记录中的土芋，正是后世常见的土豆，只是个头比后世的要小一点，此外并无太大的差别。这个是救命的东西啊！朱大明看了这个以后，心里踏实多了。

第四十二章　农事院使（）　
看完土豆和番薯，正自兴奋的朱大明很快就又看见王承恩递过来一样东西，还没拿到手就认出来了，正是玉米。

　　　　后世玉米极为普及，司空见惯，但是在这个时空之中见到玉米、土豆这类后世常见之物，朱大明比看见黄金都更兴奋。

　　　　玉米，也是源自南美洲的作物，同样是西方殖民者带来东南亚的物种，然后又通过东南亚等地传入中国。

　　　　据史书记载，早在1531年的时候，玉米就已经传入了广西。

　　　　李时珍在1578年完成的《本草纲目》中就已经有了玉米的记载，但是直到乾隆时期，玉米在中国的种植都还比较稀少，一直作为御用之物，并未在全国范围内普及耕作。

　　　　看着难掩激动的大明皇帝，徐光启心中也是松了一大口气。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辛辛苦苦试种成功的新型农作物，不被皇帝重视，那样的话不仅他这几年的心血白费，就是大明北部边地的饥荒也没有好的办法挽回了。

　　　　徐光启最后拿出来的番薯，就是后世的地瓜，南方也叫红薯。这个东西也是产量超大的作物。

　　　　后世普通的山地旱地，玉米的亩产大概在一千到一千五百斤，有的后期管理到位的话，可以达到两千斤。

　　　　地瓜的亩产则更高，大概在三千到五千斤之间，而土豆的亩产尤其高，普通的农田就可以达到四千斤和六千斤之间，要比小麦、水稻、高粱的亩产高多了。

　　　　这个年代没有后世常见的化肥，产量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即便没有化肥，照比这个时代的小米和小麦来说，产量也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

　　　　如今，只要这几样粗粮的种植面积上了规模，历史上的饥荒问题就能慢慢解决掉，短时期内至少也能大大缓解饥荒带来的那些严重社会问题。

　　　　看了徐光启带来的东西，朱大明非常高兴，这也是他来到大明以后最高兴的一次了。

　　　　看着皇帝如此高兴，殿中的太监宫女们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虽然这个皇帝很少冲他们发火，但是这个皇帝可不是个好说话的善茬子啊，内廷、东厂和锦衣卫的大清洗，给这些人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这些日常在乾清宫伺候的太监宫女们，唯恐皇帝哪天再发火，给自己和其他数不清的人带来杀身之祸。

　　　　朱大明倒是没想这么多，他现在只想尽快将土豆、玉米、红薯推广种植，希望到明年夏秋季节，就能够又一次丰收，抓紧缓解一下北方的饥荒，同时也使得饥民的叛乱范围小一点，烈度能低一点。

　　　　想到这些，朱大明对徐光启说道：“徐爱卿献上这三样作物，在朕看来，可谓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朕打算在天下推广种植，凡是山地、坡地、旱地、盐碱地，皆可种植这三样作物。今后吏部考评选拔官员，也要把这三样高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作为一项内容。”

　　　　徐光启听了这话，当然高兴，有一种得遇知音的感受，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却说道：“陛下，此等作物，虽然高产，且极易种植存活，但眼下臣培育出来的良种尚不多。

　　　　“臣建议明年春，陛下可先在京畿附近划出一块田庄种植，到了秋季，此物两种则数十倍于当前，到了后年即可在直隶、九边，乃至陕西、山西等地逐渐推广种植。”

　　　　朱大明也知道这种事情不能急，但是到了崇祯元年以后，整个天下就开始乱了，由不得朱大明不急啊。

　　　　徐光启看朱大明沉吟不语，接着说道：“陛下，此物在闽南、粤北等地，已经种植多年，朝廷或许可以去文福建、广东等地州府，由其进献良种，若能在北地种植成功，也算是多了一条推广的法子。”

　　　　既然没有别的办法，朱大明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请徐光启尽快起草一个折子，把请求试种和推广种植玉米、土豆和甘薯的事情写清楚，然后转发天下

　　　　说到这里，朱大明又说道：“徐爱卿既然认为培育良种至关重要，朕想，不如就在京畿周边的通州，开设一个农事院，专门安顿这几年来跟随爱卿在天津试验的人才，同时招募更多的人手，在为朝廷培育良种的同时，担起推广土豆、玉米和地瓜种植的职责。

　　　　“至于开办农事院的银子，朕的内库每年拿出十万两，然后朕再责令户部每年拨付十万两，供卿等研究使用。”

　　　　至于执掌农事院的人选，目前只能是徐光启来亲自兼任了。

　　　　还有一个合适人选，那就是写出《农政全书》的宋应星，但是这个人，目前还在江南游学，要到了明年的时候才会来北京参加会试，到时候朱大明当然会留下他，但是现在，他还不想过多介入这些人的成长过程。

　　　　徐光启听了皇帝的想法，当即领旨谢恩，这也是他多年的梦想，如今皇帝给了施展平生抱负的广阔舞台，还有什么理由不尽力而为呢。

　　　　见完皇帝的第二天，徐光启与内阁阁臣以及礼部的官员们见了个面，然后就在司礼监秉笔太监的陪同下，到了顺天府衙，与新任顺天府尹杨鹤见了面。

　　　　再然后，就是在杨鹤等人的陪同下，马不停蹄地赶赴通州，按照皇帝的想法，找到杨应乾，要来一处原本拨给军屯司用来募民屯田的田庄，算是敲定了农事院的地址，连着忙了几，天总算是安顿下来，开始布置和办理皇帝交办的劝农任务。

　　　　当然了，作为礼部尚书的徐光启，不可能在农事院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考虑到古代劝农的职责，本来也归属在礼部，只要作为礼部尚书的徐光启重视，至于具体谁来管对朱大明来说并不重要。

　　　　好在徐光启也有一群追随者和助手要安排，其中也有不少优秀的农业专家，比如徐光启的儿子徐骥，孙子徐尔默等，在搞八股文上都不行，后来走的都是杂学的路子，作为徐光启的助手，在算学、物理以及农学上，也算是做出了一些成就，如今这些从天津带来的人，也都被安排在了通州的农事院，算是有了个不错的归宿。

第四十三章　盐官盐商（）　
接下来的两天，领旨负责整顿盐务的钦差巡盐御史鹿善继，通过锦衣卫传回来了第一封密折。

　　　　鹿善继一行人虽然最终是前往两淮、两浙方向去的，但如今天下盐务都归他管，路经河北沧州的长芦盐运使司衙门，自然没有过而不入的道理。

　　　　长芦盐运司负责河北、天津，直至与山东半岛接壤的全部沿海盐场，与南方沿海的所有盐场一样，以盛产优质海盐著称。

　　　　其中最大的一个盐场，就是位于天津的塘沽盐场，后世年产海盐百万吨，即使在明代产量低，也达到了年产海盐五百万斤的规模，如今供应大明北方的食盐，就是以长芦盐场为主。

　　　　长芦盐运使司，最早是洪武年间设立，当时的治所设在天津，后来到了永乐年间，治所又迁到了河北沧州的长芦镇。

　　　　鹿善继一行出了北京，就绕过天津，直奔长芦盐运司辖内、沿着渤海海岸分布的汉沽、塘沽、长芦、大清河等地盐场，微服走访滩户灶户了解盐务的实情。

　　　　鹿善继对皇帝的心思很了解，所以巡查盐务的目的，主要就是除旧立新，为重新施行开中制，扫清一切人事和制度障碍，说白了还是杀贪官、抄脏银的套路，只不过要在这个过程中把新的规矩立起来罢了。

　　　　盐运司的官，不管在哪朝哪代都是肥缺，朝廷厉行开中制的时候，盐场官办，盐运司衙门的人可以监守自盗，要么通过盘剥盐场灶户，比如克扣盐场灶户的工钱、截留盐场上交的食盐，要么通过收取盐商的贿赂，吃盐商的回扣等途径，损公肥私发家致富。

　　　　开中制废除后，这些人则通过超额收取盐场盐税，压榨各地盐场获取收入。

　　　　至于每年上交的盐税，过去是给户部，后来则是交到内库，沿海从北往南七个盐运使司衙门，每年上交的盐税银子却不到二十万两。

　　　　与此同时，天下盐价居高不下，结果是皇帝背着贪财的黑锅，而这些盐官们却捞着大量的实惠。这就是盐务的现状。

　　　　鹿善继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也不是要把那些已经转归民营的盐场重新收归官办，毕竟要把所有盐场收归官办，也需要大量的银子来赎买，这是朱大明目前做不到的。

　　　　当然了，若是采取不负责任的办法，直接颁布一道圣旨，将天下盐场全部强行收为官办，估计也能推行下去，但是这么干的话，引起的反弹可就大了，皇帝的名声也就全完了。

　　　　而鹿善继建议的办法则是掌握食盐，只要食盐专卖的制度立起来了，执行好了，至于盐场到底是官办还是民营，可以留待以后再说。

　　　　而要掌握食盐，把食盐专卖的制度立起来，就必须以官方定价，收购所有盐场出产的食盐，由朝廷设置的盐运司衙门统一批发给各地的盐商，不许盐场直接卖给盐商。

　　　　对盐商则采取许可制，通过发放执照来征收盐税，通过给予盐引来调控配额。

　　　　这样一来，盐商想要拿到较大数量配额的食盐，就只能听从朝廷的招呼，或者以相对高价直接购买，或者以运粮到九边换取可以免征盐税的盐引，如此一来开中制就能够继续推行了。

　　　　而且朝廷统一收购的食盐，也可以通过批发给相应地区中小盐商零售的方式，调控市场上的盐价，不至于让老百姓吃不上盐。

　　　　这样的政策，当然有疏漏之处，对盐场和盐商可能也不公平，但是朱大明如今考虑的，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是通过食盐专卖制度，让盐场和盐商能够更好地为朝廷所用的问题。

　　　　事实上，开中制并不是明朝的时候才有的，早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广泛施行了，宋太宗赵光义的时候，为了鼓励商人运粮到西北边境，就开始施行盐引制度，商人将若干粮草运至边关，可以得到一张盐引，凭借这张盐引到指定盐场，可以领取一引盐，然后凭引贩卖获利。没有盐引，那就是私盐，而贩私盐在历代都是重罪。

　　　　这个制度到了宋仁宗的时候，有了改变，商人可以直接花钱向朝廷购买盐引，但是此时的盐引不是领盐的凭证，而是购盐的凭证，有了盐引才可以购买和销售食盐。

　　　　这个时期，盐引成了商人经营盐业的凭证，通过购买盐引获得经营盐业的许可，而且在商人之间还可以相互转让。

　　　　到了明朝，一开始为了消弭北方边患，鼓励商人运粮到北部边境，采取的是宋太宗时的做法。

　　　　到了后来北元彻底衰落，朝廷对长城以外的异族采取羁縻政策，开中法随之被废，朝廷对待盐务就采取了宋仁宗时的做法，直接出售盐引，有了盐引才有运输和贩卖食盐的资格，朝廷则在出售盐引的同时，对盐场和盐商征收盐课，也就是盐税。

　　　　由于发售盐引已经收取了银子，所以朝廷定的盐税并不高，三十税一。

　　　　跟后世比，这个税率简直低到令人发指，就这样一些盐商还是不知足，勾结盐官、盐场一起偷税漏税。

　　　　最可恨的则是，万历后期盐引由户部发售改为内廷发售以后，滥发盐引的问题日益严重。

　　　　特别是到了天启年间，辽东边患越来越严重，发售的盐引原来越多、越来越低廉，而盐引的有效期也是越来越长了，有的甚至长达五十年。

　　　　这些做法属于典型的杀鸡取卵、寅吃卯粮，一点也不给后人留余地。

　　　　到了崇祯登极的时候，盐政问题已经集中难返，而崇祯又是个好面子的皇帝，对万历晚期以及天启年间超额超期发售的盐引一律采取默认态度，想提高盐税的额度，又屡遭朝臣之中利益集团的反对，结果白白看着大量盐税流失却毫无办法，最后终于财政破产，亡国亡身亡天下。

　　　　这一世，朱大明当然不会眼睁睁看着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对天启年间发售的盐引，凡是未兑现的，一概重新核对并更换新的盐引，凡是有效期限超过三年的一概按照三年计算，从此禁止发售超过期限超过三年的盐引。

　　　　鹿善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打破如今盐务问题的利益格局。

　　　　如今涉及盐务的有三方，一个是盐官，另一个是盐商，再一个就是盐场。

　　　　这三方之中，盐场处在被盘剥的地位，不管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盐场的盐户都是最苦的阶层，而盐官和盐商则相互勾结，一些大盐商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