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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历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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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实现它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让我们来谈一谈金融信息服务到底在我们的世界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它仅仅是一件出售的商品吗？ 我认为金融信息绝对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想想金融信息的传播速度有多么迅速吧。2002年在纽约我们就有150个活动，所请到的发言人有科菲·安南和前美国财长拉里·萨默斯，他们曾和我们的驻印度记者谈论印度的经济政策。在以前，假如我常驻印度，我不会去关心我在华盛顿的读者。但是路透社要实现这一点，不到一秒钟，我们驻印记者所说的话就会出现在每一块荧屏上，传递给全球各地的金融部门。假如今天萨达姆发表了讲话，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才知道他说了什么，全世界当时就收看到了他的发言。我们影响了政府和银行的决策，这些机构每天要处理数百亿、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所以我认为这种全球性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访谈（3）
领导这家特殊公司，是否需要一些特别的领导力？ 这是个好问题。我不认为这是一家多么特殊的公司，我也不认为这家公司在领导力上有什么特别的需要。它真正需要的也许是通才，你得喜欢你的事业，你得将自己的利益与公司、员工和客户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此，（领导力）不仅仅涉及收入水平、利润状况，以及预算和统计数据。从基本上来讲，我们正在做的是，将内容—不管是新闻还是数据—和技术应用到两大主要市场中：金融和媒体。我们的事业遍布全球，态度比较中立；我们公司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我们的总部设在英国，而我是个美国人，我的妻子是欧洲人；我在世界各地办公；我们只有15％的收入来自于英国市场；我们的目标是成为每个我们所服务的国家的一家本地企业。 我们不是麦当劳、耐克那样的跨国企业。麦当劳是一家美国企业，它只是将美国食品出口到其他国家。路透社不是一家民族企业。对你的问题的最好回答就是，它必须具备全球视野。运行着路透社的不会全都是美国人或者日本人。你必须关心客户的所作所为，必须关心编辑记者们的所作所为，并为技术而激动。这些事情永远都能让我兴奋。 那么在过去18个月中，你犯的主要错误是什么？ 毫无疑问，这是个好问题。在用人方面我犯了一些错误，这是个人的问题。你会感觉到，不合适的人被放在了不合适的位置上，比如说我们在客户方面的某些人员。出现了这种情况你就需要进行调整。但你知道，人有时候难免会心软，不能足够快、足够迅速地进行调整。即使如此，员工仍然会骂你太过分。 在“9·11”发生时，你在做什么？对于你和公司而言，这是一次重大的挑战吗？ 是的，我们有6个人（在“9·11事件”中）丧生。首先，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进入了危机状态。对我而言，这同样是一次危机。以前我们也遇到过需要完成很多工作的困难时刻，但只有这一次称得上是危机。所以，我们马上明确最重要的三个方面：一、我们的员工；二、我们的客户；三、这起事件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 我们有很多员工在世贸中心里面工作，因为我们的纽约分部设在那里，我们在纽约的网络中心也设在那里。那天早上，事件发生时我们还有很多员工正在世贸中心里为客户服务。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对我们的每一个员工负责。我们大概有500名员工在那里，丧失了6名员工的确是一幕惨剧，但是我们已经把损失减到了最低。 第二是我们的客户。受到影响的不光是在世贸中心里办公的客户，由于电力供应和通讯的中断，我们分布在全球的许多团队紧急加班，恢复通讯和备份系统，以使我们的客户可以坐在家里进行交易。 第三，我们立即计算了该事件从财务上对我们的影响。虽然我们损失了数百万美元，但是这些和丧失的生命相比就无足轻重了。 很多时候，公司的成败更多地取决于整体经济环境的好坏。在今天全球经济已进入不景气的状态下，路透社是否具有新的增长空间？ 我认为类似于1999年至2000年那样的经济状况不会很快到来。那时候，经济泡沫达到了巅峰，互联网热高烧不退，电信股票一路上扬，后来的种种丑闻也是在当时蓬勃而生。但我们的看法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服务业将回到比原先更具长期发展势头的轨道上，增长率保持在3％～5％，而不是那种疯狂增长。但是在某些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上，它也有可能实现更快速的增长。比如在中国，现在这里的金融服务市场相对还很小。但是，对我们来说，中国拥有极大的潜力，我们在这里开展了不少很好的项目，尤其是在技术解决方案方面，如我们帮助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了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中国，我们实现的增长速度远超过了德国这样的国家，那里的情况比较令人沮丧。 路透社对你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吗？比如，你可以去领导IBM，它同样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但对于个人，相对于其他杰出的公司，路透社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吗？ 不，不会一样，它（IBM）对我而言没什么特别的意义。这并不是说IBM不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我想管理IBM也许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许会发现一些不同之处。但是路透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你会爱上这里，这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你曾经编写过软件，加入路透社之前你是一名律师，这种职业经验对今天的工作有何种帮助？ 因为编写软件的缘故，我知道了一些技术上的东西。当时我负责的那家公司在技术密集程度上与路透社相当。要管理一群技术专家，自己不一定需要是专家，但是这会很危险。因为你的软件工程师会动不动就告诉你：“老板，（开发）这个软件我们花了1000万美元。”我知道这其中的成本到底有多少，因为我自己编过程序。科技很重要，它让你有勇气怀抱越来越大的梦想。我当时所在的那个公司是把即时通讯软件转化成金融产品。 我当律师时，业务涉及的主要领域是公司财务。这段经历让我了解了客户的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我做过IPO，曾帮风险投资者创立投资基金，还做过资产评估。不管是做技术还是当律师，我做了大量向客户提供服务的工作。不过最后对我产生影响的经历是，我发现合并和收购根本不能解决企业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要不就是企业支付了过高的并购费用，要不就是增加了决策的执行难度。并购不是万能药，它只是若干工具中的一种，除此以外还有建立协约、结构调整等手段。只依靠并购的方法来实现企业发展的想法是疯狂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访谈（4）
哪些商人令你特别尊敬，为什么？ 我不知道。有很多很多商人都比我出色得多，有成就得多。但我崇敬曼德拉、图徒大主教这样的人，他们为世界创造了和平。不能否认，商人肩负着非常重要的工作和责任，但他们不是神，他们不能决定人的生与死，以及国家政治自由。从根本上说，他们从商是以赚钱为目的，他们要兼顾股东、员工和所在社区的利益。你刚才讲到的美国制度的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商人被奉成了神，可他们不是。所以，我很尊敬商人，但是，还没有哪一个商人让我觉得很伟大。 2002年12月，英国伦敦
罗伯特·汤姆森
罗伯特·汤姆森（Robert Thomson，1961－），英国《泰晤士报》第一位非英国籍总编辑。 汤姆森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圣齐尔达基督兄弟学院，初以送稿生的身份加入墨尔本的《先驱报》，后成为《悉尼晨报》和《时代报》的驻北京记者。在2002年被传媒大亨默多克指派为伦敦《泰晤士报》总编辑之前，汤姆森是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主编，帮助该报打开了北美市场。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变革中的《泰晤士报》（1）
“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205年后，1797年8月4日的《泰晤士报》对那位姓拿破仑的法国军人的描述，仍栩栩如生。当代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说，创办于1785年的《泰晤士报》与三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已是18世纪末英国人日常生活中两个主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人们常说《泰晤士报》是时代的记录者，我喜欢这个看法。”罗伯特·汤姆森，该报现任总编辑相信，尽管媒体世界已然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泰晤士报》的使命仍是成为客观世界的记录者。而这位形容削瘦，身材高大，走起路来明显驼背的41岁的澳大利亚人，在2002年初成为这份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或许也是声誉最卓著的报纸217年以来的第一位非英国籍的总编辑。这是个令人震惊的任命，汤姆森说自己与他的老板鲁伯特·默多克仅仅是在这项任命的前几个月才开始接触的。尽管他们同是澳大利亚人，都有一个中国妻子（一些人甚至怀疑，邓文迪在这个决定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也尽管《泰晤士报》已失去了它在19世纪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但它的总编辑仍是英国社会最受尊敬的职位之一，它像大洋彼岸《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一样，是全球新闻界无可置疑的领袖之一。 “人们对他怀有成见的部分原因是他是一个外来者。”除了是第一位外籍总编辑这一点，罗伯特·汤姆森与鲁伯特·默多克之间的关系同样引起人们的猜测。同时拥有《太阳报》与《泰晤士报》的默多克长期被视作是一名“掠夺者”，“一位拥有了媒体权力却缺乏相应责任感的无耻商人”……20年前，他与《泰晤士报》传奇总编辑哈罗德·伊万斯的争执被后者描述成是一场“藐视编辑独立”的背信弃义之举。今天的汤姆森不无俏皮地说，当时他不在场，而哈罗德·伊万斯在《Good Times，Bad Times》中对默多克本人的记录与大多数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恰恰相反，默多克先生真正的关注是如何将《泰晤士报》变成一份伟大的报纸，而非只盯着预算。“对，我为此感到骄傲。”汤姆森重温10个月前，他确切得到这个职位时的感觉，它有效地将他从另一种沮丧中解救出来—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主编，他是《金融时报》总编辑职位的有力竞选者之一，但这个位置最终被给予了安德鲁·高尔斯（Andrew Gowers）。尽管从不喜欢成为明星，但美国的5年经历却使罗伯特·汤姆森成为了真正的媒体明星。他经常出现在CNN、CNBC的财经谈话节目中，他是美国商业记者协会的主席，是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的特别顾问，还是艺术协会的领导人。作为《金融时报》美国版的创办者，他使《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发行量迅速增长，他本人也因其与众不同的气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迅速建立《金融时报》在美国的声誉和形象”，汤姆森解释说，他的公共活动主要是源于职位的需要。但他在《金融时报》的成功能够确保汤姆森先生领导的、自我承认常常“羞涩”与“紧张”的《泰晤士报》走出困境吗？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这份报纸因伟大的传统而保持着卓著的声誉，但后来却越来越失去其影响力。它68万的发行量比起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每日电讯报》100万的发行量要相形见绌。《每日电讯报》与《卫报》都在纷纷猜测外来者汤姆森到底意味着什么？前者会讥讽汤姆森不无怪异的言行、他明显的驼背以及他的中国妻子与他的“中国味”。后者会关注他那类似旧式花花公子式的衣着，他不习惯穿新闻界习惯的蓝色与灰色，而喜欢棕色的阿曼尼……他们会共同引用《泰晤士报》内部员工的看法，“是的，汤姆森先生有点神秘”，他没有像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进行大规模的裁员，就像他自己说过的，他有点不可预料。 但几乎每个与他共事的人，都会说他是个好人。他的确是个好人，在他那光线有点昏暗、布置有点破旧的办公室内，他态度的友善程度令人吃惊。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北京的工作经历至少使他记住了“你好”怎么说。在他咳嗽时，他说“金嗓子喉宝”的效果很棒。他还说他认为《黄土地》比《红高梁》拍得更好。他安静，他耐心，他的回答常常过于简单。他笨拙，他的西装也我没有想像的那样光鲜。他不是电影中那些典型而伟大的新闻人的形象—精力过分旺盛、大声训斥、行动有力、雄心勃勃……但他的确保持了某种正逐渐消失的新闻从业者的气质。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那种没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旧新闻人。17岁时他成为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的Copy Boy，他熟悉报纸的每一个细节；他依靠经验、直觉，而非牛津或是哈佛大学的教育来理解这个世界。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我一直在期待他能够以更华丽的、与众不同的方式来定义自己与他领导的报纸，但他却总是从更具体的细节开始阐述。他讲述在过去的10个月中，他怎样开始改观了《泰晤士报》，使它的发行量增长至70万份。他一再强调，新闻业的基本尝试，就是如何更客观地呈现事实。他说“人们买报纸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想法和偏见能得以佐证”。但他希望《泰晤士报》打破这种习惯性的偏见，使我们接受真相，而非成见。他不愿流露出我渴望见到的那种“历史使命感”与“全球性的勃勃雄心”。对我提到的该报历史上最杰出的两位总编辑托马斯·巴尼斯与约翰·德兰尼缔造的伟大传统，他似乎也并未感到某种压力，前两位使《泰晤士报》变成了19世纪英国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它推动法案的通过，利用舆论终止战争。而德兰尼先生则更使他本人成为权力的中心，他与政治人物交往甚密，他将这种内部消息变成了影响剧烈的公共舆论。传说一位《泰晤士报》的员工曾自豪地目睹了德兰尼在街上骑着马，而他的两边各有一位公爵步行尾随。
变革中的《泰晤士报》（2）
“我很了解《泰晤士报》伟大的前任，但不是人物本身，更多的是这份报纸的声誉。”罗伯特·汤姆森说自己从未试图成为德兰尼式的人物。他说他与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等政治家的关系很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试图施展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就像他一直试图表达的，他无意成为一位英雄的总编辑，而更想隐藏在报纸背后。在被各种立场左右的英国媒体业，汤姆森却试图大声地强调媒体报道的客观性，尽管他的老板默多克以通过报纸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而著称。亚洲与美国的工作经历，使他不喜欢过分强调文化差异，他相信一个英语良好的中国人完全可以编辑一份澳大利亚报纸。同样的，也没有过分的理由对他这样的闯入者抱有太多的成见。 但在更多人的眼中，这位不事张扬、经历丰富、不无神秘与怪异的澳大利亚人的确掌管了一家过分特殊的报纸—它是全世界第一份脱离了政党影响的独立性报纸，是第一家使用蒸汽机技术印刷的报纸，也是全世界第一家运用了舆论力量推动重大政治变革的报纸。从拿破仑时代到布莱尔岁月，几乎没有一家机构能够比它更好、更长期地充当了记录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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