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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极限-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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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就要开始的时候，拉姆斯菲尔德不想让任何局外人扰乱战争计划。这位国防部长尤其对国务院和一些军官认为伊拉克会带来一些挑战的说法感到恼火。他依靠费斯封住多管闲事者的嘴，把第四阶段计划建立在最好的假设之上。费斯又一次完成了任务。难怪拉姆斯菲尔德把这位下属说成是“难得的天才”，拉姆斯菲尔德有充分理由感到满意。
可是，拉姆斯菲尔德的设想好像站不住脚。不管费斯在余生取得什么成就，也不管他为自己的墓碑选择了什么铭文，历史将会记住这个“地球上最愚蠢的家伙”。
最具决定性的判断来自汤米？弗兰克斯将军。作为美国中央司令部2000～2003年的司令，弗兰克斯先是策划并指挥了入侵阿富汗的行动，之后又主导了入侵伊拉克的行动。弗兰克斯在美军攻陷巴格达之后马上退出现役，毫无疑问地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高级军官，一时获得了类似娱乐界名人一样的地位。他也至少暂时得到了高度尊重，因为这位司令接连取得了两场所谓的决定性胜利。在2004年白宫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弗兰克斯获得了“总统自由勋章”，乔治？W？布什称赞这位将军是位“才华横溢的战略家”。在阿富汗，弗兰克斯“仅在数周之内就击败了塔利班”。在伊拉克，他“击溃了萨达姆政权，不到一个月就攻入了巴格达”。由于这些成果，总统继续说道，“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今天正在建设一个安全和永久*的未来”。布什宣称弗兰克斯将携“解放者”的头衔进入历史。
同年，弗兰克斯出版了个人*，该书迅即成为畅销书。《美国士兵》（American Soldier）的主要目的是为布什总统所讲的这个英雄故事添枝加叶，确保这位将军的一世英名——既是一位伟大的军官，也是两场历史性胜利的首席设计师。在数章节的描述中，弗兰克斯成为布什解放故事中的核心人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弗兰克斯开始猛烈攻击费斯以及其他可能成为胜利者花环竞争者的人。《美国士兵》成了一场争名逐利的演习。弗兰克斯把布什总统这位总司令描绘成一位介于热情的拉拉队员和无动于衷的旁观者这两个角色中间的人。虽然弗兰克斯没有直接批评布什总统，但其他人不会这么轻描淡写。这位将军嘲笑华盛顿文职官员“思想傲慢”，幻想仅凭空中力量“就能敲开大门，使流亡的伊拉克反对派组织高歌猛进，解放国家”。他指责白宫“反恐沙皇”
理查德？克拉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吹牛者，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则是一位难打交道的上司，弗兰克斯一直耐心地在与之周旋。弗兰克斯也没能放过他的职业军队同行。他攻击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工作人员是“不要脸的”官僚，他们的建议加起来也不过是“视野狭隘的废话”。
难道说道格拉斯·费斯很蠢，就能证明汤米·弗兰克斯很聪明吗？（2）
简言之，谈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时候，弗兰克斯试图消除任何有关谁在主事的疑问：从头到尾都是他在主事。入侵计划是他一手拟订的，反映了他对如何发动此类战役的想法。弗兰克斯称，从“9？11”开始，中央司令部一直是“自下而上提出战略”，而不是坐等华盛顿“自上而下部署战术”。
于是，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得出的第二个教训（强调需要赋予高级军事领导人更多自由空间）马上遇到了问题：在酝酿阶段就放手指挥战争的将军称，在整个过程的每个步骤，关键决定都是他作出的。文职人员的干扰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弗兰克斯拒绝让文职人员插手。“我的名字不是威斯特摩兰，”他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咆哮道，他提及的这个人是在越南战争期间统率美国军队的将军，“我可不是唯命是从，让华盛顿给我们在机舱里和地面上作战的孩子们指点战术和目标。”
这样，如果形势在美军占领巴格达之后急转直下的话（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责任应该由发号施令的那个人来承担，仅仅指责华盛顿是不够的。如果军队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时还没有占领这个国家的明确计划，那么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个失误的首要责任应由军队指挥官来承担。如果计划上的失败导致后来叛乱的出现，首要责任当然还应由这位指挥官来承担。
除非《美国士兵》是一派胡言，否则因伊拉克的混乱而指责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费斯等文职官员是极其不公正的。因为他们没有发号施令，是汤米？弗兰克斯在发号施令。在这种情况下，放弗兰克斯一马是放弃军队的核心原则，即指挥官显然应为军队做到的和没做到的一切负责。
可是，不管弗兰克斯的失误多么严重，只指责他一个人也是不公正的。在阿富汗，他曾声称塔利班已经被“挤压得销声匿迹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高兴得太早了。在伊拉克，他也遭遇了失败。但这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的表象：在从所谓的军事优势中争夺政治好处时，美国人的投资收益来得都是很龌龊的。
对于这个现象，一个经常被忽视的解释是，冷战后美国将军的素质连平庸都够不上。美国军队的整体素质虽然如日中天，但最新一代四星将军们却够不上这个水平。
这是一个当今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不愿爽快承认的小秘密。在美国前所未有地严重依赖军队来支撑全球领先地位的时候，美国军队高级领导人的素质却一直令人失望。军队热情很高，技术出类拔萃，但一流的将才却难得一见。
分析一下最近的军事历史，问题并不像巴提斯特和其他牢骚满腹的军官们说的那样，是高级指挥员缺乏权威。实际上，文职决策者赋予高级指挥官很大的计划空间和行动空间，问题是将军们没有聪明地运用他们的权威。
支持这一说法的证据比比皆是。首先是“沙漠风暴行动”，一场所谓的历史性胜利被两次严重失败弄糟了。第一个失败是，美军允许萨达姆军队的中流砥柱伊拉克共和国卫队逃过了一劫。第二个失败是，1991年3月1日签署的停火协议让这位*者拥有了足够的喘息空间，*了萨达姆内部政敌发动的起义。这些失误直接源于一线指挥官的错误判断。一个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另一个是横加干涉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将军。结果，萨达姆依然掌握着权力，美军依然在波斯湾安营扎寨，其后果证明极其严重。
难道说道格拉斯·费斯很蠢，就能证明汤米·弗兰克斯很聪明吗？（3）
指挥官的错误尽管较小，但也给翌年开始的索马里人道主义干预行动蒙上了阴影。美国指挥官不顾基本的安全原则和统一指挥要求，赋予军队清除军阀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Mohammed Farah Aidid）的任务，结果使军队陷入了他设置的陷阱。虽然后来这一事件被奉为英雄主义插曲，但这场著名的摩加迪沙之战几乎毫无意义。然而，这么一场小小的技术性挫折就让克林顿政府的索马里政策土崩瓦解，奥萨马？本？拉登甚至把这次失败解读为美国虚弱的证据。
在华盛顿，寻找替罪羊的行动几乎马上就开始了。批评者们一口咬住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Les Aspin），让他做替罪羊。他很快就失去了工作。但是，这场小型灾难的真正原因是，托马斯？蒙哥马利（Thomas Montgomery）少将和威廉？加里森（William Garrison）少将看错并严重低估了对手。结果，他们让自己的部队遭受了惨败。这一次还是愚蠢的将军为将来更大的问题埋下了祸根。
接着就是“盟军行动”，即1999年北约轰炸科索沃，由北约最高司令威斯利？克拉克将军策划并指挥。当代的文献把科索沃战争描绘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外交误判的结果。但是，科索沃战争同样也是一场“克拉克的战争”。
迫在眉睫的政治问题是科索沃是否依然是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塞族统治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坚持认为科索沃依然属于塞尔维亚，并用高压手段*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分离主义者。对克拉克来说，他的大脑里有更宏大的设想。他认为科索沃战争是一个机会，可以展示北约在冷战后依然有用，也可以验证他所喜爱的强制性外交理论，即“动用军队但不使用武力”，从而实现政治目标。克拉克期望仅仅威胁就足够：适当展示优势力量就会说服对手让步，不必真正扣动扳机。
于是克拉克决定与米洛舍维奇摊牌，相信可以带来一个干净利落、不必流血的结果。“我了解米洛舍维奇，”克拉克向华盛顿的官员保证，“他不想挨炸。”
米洛舍维奇得寸进尺，说克拉克是虚张声势，于是北约不得不开火。克拉克希望三至四天空袭就能让塞族人屈膝投降。他又错了。米洛舍维奇手里还有让人出乎意料的手段：在科索沃加大种族清洗力度，制造巨大难民危机，让克拉克防不胜防。同时，北约的轰炸行动一直在进行。78天之后空袭最终结束时，829架战机已经飞行万架次，耗费万件武器。北约炸弹炸死了约500个平民。克拉克的“动用军队但不使用武力”理论没有奏效。之后不久，这位将军便匆匆地提前退役了。
回顾这些误判的目的在于：汤米？弗兰克斯在策划和执行这两场战争中的明显缺点并不独特，它们是整个模式的一部分。冷战结束后，面对战时指挥挑战的高级军官们一次又一次地表现欠佳。
在伊拉克，弗兰克斯让出指挥权后，这个模式仍在继续。理查多？桑切斯（Ricardo Sanchez）中将2003年抵达巴格达时，他所继承的是此起彼伏的叛乱局面。他压制这些叛乱的努力取得了相反的效果：桑切斯眼睁睁看着局面更加恶化，阿布格莱布丑闻更是火上浇油。2004年，乔治？凯西（George Casey）将军接替桑切斯，主导伊拉克战事，结果伊拉克逐渐滑入类似全面内战的状态。桑切斯和凯西不仅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反而成了更遥远的事情。
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于2007年2月接替凯西，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反叛乱学说，并承诺派遣3万名士兵前来临时增援。在彼得雷乌斯任期内，伊拉克的暴力局面平静下来，但很大的原因是盟国部队开始拉拢逊尼派部落领袖，他们是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的最强劲反对派之一。贿赂和枪炮支持让逊尼派转而对抗昔日盟友“基地”组织。这真好比是警察付钱让瘸子去抓阿飞。
观察家们对彼得雷乌斯的成就称赞不已。2008年，“伊拉克自由行动”进入第六个年头，这位将军成功地让这场战争远离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是，不管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多么欢迎这个局面，现实局面的真正改善依然有限。彻底平定伊拉克局势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希望。“成功”只是一种稳定的僵持，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仍将吸引美国军队的注意力。
这一状况的底线是：不管多么令人讨厌，文官的干扰不能完全解释冷战结束以来美军的糟糕战绩。有人说从施瓦茨科普夫到彼得雷乌斯的高级指挥官都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纵然有充裕的资源和较大的自主权，这些将军们也没把工作做好。战争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质疑这些军官的良好愿望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他们都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战争中，高级指挥官的表现一直不如他们麾下的军队。
“在最高层次上，”温斯顿？丘吉尔曾评论道，“真正的政治和战略是一体的。”不管文职权威部门表述得多么不完美，将军的根本职责是维持政治与战略的统一，取得胜利，推进国家的更高目的。伟大的军官会让军队意志坚定，他们也会使战争和政治协调一致。
美国的军事传统中不乏这样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司令时是这样的人物；南北战争时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是这样的人物，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威廉？T？谢尔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和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应该也属于这一类人物。
从警报、远征和干预的数量看，冷战后时代或许是美国军事历史上最繁忙的时期，但没有一位将军具有称职的指挥才干。这一时期，行使战时指挥权力的高级军官并不缺少权威，他们缺乏的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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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征兵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主意
这让我们想到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表面教训：废除志愿兵制，恢复征兵制，从而消除军队与社会的隔阂。
征兵制是一个坏主意，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供养不起大规模义务兵军队。五角大楼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扩充万人。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一温和增长的费用约为1 080亿美元。为了训练、装备和维持当前现役部队，并支付当前行动的费用，五角大楼现在大约每年花费7 000亿美元。如果把军队规模扩大到300万，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足以维持“小规模战争”帝国战略，那么每年国防预算就会上升至1万亿美元。即使补充军队所需的兵源是存在的，钱却不知从哪里来。
军队也不需要这么多人，除非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越战结束时，理查德？尼克松首次提出废除征兵制，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赞同这个想法。从那时起，除了海军陆战队，每个兵种都喜欢拥有一支训练有素、长期服役的“武士”队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解散了在以前战争中招募的义务兵，认为他们“的确没有价值、没有优势”。他可能违背了政治正确的原则，但他忠实反映了五角大楼的普遍看法。实际情况是，四星将军们认为公民士兵是一种麻烦，而非一种财富。
希望恢复征兵制可以给政治注入活力，就如同设想把耶稣请回圣诞节就会再次唤醒美国人的灵性一样。这个幻想虽然足够可喜，但它首先忽视了把宗教假日蜕变成购物狂欢的动力。
称赞尼克松总统终结了征兵制就如同认为是梅西商店（Macy’s）利用耶稣出生赚钱一样，这忽视了其背后的故事。尼克松放弃义务兵役制的时候，这个制度早已经奄奄一息了。是美国人终结了征兵制。在这场可鄙的战争中，他们收回了赋予联邦政府的特权，不能再命令公民去服兵役。尼克松是想挫伤反战运动的锐气，出于这个玩世不恭的原因，他同意了公众的要求。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为新的共识奠定了基础，因而确认了服兵役是一种个人选择。很快，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中间派都表示拥护，这一安排成了永久*。
在“9？11”之后的短暂时间里，布什总统可能重新思考过这个共识。他可能提出过确立新型军民安排，让美国社会更广泛地分担兵役负担。也许想到“人民军队”会限制他个人的行动自由，布什还是肯定了现有安排。从那以后，布什政府的显著失误，尤其在伊拉克，使这个交易更显神圣。实际上，全球反恐战争复苏了越战时期的街头智慧，政客们要么无情，要么愚蠢，宁愿牺牲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也不愿承认自己误判造成的后果。不管“基地”组织带来了什么威胁，多数有年轻儿女的家长都会视征兵制为子女幸福的更大现实威胁。
所以，不管征兵制在理论上有什么吸引力——或是让美国人告别懒散，或是提醒国会履行职责——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可能除保守主义福音派之外，没有选民会赋予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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